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2026外滩年会在上海市黄浦区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主题为“科技、地缘与全球经济”。来自24个国家的126位演讲嘉宾和222位圆桌嘉宾确认出席，其中包括9位央行行长、4位副行长和6位财长、副财长。在为期四天的议程中，19场圆桌与12场闭门会围绕全球货币与财政政策、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展开。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斌在开幕致辞中，对当前时代的三个变量给出了一个判断：科技、地缘与全球经济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织。在谈及人工智能时，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AI+”的表述，“与其用‘AI+’的加法思维，我更愿意把它写成‘X的AI次方’。”杨斌解释，AI带来的并非单项工作中的工具增量，而是整个行业、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重构。但他同时提醒，AI技术仍处于快速迭代的“技术青春期”，而不少组织却带着追求短期回报、习惯线性改进的“组织中年”特征，“两者的碰撞必然催生商业逻辑与组织模式的深度反思”。
这一判断在随后的讨论中得到了呼应。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治理”圆桌中，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张文才带来了一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只有11%的新兴市场金融监管机构在使用AI赋能的监管工具，约50%的机构表示没有足够的人员和工具进行有效监管。张文才认为，AI可以扩大金融包容性，但“包容性并不会自动发生”。他以中小微企业融资为例指出，AI可以运用多种数据降低服务小客户、小账户的成本，并以本地语言提供服务，但前提是“加以设计”。他提出三重保障：夯实可靠的身份核验与数据治理基础；在本地重建工具，用通俗语言解释决策并给用户简便的申诉方式；保护选择权和竞争，防止少数平台掌控数据与分销渠道。
如果说AI治理讨论的是“技术如何被驾驭”，那么“转型中的央行”圆桌则直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央行自身的治理根基是否稳固。这场圆桌的嘉宾名单汇集了多位前央行行长与现任央行高级官员——以色列央行原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美联储原副主席唐纳德·科恩、荷兰央行原行长克拉斯·诺特、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主持人为三十人集团首席运营官西拉·帕扎巴西奥格鲁。
弗兰克尔在发言中重申了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原则：对央行而言，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原因不在于其他目标不重要，而在于“中央银行所掌握的政策工具，就是为了实现物价稳定而设计的”。诺特则从另一个角度为央行独立性提供了辩护。他回顾了1970年代与2020年代两次高通胀的对比：1970年代通胀预期完全脱锚，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不得不以深度衰退为代价打破预期；而在2020年代，尽管实际通胀一度达到两位数，他所在的管理委员会每次会议监测到的通胀预期最高仅为2.6%，“我们最终在没有衰退的情况下实现了通胀回落，失业率甚至没有上升一个百分点”。诺特的结论直接而锋利：“央行独立性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显著降低去通胀的成本。”
科恩则将讨论拉回了美国当下的现实。他坦言央行独立性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并将部分原因归于民粹主义情绪对技术官僚机构的不满。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财政主导，也不认为美联储会放弃物价稳定职责。在他看来，维护独立性最可靠的方式，仍然是央行自身保持非党派立场、专注于核心目标，并向公众和立法机构做好沟通——而这恰恰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莱恩则补充了欧洲的视角。他强调，独立性必须“存在于使命授权之内”，欧洲央行深度参与银行监管，但“法律由议会制定，我们在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
记者观察到，贯穿开幕日讨论的一条暗线，是“信任”二字。AI治理需要信任，监管者需要有能力看懂模型、追溯决策，消费者需要有渠道质疑不公的结果。央行独立性同样需要信任，市场必须相信央行会兑现物价稳定的承诺，否则长期收益率中的通胀风险溢价就会上升，融资成本随之抬高，最终受损的仍是政府与家庭。杨斌在致辞中提到的“共识需要在东西方、产学研政经的观点交流乃至碰撞中凝成”，或许正是本届年会试图提供的价值：在一个分歧加剧的世界里，先把问题摆到同一张桌面上。
看看新闻记者: 刘逸然
编辑: 刘逸然
责编: 师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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