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双碳目标在全球的稳步推进，各国政策频出，绿色科技方兴未艾，企业积极投身碳中和实践，一场关于人类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深远变革正在发生。在此背景下，夯实绿色金融体系、加强碳排放管理、以及新兴的ESG实践与投资成为各行业热切关注的话题。
作为国际领先的咨询服务机构之一，安永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在全球范围内成立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CCaSS)部门，多年来为多国政府和多边组织提供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积极参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以及ESG报告准则的制定、发展和融合，且广泛服务于企业的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全程一站式解决方案。
今年10月，安永宣布已经实现自身的负碳排放，并提出到2025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就在前不久结束的进博会上，安永发布《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回顾与未来展望》专题报告，从政策进展，市场的体现，地方的实践以及国际合作，产品创新等多角度梳理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并展望“十四五”绿色金融的发展前景。
安永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李菁近日接受界面新闻专访，就绿色金融、企业碳排放管理以及新兴的ESG市场建设分享见解。
李菁认为，过往政策、指引、标准和实践出台、地方试点与产品的创新与成果为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积累了显著优势，未来金融、监管、企业三方需承担各自角色，加强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李菁提到，当前ESG信息披露不充分仍是造成国内上市企业ESG评级低的主要原因，背后折射出企业对相关议题缺乏重视以及存在认知上的偏差。面对当前日趋多元的ESG评级体系，投资者应借助相应资源构建自有的投资决策模型，制定完善的可持续投资策略，尽可能开展ESG尽职调查。
安永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李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以下为采访实录，刊发时有所删减。
绿色金融发展成果显著，但投资者投资绿色项目时存在痛点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发展绿色金融对于我国落实 “30·60” 目标的重要性？
李菁：“30·60”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9月22日联合国第七十五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来的。在一年之后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更新的一个要求是我国不再在海外新建煤电项目。“30·60” 目标对于我国各个大的行业，包括以高碳排为主的八大控排行业，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环保、可持续建筑等等的绿色行业都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所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大。首先是时间紧，我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而发达国家的综合时间表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它们已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达峰，相关的过渡期有50年左右。其次是任务重，我们国家还处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大部分的工业还需要去做更多的低碳转型升级，尤其是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这些为代表的八大控排行业。
在此背景下，相关专家学者预判将至少需要撬动百万亿资金达成碳中和目标，有的专家甚至预估了更高的数额。这个巨额的资金，光靠国家投入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大量的社会与民间资本。而在上一个五年规划期间，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以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为起点，当时是首次把绿色金融写入了G20的公报。在这之后的峰会里，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都是国家领导人的共识。
界面新闻：从现实条件看，我国发展绿色金融优势和掣肘有哪些？
李菁：在过去的“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发展优势也很明显。
首先，我国绿色金融在上一个五年规划当中设立了政策体系。以2016年发布的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等相关的一些纲领性、政策性文件为代表，包括绿色金融下面的标准、地方绿色金融试点、绿色金融产品和创新工具、相关的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指引、标准和实践出台。
以标准为例，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要代表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相关标准的统一性以及更新程度是非常突出的。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在内的监管部门最近几年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绿色融资统计表、绿色信贷的更新分类标准，发改委推出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还包括一些关于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等。在绿色债券方面，人民银行在2015年发布了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而在今年推出的更新版本中，相关分类标准和欧洲的可持续金融分类高度协调统一，尤其是一些容易受质疑和争议的项目已经被剔除，比如清洁煤项目等。今年10月，中欧之间就可持续金融领域实现了标准互认。
其次，地方的试点创新成果显著。在上一个五年规划里，我国在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和甘肃六省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示范区，这些试点示范区在过往的几年间都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像浙江的湖州、衢州，广东的花都等地区在推动产品创新和激励政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出台了一系列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在被列为绿金改试点示范区之后，当地的绿色金融发展从体量、品种、多样化上都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除了这些试点示范区之外，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和东盟都把绿色金融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
再次，从产品的实践成果上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势也很明显。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我国24家主要银行本外币境内外绿色信贷余额 11.98万亿元人民币，全球排名第一，我国在绿色信贷的投放量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绿色债券方面，从2016年到2020年，中资机构在境内外发行的在岸、离岸市场绿色债券保有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全球排名第二。而且我国绿色债券的创新性良好，且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业和产业也非常丰富。
然而除去这些成就以外，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前的负责任投资者在对绿色产业和项目进行投资时仍存在不少痛点与难点，包括投资什么项目，如何投资以及投后的项目管理和披露问题等等。
当前的投资人在相关信息的收集上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以绿色信贷为例，投资人在统计绿色项目时需自主辨别哪些项目是绿色的，分别对应什么样的目录和门类。如果投资者不具备环境方面的知识背景，便会在项目的判定上面临困难。除此之外，投资方需要评估具体投资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影响。环境效益往往是一些非常技术化的指标和公式，如果投资者缺乏相关环境领域的知识，相关核算过程也会比较困难。因此，绿色金融科技工具例如绿色信贷在线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判定绿色项目，自动映射分类目录，自动核算不同行业的环境效益KPI并自动生成监管要求的报告，这样的科技工具将大大提高银行等机构投资者针对绿色投资的管理能力和效率。而在总体的信息披露方面，尽管当前国家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在逐步提高，但当前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强制信息披露，相关信息和数据的缺失也会影响投资人的项目选择。
界面新闻：绿色金融体系的相关方，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企业，未来如何能更有效地参与其中？彼此之间如何更好地协同合作？
李菁：这三方之间有效的协同合作非常重要，它们承担的角色不同，未来参与的重点也不一样。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需要推出更多的政策鼓励绿色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比方说最近人民银行推出的碳排放支持工具，它可以有效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人参与绿色金融投资。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机构也出台了很好的鼓励政策，比方说浙江湖州提出将每年安排10亿元的专项资金鼓励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广州花都区设立绿色金融街以及出台税收奖励政策，江苏省为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提供补贴，以及香港政府针对在港上市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贷款或与可持续发展关联的贷款提供认证费用的补贴，最高不超过80万港币等等。
除了鼓励政策之外，监管机构还有另外一个抓手，就是要进行强监管，强披露。以深圳出台的绿色金融法规为例，其中以立法形式明确对企业不依规披露、认证机构不履行职责的惩罚措施。另外我们也有听说证监会有可能很快会出台关于A股上市企业的ESG指引。未来监管机构如果能针对上市企业进行强监管，企业全面披露其在环境、社会、管治领域的信息，投资人也将更容易看到企业本身的环境效率，形成更好的投资参考。
对于金融机构，第一要鼓励投资多元化。投资者不应仅仅关注绿色效益明显、或者是本身资信较好的企业，也应去支持相对发展周期较长、有更加迫切资金需求的项目。第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开发。以绿色保险为例，除了传统的环境责任强制险之外，还应该有创新型的保险产品，包括绿色建筑节能险，家电产品节能险，畜禽粪污处置险以及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展开的绿色保险等等。除此之外，包括更多地去鼓励成立相应的主题基金，如碳中和主题基金、绿色低碳产业基金等等。
对于企业，我们通常分成两个类别来谈，一个是受控行业企业，一个是受益行业企业。受控行业企业指的是高碳排、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企业，对其而言转型升级是必经之道。首先，企业在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时，必须要将绿色转型升级作为战略的重点，从战略上重视后，加强内部的ESG管理和产品及科技的创新。在管理能力当中， ESG 作为一个非财务价值实现的手段和抓手是非常有效的。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能力和绩效来源于它对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水平总体的掌控能力、管理体系内部有没有相关的风险规避的机制，有没有合理的闭环的管理过程和相完善、充分的信息披露，这些都能够体现企业的非财务价值。与此同时，如何用更多的创新手段减少对一次性化石能源的依赖，包括创新型的能源供给、能源需求以及减碳技术工具等，这些都是高碳企业需要做的。
另外一个大类是受益行业企业，即像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环保企业。这类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定会有大量投资人涌入到受益行业企业。这个时候，我想首先是要做好提前布局。投资人在相关投资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清醒，因为一些项目如果质量不好，即便是属于可再生能源行业，仍会存在较高的投资风险。企业仍然需要利用好政策等机遇，不断地迭代自己的产品。
企业实现碳中和需先“摸清家底”
界面新闻：就自身而言，安永已经在2020年实现碳中和，能否分享一下相关实践经验？作为碳排放管理服务商，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些成功的碳排放管理案例？
李菁：历时两年半，安永全球已经于2020年12月实现了自身的碳中和。在今年的格拉斯哥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安永已经实现负碳排放，并提出在2025年前迈向净零排放的目标。作为一家国际专业服务机构，我们的时间表、路线图在同行当中都是遥遥领先的。
从具体实践上看，我们最开始通过对各个大区办公室的碳盘查，得到人均全年碳排放4.3吨的基础数值，因为我们没有自有楼宇，自有车辆也比较少，所以只有4.3吨。随后我们在全球推出了安永绿色节能办公运营的相关要求，比如说减少不必要的差旅，尽可能的启用视频会议，减少不必要的打印，再比如说我们开发了自己针对范畴三，主要是以差旅为代表的碳足迹核算工具，将我们出差的旅程折算出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我们将人均全年碳排放量从4.3吨降到4吨，然后持续下降到2.2吨。随后我们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林业碳汇等方式，通过抵消交易最终实现碳中和。
与此同时，基于自身的经验，我们也给很多的客户提供了专业的碳中和技术支持。安永服务的企业包括银行、TMT企业以及一些生产型的企业，主要帮助其进行碳盘查以及提供相应的节能减碳的建议，制定相应的减碳路径图，比如安永曾全程协助一家国有银行的理财公司在今年实现碳中和，这也是国内理财行业的首例。
此外在投资端，一方面，我们针对一些高碳排放企业进行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即测试在政策、碳价、生产技术、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等不同的转型因素发生变化下，被投项目和企业应对相关风险的承压能力，从而为投资者提供相应决策建议。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帮助投资人对其资产组合的碳足迹进行测算，并为其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强度提供建议。在这一点上特别要关注的是，香港的证监会在近期推出了一个文件，要求在岗的大型基金管理者及资产拥有者加大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比如说要有相关的管理架构，信息披露以及投融资的创新，这也将进一步提升规划气候变化风险管制架构以及投资组合碳排放强度管理的需求。
界面新闻：当前国内企业对于碳排放管理的认知与实践处于什么阶段？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存在哪些差异？
李菁：我国从2011年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深圳七地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所有参与过试点的以电力行业为代表的履约企业，它们对碳排放权管理的认知相对还是比较充分的，也对目前已经成立的全国统一的谈交易市场做好了准备，相关体量也比较大。但除了八大控排行业的企业以外，其他非履约行业的企业目前仍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
企业要想提升自身碳排放管理能力，首先要先“摸清家底”，即了解自身的排放数据，对三个范围的碳排放进行盘查。在此基础上，主动地去做碳排放管理，即根据自己的排放数据和重点排放源，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设置自己的碳中和时间表和路径图。企业通常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减排实现零碳排放，所以还需要参与碳排放的交易，比如说购买绿电、核证减排量以及森林碳汇等，从而将减无可减的排放予以抵消。
从国际上来看，以欧洲的先进企业为例，它们很早就开始做碳盘查，收集基础性的排放数据。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往往采用IT化的信息管理工具，帮助它们及时收集和掌握包括子公司、海外企业在内的整个企业的排放数据，然后重点分析哪些环节可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这些都是比较优秀的做法。
界面新闻：对于没有参与强制性碳交易市场的非控排企业，如何提升其碳排放管理的积极性？
李菁：八大控排企业作为减碳大户，加在一起占全国超过一半的碳排放量，这些行业的减排具有更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对于其他行业，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减排时间表，比如说上海市已经提出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比国家总体早了五年。对于地处上海的企业，其为了履行政府承诺，也会制定相关的碳达峰时间表。与此同时，目前行业亦推出了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相关倡议，推动企业采取碳排放管理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以及基金管理机构，它们虽然不是控排企业，但如何要求它们去认知并促进自身的碳排放，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作为负责任的投资者，目前国外的一些大型银行和保险机构会首先实现自身的碳中和，并提出成为“净零投资者”的目标，即要求投资的客户和项目也实现碳中和。“净零投资者”的概念不仅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好的品牌效益和市场形象，同时也可以帮助其抢占优质客户，扩大业务范围，在未来的投资领域实现差异化竞争。
ESG是一种资本市场语言，ESG评级助力投资者形成自有决策
界面新闻：整体来看，当前国内企业ESG评级分数较低，其中存在哪些方面的原因？
李菁：从ESG评级来看，国际上的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评级方法学，尽管方法学不对外公开，但是大的准则是一样的，即针对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三个范畴，赋予不同的指标和权重。
对于A股上市的企业而言，评分较低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很多企业对ESG报告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有的企业可能在认知上还会将ESG等同于传统的慈善和公益，去用一个画报展现做了多少慈善，捐了多少钱。ESG报告是一种资本市场语言，需要针对企业的非财务价值，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的表现予以充分披露，根据安永的ESG表现评估工具，在ESG三个纬度第一层级指标一般为31-36个KPI，第二层级根据行业细分，就可能达到120-180个KPI，结合往年环比、同比有上升还是下跌，原因是什么，出现负面事件后如何去正面应对等等。与此同时，披露信息的质量不高，多为定性披露，缺乏具体的量化。
再次是企业重视程度不够，ESG一定不是某一个办公室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国际上很多大型的企业都会将ESG管理上升至董事会层级的高度，包括在最高管理层架构中包括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由CEO或者其他高级别领导兼任。如果存在这样的管制架构，ESG就会纳入到企业的战略规划、行动方案、考核指标、内控体系、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这也是值得国内企业去学习的。
最后，ESG评分低也和相关报告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有一定关系。ESG报告本身是一种资本市场语言，所以报告的制作不能够是以一个漂亮的图册为追求目标，它应该是一个让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利益相关方看得懂的公司发展报告。
但反过来可以发现，在这一两年来，国内企业获得A的评级也越来越多了，这些企业基本都有这几个特点，首先是企业高层的高度重视。它们往往会成立专门的ESG工作小组或ESG委员会。其次是针对ESG事项，董事会将负全责。董事会会针对ESG领域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希望取得什么绩效，如何检验与复查做出相应的规定。最后是相关量化信息的披露非常充分。我们服务过的一家企业不仅自身会形成ESG报告，还会邀请我们去鉴证，它披露的ESG指标非常多，达到100多个。信息披露越充分，评级机构或资本市场对其非财务价值的了解就越透彻，得到的正面反馈就越高，这都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界面新闻：具体导致企业不愿意进行充分的ESG披露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主观意愿还是客观因素决定？
李菁：披露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信息的收集，尤其是体量比较大的企业。我们有的客户旗下有几百家子公司，在事前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家企业如果到年底开始做业绩报告，整个集团针对环境的相关量化数据需要将相关表格发给子公司进行填写，很多子公司的信息很可能就收集不全或出现数据错误。所以做得好的企业往往会提前布置，在现有的办公系统嵌入ESG信息收集系统，子公司负责人将定期向集团总部推送相关的数据，并借助信息化技术一键式导出相应数据。
除此之外，对于体量比较小的企业，相关ESG事务负责人并不一定具有环境知识背景，对很多数字的理解是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大部分企业在披露上存在的问题。
界面新闻：目前ESG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对于企业ESG实践以及投资者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如何能更有效参与其中？
李菁：我们曾经做过统计，目前全球各个国家以ESG评级或业绩指数为产品的评级机构大约有6000家。所以我们关注到很多投资人，他们会购买不止一家公司的评级结果，与此同时，他们会打造自身的评价体系，即将ESG领域的相关KPI融入到自己的投资决策和模型当中。按照证监会发布的19个大行业，除了30多个一级指标之外，每个行业的二级指标可能会有120个，甚至180个。在这样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下，投资人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对不同KPI赋予不同的权重，形成投资人的自有决策。
对投资人而言，在以成为负责任投资者为主要愿景下，首先要制定完善的ESG投资策略。对于未来ESG领域需要关注什么，如何投资，如何管理，包括设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即在投资协议中制定有关ESG的条款，当企业的ESG工作不到位时，配套相应的惩罚措施，甚至是提前退出投资、要求还款等等。其次，在投资前的评价与决策中，建立自身的投资决策模型。再次，我们建议投资者在大型项目的投资上除了传统的财务尽调外，完成ESG尽调。而当前尽调的完成方式已不局限于派人到现场，而是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甚至是卫星数据等科技手段，帮助投资人了解某一高危或特大金额项目的全貌。
最后想补充一点，每一个ESG评级机构背后都有自己的投资人，所以评级的过程做到完全公正也不太容易，评级的结果也只是一个参考。我们要提升的不仅是评级机构的数据，还有机构投资人在ESG领域的投资管理能力，后者应该是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