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商君书》作为战国法家的集大成之作，以其严密的统治逻辑和冷酷的权谋之术，塑造了秦帝国的骨架，却也埋下了愚民思想的毒种。
思想的 “除草剂”
公元前 356 年的咸阳城，卫国士子商鞅手持一卷竹简，向秦孝公献上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治国方略。这卷后来被汇编为《商君书》的典籍里，藏着一套堪称 “精密” 的愚民逻辑，开篇便定下冷酷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商鞅眼中，国家是台只需要耕战功能的机器，而民众的思想则是必须清除的 “杂草”。
《商君书・垦令》里藏着一套系统的 “除草方案”。“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 这里的 “学” 绝非扫盲启蒙，而是特指《诗》《书》礼乐等能催生独立思考的文化知识。
商鞅的算盘是让民众不读书、不识字，自然就不会产生质疑，更不会通过 “外交”（社会联结与思想交流）形成反抗力量。他甚至列出 “十害清单”，将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 斥为亡国根源，宣称 “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在这套逻辑里，智慧成了原罪，思考成了叛逆。
更可怕的是其配套的制度设计。《商君书・定分》提出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彻底垄断教育与思想解释权。民众不必懂伦理道义，只需背熟法律条文；不用向学者请教，只需听从官吏指令。
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揭示的僭主逻辑：“禁止文化研究以及类似讨论的集会，防范民众之间的相互熟悉”，商鞅用法律条文取代了诗书典籍，用官吏说教取代了百家争鸣，将民众的认知死死钉在 “守法” 与 “耕战” 的二元框架里。
这种 “认知圈养” 的成效立竿见影。云梦秦简记载，秦民能准确背诵 “盗牛者黥面” 的律条，却不知 “仁义” 为何物；能算出军功爵对应的田宅数量，却不懂《诗经》里的 “风雅” 之美。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叹：“商君之法，务在弱民，而民智之衰，实自此始。”
从秦国到明清的愚民实践
纸上的思想若没有权力加持，不过是废纸一张。商鞅的愚民理论之所以阴魂不散，恰恰因为它在秦国被打造成了可复制的统治模板，更在后世王朝里完成了一次次 “升级迭代”。
公元前 350 年的秦国，商鞅推行 “什伍连坐” 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罪邻里连坐。《商君书・禁使》得意地描述这种状态：“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当亲情友情让位于告密义务，当邻里相望变成彼此监视，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而这正是专制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景象。
但亚里士多德早看穿了这种伎俩：“在民众中挑拨离间，弱化其反抗能力，使其囿于自卑和狭隘”，两千年前的东西方，专制者的心思惊人地一致。
经济上的 “贫民术” 则成了愚民的重要帮凶。商鞅规定农民需将三分之二的收成上缴国家，宣称 “禄厚而税多，则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当民众为填饱肚子疲于奔命，自然无力也无心思考政治得失。
秦末民谣 “产男慎勿举，产女哺用脯”，道尽了这种制度下的生存绝望。而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铜人，正是 “弱民” 理论的终极实践，既夺其力，又愚其智，民众便成了任人驱使的羔羊。
商鞅死后，《商君书》的幽灵并未消散。明清两代将愚民术推向新高度：科举考试范围缩至四书五经，八股文格式死死捆住文人思想，顾炎武怒斥这是 “焚书坑儒之遗”。
乾隆朝 130 余起文字狱，更是将 “以法为教” 异化为 “以言为罪”。徐述夔因 “清风不识字” 诗句被剖棺戮尸，正是因为专制者最怕民众 “识字” 后开始思考。因为思考，从来都是暴政的天敌。
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一针见血：“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从秦代的 “焚书” 到清代的 “文字狱”，变的是手段及其程度，不变的是 “民愚则易治” 的统治逻辑。
就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它把思想自由看作是危险的”，这正是《商君书》愚民思想的本质。
愚民的核心
翻开《商君书》，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不是 “愚民” 二字，而是其背后环环相扣的权力算计。在商鞅的治国蓝图里，愚民从来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实现 “国强” 的中间环节，是专制者精心设计的 “权力魔法”。
这套魔法的核心是 “利出一孔”。《商君书・弱民》直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而 “利出一孔” 正是弱民的关键：让民众只能通过耕战这一条路获取财富、地位与尊严。
当经商被课以重税、游学被严厉禁止、技艺被视为 “淫巧”，民众除了扛锄头、拿兵器，再无其他选择。就像被关在单一通道里的羊群，不用驱赶也会朝着权力指定的方向前进。
更阴险的是对 “智慧” 的重新定义。商鞅将 “辩慧” 列为 “六虱” 之一，却把对法律条文的机械记忆称为 “智”；将诗书礼仪斥为 “无用”，却把杀敌数量当作 “功”。这种价值扭曲，本质上是用官方标准取代了人类的自然认知。
当整个社会都以 “能耕善战” 为最高荣耀，以 “读书思考” 为最大罪过，愚民便不再需要暴力胁迫，而是成了一种 “政治正确”。
亚里士多德在对比僭主统治术时发现：“僭主迫使其臣民穷困，好让他们为了生计终日辛劳，从而无暇顾及政治图谋”。商鞅的 “疲民” 与 “贫民” 之术，正是这一逻辑的中国版。
秦代百姓既要承担沉重赋税，又要服无休止的徭役，秦始皇时期 200 万劳力被征发修长城、建陵墓，占总人口的 10%。当人被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思想便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这套 “魔法” 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搞错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商鞅将民众视为国家机器的燃料，却忘了燃料耗尽之时，机器也会轰然倒塌。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一声怒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是对秦法的反抗，更是对 “愚民逻辑” 的颠覆。即便被剥夺了教育权，被压垮了生存线，人性中对尊严与自由的渴望，终究无法被彻底磨灭。
警惕精神上的自我愚民
两千年过去，商鞅被车裂的刑场早已长满荒草，《商君书》也成了博物馆里的古籍。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愚民逻辑，是否还以另一种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
《商君书》的愚民思想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对思想的恐惧，也映出了人类对自由的永恒渴望。
从 “民贵君轻” 的民本思想，到 “天赋人权” 的现代理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伴随着对 “愚民逻辑” 的反抗。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教训早已证明：“国强” 从来不是靠 “弱民” 实现的，真正的强大，是民众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尊严与自由，愿意主动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今天我们重读《商君书》，并非为了简单批判古人，而是为了警惕现代社会中“愚民”的新形态。
有人主动放弃深度思考，把 “躺平” 当作人生哲学；有人不愿接触异见，在同温层里寻求安慰；有人将娱乐至死奉为信条，对严肃议题嗤之以鼻。这些看似自主的选择，实则暗合了《商君书》“弱民” 的逻辑。只不过，这次的“施术者” 更多变成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