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一文中，通过契诃夫小说中那种“突然绽放，缺乏明确意义”的细节，阐释了契诃夫的生活观。比起那种给每件事情都贴上明确意义的价值观，契诃夫更理解生活的浑浊，也更理解在混沌生活中发问与行动的我们。
本文摘选自《真看》中的《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一文。
01
契诃夫想到的“生活”
是一种扭捏浑浊的混合物
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我想起这个问题时，正很不自在地观看百老汇出品的《玩偶之家》。温和而难以捉摸的契诃夫有次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跟你讲吧，易卜生根本写不来戏！……易卜生不懂生活。生活中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玩偶之家》讲述了一个女人屈从而最终逃脱她丈夫的故事。易卜生并不笨拙，他没把娜拉的丈夫托瓦德塑造成穷凶极恶，而只是缺乏理解力。然而他还是忍不住告诉我们，托瓦德的不理解到了何等愚蠢的程度。娜拉欺骗丈夫，为的是保护他。他发现被骗后勃然大怒。
剧的最后，娜拉告诉他，她要走了，因为她从来只是他的玩物罢了。托瓦德“原谅”了她的欺骗。娜拉哭了，因为托瓦德不懂。“你为什么哭呢？”托瓦德问，“是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的欺骗行为？”此刻，观众们会心窃笑。可怜的愚蠢的托瓦德，还以为原谅了老婆就能万事太平！易卜生将托瓦德之蠢向我们和盘托出。
那么当然，契诃夫反对易卜生，肯定是不喜欢他那种自说自笑的感觉。他以这种情景中的戏剧化的“讽刺”为乐，实际上，他只能想出这种戏剧化的讽刺，就像有些人只能在宽沿纸上写作一样。易卜生的人物太容易理解了。我们理解他们，是把他们当作虚构之物来理解的。他总是为人物系紧道德的鞋带，让一切都整洁、体面、可知。他笔下人物们的秘密是可知的秘密，而非契诃夫人物身上真正的隐私。它们都只是些中产阶级的秘密：一个旧情人、一份违约的合同、一个敲诈者、一笔债、一个不想认的亲戚。
而契诃夫想到的“生活”是一种扭捏的浑浊的混合物，而不是对诸事的一种解决。我们只要看一下他保存的笔记本就很能理解了。实质上，这个笔记本就像一个床垫，里面塞满了他偷来的钱。它满是谜团，却得不出什么结论，它写满了惊奇的一瞥、可笑的观察、暗涌着新故事。
代替床单的是——脏桌布。
那条狗走在街上为自己的罗圈腿感到羞耻。
那是一些矿泉水瓶，里面放了些樱桃干。
在旅馆老板保存的账单里有一项是：“臭虫——十五戈比。”
他剔好牙齿，把牙签放回玻璃杯。
在饭店的一个私人房间里，一个有钱的男人，脖子上系着餐巾，拿叉子碰碰鲟鱼：“至少我死之前还能吃个零食。”—而且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说这话，每天都说。
你希望女人们都爱你，就要特立独行；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管夏天冬天都穿毡靴，而女人们都爱上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将细节，甚至视觉细节，都当成一个故事，把故事当成一个谜。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细节几乎从来不是一个稳固的实体；它是一个缄默的事件。他发现世界就像他本人一样吞吞吐吐讳莫如深——生活便如一棵树上挂着不同的故事，悬垂着种种隐私。对他而言，故事不仅始于谜，亦终于谜。
契诃夫的笔记本里没有反省。一切都带有相同的确凿、就地、随意的性质。我们可以从某个条目里推测契诃夫的性格，也同样可以从另一个条目或者所有条目里去推测。一个朋友说他“闷闷不乐，那双敏锐而智慧的眼睛总是远远地打量着一切”。从亲友的各种回忆中，我们能够想象出，这个男人好像总是比他本人更年长一些，也比他遇见的任何人都更年长，好像他活了不止一辈子。
他不会让自己一览无遗：他平易近人但难以捉摸。他会突然微笑，能像喜剧演员一样让怪事都显得似乎在所难免。有一个演员请他解释，《海鸥》里的特里果林算哪种作家，他回答说：“可他穿方格条纹的裤子。”
D.S.米尔斯基，一位旅居英国的俄国评论家说，契诃夫在英国很流行，因为他“罕见地彻底排斥我们所谓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契诃夫专门料理平淡无味的生活，这种看法离事实和契诃夫的写作相去甚远。契诃夫的作品是奇怪、残暴、绝望、不幸福的喜剧。
02
“真正有才华的人永远在暗处”
目前最完整的英文传记出自唐纳德·雷菲尔德，他给软绵绵的英美版契诃夫蒙上一层阴云，这是好事。在这本传记里，契诃夫仍然迷人、机敏、体面。他仍然是那个为家乡图书馆买新书的人，他免费分发药品，成了一个医院督察员，离梅利霍沃他家农场很近。
但我们也看见契诃夫的生活离作品很远。他逃离人际关系。而他在爱情上的做法则有些冷酷甚至可憎，尤其考虑到他自己是一个对痛苦极其敏感的人：他总是鼓励女人爱上自己，然后，逐月逐月地冲淡她们的激情。他很少或根本不回她们的信。
在写作最高产的阶段，1892到1900年，他住在梅利霍沃的房子里，在莫斯科以南大约五十公里。同住的有他尽职尽责的姐姐玛莎和他的父母。在此，他试图剪除不必要的人际交往。契诃夫擅于调情，性方面，则偏好妓院和露水情缘。但他忠于家庭，在莫斯科读医学院时，他就成了养家的人。
1860年，他生于俄国南部的塔甘罗格。他的父亲帕弗，大约可以视为契诃夫精细勾勒的那些伪君子之原型。帕弗开了家杂货铺，而他经手的一切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宗教。
契诃夫后来成了一个不信上帝的作家，他憎恨肉体虐待，每一页都在反对任何光辉夺目的迹象，在小说里装满伪君子。
然而做儿子的没有抛弃父亲，契诃夫全家一搬到莫斯科，安东便平静地负担起全家的生计。他劝诫哥哥们不要胡天野地地生活，他有种奇异的不知哪儿来的成熟，有时候让他显得好像独占了什么隐秘的幸福。
“有教养的人”的生活遵循八条准则，他在一封长信里告诉他的哥哥尼古莱。你要节制性事，不要夸夸其谈。“真正有才华的人永远在暗处，在人群中，绝不招摇过市哗众取宠。”
契诃夫一家生计都要靠安东的文学收入。这笔钱起初很少。契诃夫粗手粗脚地写了六年——为报纸搞些讽刺小文、人物速写、幽默漫画、润色。（当然，他的成熟作品有一种辛辣，有时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教育性，令人想起漫画或速写。）
他遇见了阿列克谢·苏沃林，《新时代》的老板，这成了他所有伟大作品的基础。苏沃林早就注意到了契诃夫写的东西。1887至1900年间，他是契诃夫的赞助人，也是最深入交流的对象。
《草原》（1888）是第一个登上“厚杂志”的短篇小说：从此契诃夫便是一个有名望的作家了。他只有二十八岁，这个故事也还有些迟疑不决的地方，比如还是忍不住写了过于戏剧夸张的恶人（犹太商人摩西和所罗门），他们看来有些狄更斯的腔调，但很显然是抄自果戈理。
但成熟期契诃夫的妙处，在此多已具备了；这是一个早年的脚印，由一个更轻量级的人所留。尤其一点，这个作品的写法乃是以一种忸怩的步子前进，漫无目的，任意而行，其速度取决于想象力。
契诃夫发现了一种相似性，原来我们对自己说的和我们对别人说的差不太多：两者都是败露的隐私。两者都是失落的秘密。前者失落在我们的头脑和灵魂之间，后者失落在彼此之间。自然，这类心声，不管对内对外，都有一种回忆或梦的任性特质。
它就是回忆或梦。这也是为何它似乎很有喜感，看一个契诃夫的人物就好像看一个情人在床上醒来，半醒半梦，说一些奇怪而私密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其内容指向刚才的梦境。在生活中，这类时刻我们会笑着说：“又说傻话了，你晓得吧。”契诃夫的人物便活在这两种状态里。
03
“相比之前的作家，
契诃夫更彻底地变成了他的人物”
《主教》是契诃夫的晚期作品，完成于1902年，即契诃夫生命的最后两年。此作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叙事中的这种新手段已然纯熟。一个将死的神职人员开始回想童年……突然他的思绪就跑偏了。他记起“西美昂神甫，长得又瘦又小，儿子却魁梧得很……有一回，他儿子对家里的厨娘发脾气，骂她是‘耶户的母驴’，这令西美昂神甫闷声不响，因为他暗自羞愧不记得《圣经》上哪里提到这母驴了”。
这是何等丰富、何等强健的世俗细节啊！但契诃夫伟大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发现或发明这类细节和逸事，我们在托尔斯泰和列斯科夫那里也能找到同样出色的细节。
关键乃是在于它们的位置，它们的突然绽放，它们的缺乏明确意义，好像契诃夫的人物碰到了一些他们不想碰到，至少无意碰到的东西。好像是思绪在想人物。这种自由意识的运动出现在文学里大概还是第一次：奥斯丁或斯特恩，果戈理或托尔斯泰，都不曾让一个人物同记忆保持这种关系。
看契诃夫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成长起来是极有意思的，从《草原》到十一年后《带小狗的女人》，就是看他怎么发现并扩展这类乍看是任意为之的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契诃夫的人物心血来潮，详细倾吐，而已经成了契诃夫文体的根本原则。
纳博科夫曾抱怨契诃夫“混杂了糟糕的文体、预备的绰号、重复的意思”。纳博科夫当然错了。契诃夫的比喻，自然场景和视觉细节，常常优于纳博科夫（也总是好于托尔斯泰），因为它们往往出人意料，仿佛脱离了文学。他看世界不是以一个作家的眼光，而是以他的人物的眼光。就算在某些情况下故事的讲述者是“契诃夫”，显然外在于人物的头脑。
“远处有只麻鸭在叫，悲悲切切，朦朦胧胧，听着好像是一头母牛关在棚里。”这个类比里没什么诗意可言，但村民大约就会这样想麻鸭的叫声。“一只布谷鸟好像在算某人的年纪，一直数岔了只好从头再来。”一个女孩快要放声大哭，“她的脸奇怪地绷紧了，好像含了满嘴的水”。（这里的关键词是“奇怪地”。对谁奇怪？对房间里的其他人，其中便有契诃夫：他不再是一个作家。）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响起了“听上去很贵的手风琴”声。
相比之前的任何作家，契诃夫都更彻底地变成了他的人物。一个像《古瑟夫》那样的伟大作品，没有这种认同就不可能写出来。故事发生在一条回俄国的船上。在病房里，一个叫古瑟夫的愚蠢农民快要死了。其他病人嘲笑他简陋的想象——他认为风被拴在什么地方，就像狗被拴在墙边，一旦起了风暴，那是因为它们被放出来了。古瑟夫躺在船上，回忆起家乡的村庄，我们发现他的想象并不简陋。很快他就死了，实行海葬，包了块帆布。
“缝进帆布里，”契诃夫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一根胡萝卜或野萝卜：头宽脚窄。”他坠入海中，头上白云汇集。契诃夫写有一片云看着像凯旋门，另一片像头狮子，还有一片像把剪刀。忽然我们意识到契诃夫看世界就是用古瑟夫的眼光。如果古瑟夫很蠢，那契诃夫也就很蠢！为什么古瑟夫觉得风是被拴着的狗很蠢，而契诃夫觉得一片云像狮子或一具尸体像萝卜就不蠢呢？契诃夫的叙述消失在古瑟夫的叙事中。
04
“对于新生活的切盼，
是契诃夫人物常见的姿态”
1890年，契诃夫长途跋涉到萨哈林，一个西伯利亚海岸边的监狱之岛。契诃夫在岛上目睹了俄国不成人形的生活，萨哈林便如一个住了人的死亡集中营。他1895年出版了有一本书长度的报告，在临近结尾的地方，契诃夫描述他看见一个谋杀犯被打了九十鞭。接着便是这个契诃夫式的细节——一个抱怨的军医助理请人帮他一个忙。“尊敬的先生，请让我看看他们是怎么惩罚囚犯的。”有时候，契诃夫写道，“我感到眼前所见已是人类堕落的极限”。契诃夫相信良好的教育和药品是非常重要的。而萨哈林更加剧了他的社会向善论。
在梅利霍沃他1892年买的地产上，他帮忙建起一座新学校，并免费提供专业的医学知识。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变得更倾向于黑暗，也更倾向于宽恕。监狱在这些小说里反复出现，即使《带小狗的女人》里的情侣也感到被关在笼中，这篇小说出版于1899年，当时契诃夫刚刚和未来的妻子奥尔加·尼普尔交往。
“而从中逃脱是绝无可能的，正如你在一个精神病院或上了脚镣的苦役队里。”而凄苦的《古瑟夫》构思于契诃夫看见两个人死在把他带离萨哈林的船上。
《第六病室》设在一间精神病房里。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忽视了病人的痛苦，却发现他自己的精神正在垮掉。他反过来被扔进精神病房。从窗口，他能看见镇上的监狱：“这就是你的现实！”医生想到。
他死在精神病房里，他意识模糊神游万里，而契诃夫给他的奖励便是他作品中特有的那种猛地心血来潮，那种随机的迷狂，那种白色的缺口：“一群鹿，出奇地美丽优雅，他前一天在书上还读到过，此时从他身边跑过；然后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手，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些小说里都有一种颇为炽热的人道主义：契诃夫在1898年给苏沃林的信里说，作家的任务就是“为那些罪人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已经受过谴责和惩罚”。
契诃夫相信什么？在关于这位作家的论文中，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不无赞许地）提出，契诃夫“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于平常生活的理想”。他说契诃夫作品用悄声低语的“我不知道”来回答一切问题。
一些苏联评论家认为，契诃夫“绝望”的人物没能充分预见即将到来的革命——对俄国的未来过于悲观了。契诃夫的小说里哲思困惑不清，但并不等于没有哲思。
苏珊·桑塔格说得很对，契诃夫的写作是一个自由之梦——“一种绝对的自由”，契诃夫写道，“彻底摆脱暴力和谎言”。在他的作品中，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的、人身的，而且是一种中性的填充，就像空气或光。他多么频繁地描写村庄，接着，在村子的边缘——“一片开阔的田野”。
《套中人》的叙述者记得孩提时的自由，当父母外出，“我们会绕着花园跑一个多小时，陶醉于完完全全的自由”。契诃夫并非托尔斯泰般把人物拖向上帝的自由，亦非果戈理般把人物引向自发的社会主义。他很坦诚，他必须承认自由之于我们并不总是很有吸引力，它有时令我们害怕。也许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可以不存在的自由？
“哎，要是可以不存在该多好。”《三姐妹》里的契布蒂金哭诉道。我们常常可以注意到他的人物渴望逃入一种自由，其不存在注定了其宽广。莫斯科对于三姐妹不仅不可能，且不存在，是她们的欲望令其消失。
对于新生活的切盼——契诃夫人物最常见的姿态，以及作家从他自己的家人身上得到的第一手观察——对于无生活的切盼，也许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小。
但不论契诃夫的人物碰到什么事，不管他们如何期望，他们都拥有契诃夫文学天才所赋予的一项自由：他们可以像真正自由的意识一样行动，而不是作为文学人物被指使。
这是一种不可小觑的自由。契诃夫妙手偶成的风格，他对于心思流迁的模仿，之所以是巨大成就，便在于把忘我带入了小说。人们在思考时深深埋进自我之中，遂忘了他们自己，一念既起随波逐流。当然，他们不是真的忘了做自己，他们是忘了履行自己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小说人物的使命。他们扔掉剧本，不再演戏，不再是易卜生的特使。
契诃夫的人物忘了自己是契诃夫的人物。最美妙的例子可以看一下他的早期作品《吻》，是他二十七岁写的。
一个未经人事的士兵生平第一次吻了一个女人。他珍藏这份记忆，又忍不住要跟军队里的同伴说说他的经历。然而他真的说出来后，却很失望，因为他的故事一下子就说完了，可“想象中他能一直说到早上”。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多少契诃夫的人物对他们说的故事很失望，并且似乎隐然嫉妒别人的故事。但在文学中，对自己的故事感到失望是一种特别微妙的自由，因为这表示人物有失望的自由，既失望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把失望延伸到契诃夫给他的故事上。
这样一来，他挣脱了契诃夫的故事，获得了失望的深不见底的自由。他总是想从契诃夫给他的故事里创造出他自己的故事，即使这种失望的自由终究令人失望。（至于这种自由毕竟来自作者的奖赏和操控当然是一个微小的悖论了：不然它从何而来呢？）但这毕竟是一份自由。
对此《吻》表现得很好。士兵忘了他在契诃夫的小说里，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自己的故事是深不见底的，期望说上一整夜：但契诃夫的故事“一下子就说完了”。
在契诃夫的世界里，我们的内在生活有其自己的速度，自己弄了一套日历。而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自由的内在生活撞上了外在生活，就像两套不同计时系统的冲撞，儒略历撞上了格里历。这就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