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发现，在哪个群体（经济活动参与方）有权获得经济增长大部分收益的问题上，稀缺性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你应该有危机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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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拥有一切所需的东西，只能通过稀缺资源之间的互换来实现目标。
经济学家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发现，在哪个群体（经济活动参与方）有权获得经济增长大部分收益的问题上，稀缺性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新技术和新企业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收入，但这些收入是流向技术投资者、创业者、工作者还是其他群体，这完全取决于各方之间的相对议价能力。资源供应越是短缺的群体（人人都必须为他们提供产品竞价），拥有的议价能力就越强。
· 错误的预言
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是活跃在19世纪初的一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分析亚当·斯密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各种经济原则。
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相当灰暗，他认为土地的稀缺性决定了人类必然的悲剧命运，指出增加农业产量的任何技术发现只能导致人口的激增，而不是人均食物（或收入）的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争夺稀缺有限的食物，战争和疾病会自然爆发，使人口数量缩减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马尔萨斯反对英国的《济贫法》，该法案旨在救济赤贫者免于饿死街头。他认为这些人已经时日不多，继续喂养只会延长和增加他们的痛苦。幸好马尔萨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人类的农业产量出现了迅速增长，而人口数量却开始逐渐下降。马尔萨斯论预言的可怕场景终究没有出现。
· 稀缺导致危机
大卫·李嘉图与马尔萨斯是同时期的人，他对土地稀缺性和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微妙的看法。
1772年，李嘉图出生于伦敦。那时他的父母刚刚从葡萄牙举家搬迁到英国，他拥有16个兄弟姐妹。此人非常善于投资，通过购买英国政府债，在滑铁卢之战大胜法军之后赚得盆满钵满（据说在购买债券之前，李嘉图曾造谣英军会落败，以此方式压低债券价格）。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对早期经济学所做的基础性贡献，即“相对优势”观点的提出，比如相互交易产品的两个国家，即使一国所有行业的生产率都比另一国高，它们仍可以通过贸易实现互利。通过专业开发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活动，然后与对方进行贸易交换，最终双方都会实现盈利。
此外，他对土地稀缺性效应的研究观点也具有同样深远的影响。李嘉图担心土地作为一种稀有资源，其所有者会吞噬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或全部收益，从而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出现。
· 土地也辩证
李嘉图发现无论在任何国家，生产率最高的土地，即那些无须辛苦耕作即可产出大量食物的土地，总是最先被投入耕种和开发，因为不管哪个村庄的农户都不愿付出比维持生计所需的更高的劳动强度。高产田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包括人力和投入的资本）提供食物，这意味着当市场中的食物价格很低，即食物资源充裕时，高产田可以实现盈利耕作。
但是随着村庄人口的增长，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长，进而导致食物价格出现上涨。食物价格的上涨会促使土地所有者开垦耕种难度更大的土地，即需要付出更多劳力和投入更多设备才能完成耕种的土地。
这样一来，当食物价格再次走高时，土地所有者便会再次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一过程会不断循环下去，人口增长导致对食物需求的增长，需求的增长推动食物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促使农户开垦更多可用的土地。当食物价格足够高时，采用成本极其高昂的生产技术也会变得理所当然，如修建堤坝和围海造田。
李嘉图想要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上述循环过程会为土地所有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收获。当食物价格上涨到足够高的水平时，就连最贫瘠和难以耕种的土地，如布满岩石、缺乏养分、乌鸦遍布和灌溉不足的地块，也能因为可以带来足够的回报而变得适合耕种。不过当价格上涨到连此类土地都可以耕种时，其他土地所有者早已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此时，高产田的土地所有者仍在以低成本耕作获取巨大经济收益。虽然从未对土地产量和农作物质量进行过任何改善，他们一样可以通过出售高产田的方式获得不菲的收入。换句话说，经济收入会流向高产田所有者，这是由可耕种土地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 巨额财富的积累
李嘉图认为在食物供应长期不足的人口快速增长国家，土地是稀缺资源。随着食物价格增长使越来越多的耕地得到开发，劳动者的收入也越来越集中地流向土地所有者，使他们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
这种财富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地租。地租是一种经济收益，它的形成不是因为所得者付出了任何有价值的劳动，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了人们所需的某种稀缺资源。当土地（相对于其他经济要素）变得越来越稀缺时（或者反过来说，当劳动力等其他要素相对于土地而言变得更为充裕时），它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因为无论工厂主、裁缝还是酒馆老板，都必须花钱买价格昂贵的食物，使财富最终流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
一个国家的土地瓶颈问题越严重，其食物价格就上涨得越快，导致更多不毛之地被开发成耕田，而那些拥有高产良田的所有者获得的经济收入就越多。其他地区的土地越贫瘠，（高产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就越丰厚。这就是土地悖论和土地生产率悖论。
· 有趣的质疑
回到19世纪初，李嘉图认为这种动态演化对欧洲各国来说无疑是末日之灾。他指出土地的供应量是固定的，但各国的人口都在快速增长。相对于其他经济要素，可耕种土地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稀缺，直至发展到土地所有者获取整个国家的收入。由于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最终不可避免地将会引发危机。
不过李嘉图的观点，至少从某些角度来说是错误的。在他去世50多年之后，从1870～2005年，人类的农业产量出现了大幅增长。在此期间，尽管全球人口增长了五倍，世界的人均农业产量仍翻了一番。农业产量的激增限制了食物价格的上涨，人类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开支大大削减。受此影响，农业领域的就业率以及农业在经济产出价值方面所占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
与此同时，土地不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不再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稀缺要素。这一变化的出现，部分得益于全球可耕种土地面积的迅速增长。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美国中西部地区和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等大型粮仓开始增加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应。此外，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单位土地的产量得到了极大提升。农业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如固定设备（机械化农场）、化肥（固氮作用）和种子储备。
也就是说，技术和全球化共同导致了可耕种土地走向充裕而不是稀缺。当土地产量提高时，农作物价格开始下跌，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益日益萎缩，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被工业和服务业迅速赶超。土地的充裕意味着土地所有者的经济议价能力被削弱。当一个国家拥有大量土地时，一些高产田会逐渐撂荒，使其他土地所有者通过限制产量、人为提高食物价格的能力受到限制。
国际石油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稀缺资源对大量经济收入的吞噬。2000年左右，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出现快速增长，使相对稳定的产量供应受到冲击，导致石油价格飞涨。油价上涨使产油国一夜暴富，沙特阿拉伯等拥有大量油田的国家获得了巨大收益。石油的稀缺性导致大量财富出现转移，每日使用汽油的工薪阶层把收入转手都贡献给了产油国。
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很快开始发挥调节作用。世界各地的新油田陆续投入生产，液压破碎开采等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等地可开采石油的产量。随着石油开采产量的提高，国际油价开始下跌，主要产油国的贸易盈余日益萎缩。与此相应，它们通过操纵油价影响全球经济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由此可见，产量、稀缺性和经济收入获取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但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同样也适用于土地和自然资源。
· 工作者的经济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当大多数工作者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一直高到全社会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由一个人完成，即使用一个劳动者就可满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一切需求时，这位工作者肯定具备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毕竟，他一个人的劳动满足了所有人的需求。但实际上，这位工作者几乎毫无经济影响力可言。如果他试图通过降低产量的方式为自己“寻租”，产量第二高的工作者马上会将其取而代之，从而控制整个市场。
再来看和上面截然相反的情况。假设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所有工厂都必须开足马力生产，所有可用人力都被投入使用，以满足部队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当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人力都必须投入工作时，土地和机械所有人就无法得到盈余收入。一个工人离职，工厂老板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能把他吸引回来的水平。因此，经济影响力实际上掌握在工作者手中。
上面的分析对今日的工作者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劳动力充裕的时代，工作者的经济影响力微乎其微。受此影响，他们必须面对收入比例不断下降，以及无法参与重要经济决策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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