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末
树欲静而风不止，“双减令”落地后的首个开学季，看似波澜无惊，实则暗流涌动。
虽然各路教培机构接连熄火，但“鸡娃”之心并未因此而破灭。斗志昂扬的家长们将希望押到了教辅书上，恨不能将奥数、作文、英语练习册等全数买回家。
有东方新闻的记者为了宣传政策效果，特意挑周末前往上海书城，没想到冷清的场面非但没有出现，教辅专区反倒是人头攒动，热闹异常。店方提供的数据表示，仅近三天的教辅书销量，比去年同比增长13%。
作为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法宝，教辅行业日渐庞大的同时，也实现了日进斗金的“跨越式”发展。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在读约1.7亿中小学生，若按每人平均每年在教辅书上的花费为300元计算，得到的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如此钱景无限的“大蛋糕”，自然有前赴后继者争相分食。截至2020年9月，我国共有近万家教辅相关企业，其中安徽省以1749家排名第一，占全国总量的17.5%，广东、山东分列二、三名。
然而，不断膨胀的教辅市场下，事情的走向却开始渐渐变味。2010年，“安徽教辅书暴利”事件曝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书店、学校、出版商均有参与、共同分肥，引起轩然大波。
往下深挖，教辅书市场的灰色交易地带几乎无处不在，只要善于把握和操纵，便可扶摇直上，在某些乡镇，教辅经营甚至成了创收的“支柱产业”。
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最终形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高墙。墙内，每一个参与者彼此心照不宣，沆瀣一气；墙外，消费终端的家长们趋之若鹜，掏空钱包。
私欲横流，乱象丛生，这种畸形的吸血产业链，早该斩断了。
01
靠抄袭拼凑编成书
捞钱无所不用其极
卖教辅到底有多赚钱？答案足以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来看直观数据。拿2015年新三板上市的世纪天鸿来说，其以“志鸿优化”为核心品牌推出了包括《优化设计》、《十年高考》在内的多本教辅书籍。
2020年的财报显示，世纪天鸿的当年的营业收入为3.57亿元，其中主营业务图书出版的收入占近9成，毛利率为26.81%，秒杀众多制造企业及热门互联网公司。
靠“教材全解”系列打出名堂的薛金星，则已迈向更宽广的致富路。
爱企查信息显示，在2001年注册成立北京金星书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后，薛金星又在2006年成立金星国际教育集团并担任董事长，目前下设12家子公司，其个人名下的投资涉及酒业、传媒、通信技术等领域，身家之丰可想而知。
有业内人员测算，教辅书至少为整个出版业带来了60%的利润。而不为人知的另一个真相是，70%以上的教辅书都是由民营企业策划发行的，其中又有2/3的书出自非教育类出版社。简单来说，这些书全部是由书商一手操办的，里面多的是想不到的弯弯绕绕。
书商正式启动的开端，是从出版社购买发行书号。具体的付费标准有两种，其一是出版社按2.8～3折的超低折扣，从书商手中回购3000至5000册，再以6折出售，净赚一笔；其二，则由书商一次性付给出版社数万元书号费，具体金额视出版社大小而定，大出版社要价为2万元以上，小出版社则在5000～10000元之间。
买到书号后，书商们就可以“大展拳脚”了，整个印制、发行、售卖的各项步骤皆在掌控之中。
正常情况下，出版一本教辅书要找优秀作者，除了稿酬、印刷费，还有会务等各项开支。为压缩成本，民营出版商们会找兼职的大学生来选题、做题和校对，内容多是抄袭拼凑而来，有的书前后章节调换下，就变成了修订版，为了赶时间，最快一周就得炮制出一本书来。
此前，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曾花2万多元购买了1564本教辅书，专门组织了各学科的30多位专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错漏百出，超标离本现象严重。
按照规定，书开印时，出版社的相关人员必须在印刷厂全程监印，但现实里，极少有出版社履行这一职责，导致的结果是，书商到底在印刷厂印什么，印了多少，根本无从查证。
利用漏洞，书商愈发肆无忌惮。即便新闻出版总署明令禁止，但多本书共用一个书号的现象仍比比皆是，书商们会隐蔽地把套书的总定价拆开，因为这样能省不少钱。
不但如此，书商还会在版权页上动手脚。首先是印数造假，把印数写得比实际低很多，从而逃掉大量应缴税款。
其次是CIP（图书在版编目数据）造假，本应由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中心统一发放的数据，被不法书商滥用，借此混入市场。
到这里，围绕教辅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受益群体。以南京为例，大概有近30家民营公司“买书号”出版教辅书，一年所出的教辅书数量在80套左右，接近1000种书，其中有两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年营业额均在2亿左右。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攫取暴利的关键最终还要落到“流通”上，这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02
书商学校暗通款曲
腐败事件屡见不鲜
圈内有匿名人士曾道破天机：“通常教辅书的批发价在30%左右，10元钱的书，其实成本只有3元，其余70%都是各个环节中的利润。”
书商做的教辅书，要想顺利打入学校，少不了各个“关节”的打点，因此滋生出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
▲剥开统一选购的层级，多到足以媲美洋葱皮 图/出版商务周报2010年，《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在安徽调查时发现，各个学校都在对教辅书进行“统一征订”，名义上遵循自愿原则，但据家长反映，老师会用教辅书布置作业，不买就无法完成作业，并没有商量的空间。
在深入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恃无恐的背后竟有行政力量的推动。起因在于，安徽省教育厅会定期向全省公布《安徽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各市、县（区）教育局必须在此目录范围内自主选用，目录外的教辅资料一律不得进校。
本是出于选择更优质教辅书的初衷，但在实际操作中，书商为了挤进目录，不得不加大公关，趁机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者大有人在。
记者算了笔账，按单个县100万人口算，中小学学生预计有15万人，若路子走通，按照学生人手一册教辅来算，书商一次性就能赚上几百万。
暗箱操作下，书店也在轻而易举的享受着高额利润。按照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 年、2007年、2008年连续三年，安徽省各级新华书店进校统一征订教辅图书的总金额分别是3.18亿元、5.10亿元、7.4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亿多元人民币。
▲图/中国江苏网值得注意的是，其进校统一征订教辅图书的比例从2006年的48.6%上升到2008年的86.6%，也就是说，门市部零售图书的比例越来越小，进校统一征订的教辅比例越来越大。
这里面还涉及到另一层“内幕”。安徽省新华书店拿到50%的发行折扣之后，会分出大约25%左右的折扣利润给各地市、县区教育局及乡镇学校三级教育部门(地市约为5%，县区约为5%，乡镇学校约为15%)作为发行宣传费，在达到让各级部门帮助推广的同时，还能让彼此绑定为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早在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就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此后，几乎每年都要联合其他部位下发一次相关禁令。
但在暴利驱动下，潜规则依然大行其道。2018年，河北邯郸市中小学下发通知，要求学生订购课外教辅材料若干，没有购买者就无法听讲，家长们有苦难言。
2020年9月，河南南阳西峡县被曝学生必须到指定书店购买教辅的情况，家长白天黑夜排起百米长队，当地教体局接到举报后紧急叫停，并成立调查组，对涉事的四所学校负责人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
无独有偶，今年3月，江西九江市的家长们纷纷接到交钱买教材的信息，即便知道学校的做法不合理，也只能照单全收。
▲图/上游新闻欲盖弥彰的教辅书乱象，让原本干净的义务教育产业，面临被蚕食的巨大危机，全面整顿刻不容缓。
03
雷霆政策打击牟利
症结源头还在父母
从2012年秋学期开始，国家对中小学使用的主要教辅材料开始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比目前市场价降低近40%～50%，杜绝价格虚高。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修订《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要求省级教辅材料的评议公告结果必须报教育部备案，同时抄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
此外，近年来，各级教委也在通过行政手段对学校收费进行公示并强制实行一费制，坚决打击利用教辅牟利行为。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书商们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披上“合法化”外衣，书商会将编好的教辅，拿给学校的老师“斧正”，再将主编、副主编署以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名字，老师得名又得利，不仅可以于评职称、评优、涨工资中占得先机，更重要的是，这笔钱是正规的“稿费”，学校和老师自然乐见其成。
还有书商会打进学校周边的小书店，让老师拿着教辅书进课堂，有意无意让学生看见，考试测验卷也摘抄其中的题目，这种化整为零的销售方式虽不及人手一册的派发方式，但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手段更高的，会动用身边的资源，联合举办具颇具含金量的比赛，比如“全国中小学生优秀征文”，按照学校的参赛人数保底获奖名额，相关老师可获得辅导奖、园丁奖，获奖作品由老师写上“点评”，再顺利成章地进行出版，一本《全国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书的好处显而易见，获奖的老师和学生极其愿意推销，对于出版的书商来说，既不用支付稿费，也无须营销队伍，市场还具有可预测性，无风险、高回报，简直是一举几得。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有阴影无声蔓延。教辅书进校征订能够实现严厉管控，但市场行为却无法“一刀切”，学生和家长还是可以通过书店或网络自行购买教辅书，从结果看，各地销售仍然火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事实上，没有任何家长，愿意放弃可能对孩子成绩有帮助的机会，尤其是在以分数、学历、文凭等指标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环境下，关心则乱，明知有猫腻，却孤注一掷的家长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助推者。
需要厘清的是，孩子的未来如何，绝不会靠区区几本教辅书就能定乾坤，想通这点，或许一切症结就能迎刃而解。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经济参考报《安徽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揭秘:学生被强迫自愿购买》
2.市场报《教辅书籍暴利内幕揭秘，定价20元成本只有5.6元》
3.瑞亚和石狮《掀起“天书”的盖头来——教辅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