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已是各层共识！单纯看总量，增长指标已经忧虑；深入到结构层面则更加揪心。如就业问题，本科毕业生超过一半参加研考是一个侧影；如活力问题，经济增长主要是规上企业在支撑，中小微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躺平；如收入问题，即使名义收入没有负数，但和通胀联系起来居民投资和消费能力明显衰退等等。
编 辑 / 白 琳
文 字 / 陈拥军
为何出现这种政府和公众都不愿看到的局面？除了复杂国际形势和疫情外，主要还是宏观管理政策的精准性不够！
客观观察，疫情以来，国家层面从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实际量化宽松）、新基建推动政策、减负降本政策以及消费激励政策、外贸提振政策等多维度，给经济发展以刺激，资源投放已达到承受的准极限；但就是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所以，宏观管理政策在积极基础上当反思精准性了。
从经济的原始规律看，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发展的根本实质是要循环起来，循环不畅甚至在某些阶段出现循环量缩减，发展就成沙漠楼阁。
而目前的经济形势正是循环上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启动循环的资源投放是足够的，甚至是超量的；但支持循环持续且有效稳定的政策是弱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典型例证就是新基建等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最多在一个循环周期之后就降低或失去了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带动整体经济循环不断。另一例证就是多数地方政府即使过度负债去投资，也没有推动当地经济良性循环。
如此，基本结论就是宏观管理政策不是力度不够，而是精准性存在较大偏差。要解决目前经济发展被动问题，必须调校宏观政策的精准度。
经济发展中，循环或者持续不断的放量循环，除了启动投入足够外，有几个支撑因素必须维护：一是足够多且不断增加的循环参与主体；二是各类参与循环主体的投入能力；三是确保循环过程中大多数主体能够得到增值，不断增加主体参与循环的意愿；四是不断消除循环中的减速降量因素。
当下，上述四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且有恶化趋势。主体数量方面，账面注册企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因注销难度大等因素掩饰，相当一部分注册企业其实已是死户状态，实际参与循环的企业数呈下降趋势。
主体能力方面，近二年部分行业和多数中小微企业盈利下降甚至亏损，进一步循环上缺乏可再投入资源。
采取税收结构性调整政策，减轻循环中的主体负担，增加沉淀性资产持有成本，并维持政府收入水平和足够投入能力。
据测算，现行经济循环中，不管投入能否有产出和盈利，一旦循环启动，社保、残保和税费等社会性成本在一个循环周期后，会消耗掉初始投入资源的30%左右。在循环增值低于50%情况下，下一循环基本难以为继。正因此，国家从疫情开始后不久，即阶段性启动了企业社保减负措施；而今年一开年，就由国务院召开减税降费专题会议。应当说政策指向十分明确，政策力度实属空前。问题是，这些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其持续性承压很大。一方面是经济主体需要减负，一方面是政府支出刚性且需要更多资源去继续直接投入，以实现基本的宏观经济目标。
有无两全之策？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即以税收结构调整为抓手，既要实质性大力度减轻经济循环中的主体负担，又要确保政府收入和掌控的资源不出现减少或合理增长。
具体方案就是，全面降低生产流转过程中的税收负担；全面推出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存量资产税收品种；全面提升烟草等非社会发展必需且利润高企产品税负；适当加征金融等非实体经济行业的税收等。
进一步细化：生产和服务循环中的增值税税率在目前水平上降低一半或以上，底线是循环税负明显低于营改增以前，而不是明降暗升。房产税确定合理免征线，如免征面积按人均80—100平米确定，以保护民众美好生存条件的追求；同时，超免征线的施以较高税率，且递进提高税率，实现税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调节职能。遗产和赠与税采取递进税率，调节未来的社会公平。
特殊行业的税收按目前水平实行加倍征收，确保该类行业生存前提下，提升其对政府收入的贡献度。对反腐反垄断等非常规性罚没收入，实行直接充入社保基金的措施，解决减轻企业社保负担后社保基金缺口问题。
激活和用好核心企业掌控的循环资源，增加中小微主体的循环能力。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以央企、各地核心国企以及大型上市公司为主体的核心企业，掌控着主要的资本和其他要素资源，对经济循环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然而，近些年的改革过程中，这部分核心企业对经济正常循环和增量循环的积极作用和身份不符，消极作用有增加趋势。
表现在：一是在循环中利用核心企业的甲方地位，以压价和延迟支付等各种方式盘剥中小微企业。二是闲置浪费大量金融机构的授信资源，通过债券或股份融资的资金也存在积淀不用情况，拖慢了经济循环。三是将从金融机构低价获得的资金大量投入非实体循环的金融业务之中（俗称空转），通过高利放贷进一步榨取中小微企业的盈利空间。
放眼看去，几乎所有核心企业都有某种金融牌照和金融板块的业务，且贡献比例居高（最近热炒的某电脑制造商靠金融业务贡献了80%利润可作为例证），他们全面抬升了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如此一来，核心企业即使保证了自身应营业务（或称核心业务和基础业务）对经济循环的贡献，也仍然对经济循环起到了倒拉或抑制作用。而这么做又都是以市场经济自主经营为外衣而处于表面合理合规状态的。
消除核心企业对经济循环负面影响的精准政策是：
一是按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和专门机构经营的原则，由金融监管部门全面规范和清理金融业务经营机构，收回和撤并前期滥发或失管的金融牌照和经营机构，驱逐片面将社会融资成本抬高而非属经济必需的金融业务经营机构。必须明确，非金融类实体核心企业原则上不得直接经营金融业务，也不得通过控股金融机构获取超过其主营业务的利润。这项政策可以今年上半年制定规则，三年内分步实施，逐步改变金融乱象，让各循环主体融资成本回归合理水平。
二是由国资管理部门牵头，全面梳理和规范各核心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实体经济的核心企业一律去金融化而回归本体核心业务，并调整对其考核框架和指标维度。原有金融业务到期自动收回或对价并入专业金融机构。
三是提高政治站位，对核心企业掌控的循环资源，以适当方式激活用好。国资管理部门督导拖欠中下游企业款项的核心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清欠。循环中合理付款周期的欠款明确核心企业必须配合确权，推动专业金融机构以供应链金融方式及时融资，加速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周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无效授信实行适当性管理和考核，引导金融机构将对核心企业的闲置授信转化为对中小微企业的授信。
深化资本市场建设，在一级市场保持适度发展基础上，提振二级市场，通过交易性溢价手段增加中小微主体和居民的生产与消费循环能力。
这几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力度在加大，但综合评估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喜忧参半。通过注册制等增加了上市企业的数量，使得更多市场主体能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循环资源，增加了发展力量。
但不可绕开的问题是，上市企业获得融资有多大比例投入到了实际运行之中？对循环产生的推动力是否大于同等量间接融资？
表象来看，这几年增加的上市融资中，中介机构瓜分的部分演变成了其他行业利润；上市企业融资后投入项目和募集说明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上市公司实控人采取高分红或减持等方式化公为私，抽取了为数不少的循环资金。
凡此种种，一级市场的兴盛并不能与其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画上等号，甚至成为了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助推器。
回头再看二级市场，更是一地鸡毛。从前次股灾到现在长达五年以上（超过了一个经济计划周期）。疫情以来这二年，三大指数原地踏步都未能保持。在此位居全球熊市之冠的市场中，为数上亿的股民财富缩水（缩水比例超过10%）；部分上市公司更是抵押爆仓而陷于财务困境。这和我国经济发展对全球贡献最大严重背离，更和竞争对手美国形成极大反差（道指和纳指在近二年屡创历史新高）。
而就是这么一种产生经济循环反拉力量的市场困境，不但没有得到监管重视，反而被视为稳定的表现，让人十分费解。
客观事实是，经济循环要解困，提振二级市场从而让大多数经济主体更有钱极为关键，也是消化超发货币的有效出路，监管部门应当明眼把控。
至于如何保持一级市场适当速度，如何快速提振二级市场，监管工具箱中有多种武器（参见本人2020年3月6日《中国经济保卫战的现实思考》一文内容）。只要宏观管理层认识到位，启用适当政策工具或组合方案，市场的政策弹性应会很高。只要经济主体获得可投入资源，加上减负政策使循环变得更有魅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将快速增强，经济增长将重入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