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今读说
文｜吴小如
选自《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
作者按这是半个世纪前写的一篇旧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年初的天津一家报纸的副刊上。文中所举三例，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在当时已是权威之作，不消说了；就是前面的两个例子，也出于大学教授的手笔，至少其中的一位今犹健在。
当时写此文的动机，倒不是由于自己年轻，狂妄无知；而是激于义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发表在《国文月刊》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自己对古诗尚未读懂，却在文中要与朱佩弦先生进行商榷。
记得彼时读此文时，曾在俞平伯先生书斋中与先生谈话。先生说，看了这篇文章很气愤，他有什么资格同朱先生争辩。又对我说，你要有兴趣可以写篇文章驳他一下。受到平伯师的鼓励，这篇拙文终于出笼。
遗憾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类文章似乎仍未失去时效。而且近十多年来，我竟一直在写这类文章，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做为一名老教书匠，我不忍面对这种文化滑坡现象和对读古书持如此不负责的态度而缄口不言。然而人微言轻，自己尽管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却于事并无多少裨益。
现在把旧文拿来重新发表，一则说明这种滑坡现象由来已久，二则也是对先师平伯先生的一点纪念。一息尚存，为了学术上的订讹传信，这类文章我还将继续写下去。功过得失，均非所计也。
一九九七年六月。
一
朱自清先生在抗战时写过一本《经典常谈》，是辅助初学入门的书籍中最可取的一种。里面谈到读古书不便于初学的问题，颇主张古书今译。他认为顾颉刚先生的语译《尚书》，是比较妥善的办法，希望有能力的人肯从事于这项工作。
今年朱先生在《文学杂志》复刊号上又发表了一篇《古文学的欣赏》，以为今人固然不必再创作“古文学”，却不可无欣赏古文学的能力，因而也鼓励人们做语译古文学的工作。
总之，不论经史也罢，文学也罢，古书今译的办法诚不失为引导初学入门的阶梯。荷马的史诗，现在虽不懂原文的欧美人，看了今文译本也还可以略知梗概。先秦两汉的好书正多，却非一般人所能吸收了解，岂非一大遗憾么？
不过语译古书确非一件易事，甚且比译外国文为中文都难。我在题目上写的是“古书今‘读’”，而不说“今译”，也有我另外的想法。
盖译古书为白话迥非译希腊文为英法文者可比。后者乃由一种旧文字译成另一种新文字，而前者，即古书上的文字之于白话，虽有古今新旧之别，却仍是一种文字。
其间之分别，仅是深浅明晦与繁简之差，只有字义上的差别而无字形上的不同，古与今在音训方面并无整个的改动。
比较起来，《尚书》的文字去今较远，多少还有些距离；若《诗经》、《左传》之类，除掉名物训诂上的差异与句法上的古今之不同外，所用的文字，语词大抵仍是现在通行的字与词。将这些字与词变成白话，只能说是“述”或“读”，而不是彻头彻尾或另起炉灶的“译”。
于是麻烦也就来了。自汉代孔安国以今文读《尚书》，就开始惹起争端。我想，其所谓“读”，当不仅只字体上的改变而已，恐怕要牵涉到训诂问题。而训诂问题则是顶渊博的学者也会对它感到头痛的。
古人说“《诗》无达诂”，实则多少年来，《诗经》乃是连定诂都不易搞清楚的。更不要说像《墨子》那样的书，还要加一道校勘的工序，那就更难办了。
何况要想以今语译述古书，总得先读懂古书。懂不透便讲不通，自然容易译错。试想，讲都讲不通，又安求其能译得不错？译笔之好坏反是次要的了。
二
如谓先秦的书不易读，汉魏以下的书也并不见得就容易读，而文学作品则尤其难读。
《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有一句“弃捐勿复道”，仅我就见过三种讲法。是“忘记他吧，自己不要再想”呢，还是“让他忘记我吧，不要再想了”？而还有一种讲法是：“把这些都撇开吧，不必再提它了”。
不但古诗，唐诗也自不易讲。“夜半钟声到客船”，一般理解为夜半的钟声传到船上客人的耳中。但我还听人这样讲：客船是在夜半钟声里到达（枫桥）的。考据家们争吵着研究夜半是否有钟声反是馀事了。
下面再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有两个是今译问题，另一个则是疏讲方面的事。先说第一个。
《史记·高祖本纪》：“高帝……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有人就译成：“汉高祖……有一次向他父亲说，当初你以为我不行，不能够治产业，还不及我的弟弟。现在看吧，我和弟弟究竟是谁的产业多些？”
把“仲”译成“弟弟”，孤立来看并不算错。但请不要忘记，刘邦在弟兄三人中是最小的一个（字“季”），“仲”实指他的二哥。如果语译，我看应译成“老二”才确切。
不过这位译者虽把刘邦昆仲的排行弄错，他究竟还有点常识，即知道“仲”可以代表“弟弟”。而下面第二个例子，却使人感到连常识也不具备了。
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第六十一期有一篇讲挽歌的作品，作者在文中引钞陶渊明的《挽歌》：“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然后译成语体，有道是：
从前的日子没有酒喝，而今却满注于徒然的杯子里；虽然是美酒，却已浮满了一层虫蚁，什么时候我再能尝它呢？
这里我不想转引工具书或翻出陶诗笺注一类的书籍把“浮蚁”的出典注明，只想问一下译这诗的作者：如果“春醪生浮蚁”真指酒里发了虫蚁，那么白居易的一首五言绝句应该怎么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否用“绿”色蚂蚁就能醅酒？还是唐朝的化学家用一种绿色蚁的蚁酸来酿酒？
这种词语，在读书人看来只能算作常识而不是什么学问。常识尚且难以周知，还谈什么学问？所以我说，古书今读确非易事也。
三
第三个例子，是理解的问题，乃引自郭沫若先生的大作《青铜时代》内的一篇题为《述吴起》的论文。文中郭先生引了一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郭先生的解释是：“然而在本传里面却又有一个故事，魏武侯要使他尚公主。这也一定是莫须有的传说，因为吴起的年纪应该和魏武侯的相上下，而且他在去楚时是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尚公主？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出吴起当时没有妻……”
我从小读《史记》，听私塾先生讲这篇文章，却与郭先生的讲法完全不一样。现在不妨拿原文来一句句检讨一下。“公叔为相，尚公主而害吴起”，传文已明说尚公主的是“公叔”。“害”字似应作“患”解，不宜径解作图财害命的“害”。
“试延以公主”的“延”，似应作“邀”字解，即是由公主出面挽留吴起，并非把公主下嫁。“受”与“辞”恐怕也不是娶与不娶的意思，而是指受魏之聘或辞魏之聘。
鄙意吴起既是一个“节廉而自喜名”的人，必不屑与吃裙带饭、怕老婆的小人同朝列。公叔之仆看到这步棋，所以故意出此高着，使吴起主动走掉。传文中的“君”字是指公叔，因为整段文字都是其仆说的话。“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归”是指回公叔的家。如果武侯欲使尚公主，公叔召他同归做什么？
“即令公主之轻君”，正足以看出这是故意使公主作凌辱公叔之状，示吴起以自己虽为魏国之相，却屈于公主之势而甘为她所轻贱。否则公主自应在武侯宫中，岂能由公叔“令”之？
公叔固为魏相矣，公主又奚能随意轻之？两人必有夫妻关系，乃见出公叔之怕老婆耳。传文本极明显易懂，郭先生大约只看到“延以公主”以下的几句，遂以为武侯从公叔言而使吴起尚公主。
夫读古书而粗疏鲁莽至此，虽贤如郭沫若先生亦在所不免，然后知古书今读之难。当然，我的理解和讲法亦并不绝对可靠，只是想说明古书今读这件事确实太不容易，万不可简单地掉以轻心耳。
一九四七年岁杪在燕城写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