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医生的名字,也应该被铭记

这些医生的名字,也应该被铭记
2020年02月10日 23:18 AI财经社

编辑 /   严冬雪

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进入“大决战”阶段,仅在2月9日,就有41架次包机运送了6000位医护降落在武汉。

AI财经社采访了4位在湖北抗疫一线的医生。面对一种新病毒,医者最初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过担忧。可一旦进入救治,他们就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模式:在临床中不断和病毒交手,刷新认知,和患者病情的变化赛跑。

除了身体超负荷运转,他们还缺防护用具、缺人手、缺供氧设备,也和病人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前段时间,武汉发热门诊爆满时,武汉第四医院又发生了伤医事件。这让一位医生感到忧虑,他觉得,也许现在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医院里,冲突早晚会爆发,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应该在这方面做预案?有没有具体措施撤掉这个隐形的火药桶,而不只是口头表示严惩。

正如他所言,灾难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当下的日子肯定没有以前那样舒服,大家都要有些承受能力,要相互体谅。如果说医生的职责是尽力救治每一个病人,那普通人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盲目乐观,做好居家隔离帮助切断传染源,更不要一味指望神药或疫苗的出现。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1

武汉同济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房明浩:

现担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ICU医疗组长 

对重症病人来说,1000个人有1000个样子,很难有百分百管用的治疗手段。前几天,李医生不幸去世了,他的抢救过程众说纷纭,我可以理解大家的情绪宣泄,但最终,只有当时抢救的一线医生和他的上级医生、决策医生一起,才能还原事实。因为有时候一线医生都不一定清楚指令医生的思路。作为一个在ICU干了20年的人,我觉得贸然评价对一线医生或决策人是不公平的。

抢救要考虑很多因素。除了抢救价值、救回来的可能性,还有身边人的情感需求。毕竟是自己的同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肯定都想把他给救回来。但如果说心跳已经停止,已经宣告临床死亡,再给他重新做一遍ECMO,人也没法再活过来。

ECMO(俗称“人工肺”,一种医疗急救设备。原理是将静脉血导出,注入氧气,再输送回体内,保证全身流动着氧气充足的血液,维持各器官活性,期待病人心肺功能重新恢复运转)并不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支持手段,它起作用的前提是,某一个脏器出现了急性的障碍或者停摆。ECMO的目的是为患者赢得时间,它就像一个轮椅,我们推着轮椅帮病人过山坡,等待病人能自己站起来,但是如果病人一直站不起来,这个坡过不去,轮椅也失去了意义。

有创操作对人体都是有利有弊的,什么样的病人能上ECMO,卡在哪个时间点最合适,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评估,要联合几个高级职称的医生和家属来一起商讨。我们的ECMO小组都是24小时都在线的,需要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都随时上。

ECMO上得越久,对肌体的损伤就越大,比如会造成血栓,特定肢体的坏死等并发症,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性研究,5-10天撤机是黄金时间,如果期间病人没有自己恢复,结果就不好了。

做出撤机决定对ICU医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评估死亡有三种:第一种是社会性死亡,只能靠机器和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无法吃喝,无法交流;第二种是脑死亡,身体机能停止了,心跳呼吸还在;最后就是临床死亡,呼吸心跳都停止了。我们ICU医生面对前两种的困境会更大。西方是到时间必须撤,中国医生要综合很多因素,比如家属意愿,如果医生主动提出放弃,反而会导致医患关系不信任,我们面对的伦理问题要比西方难很多。

1月21日,我从武汉同济被派来支援金银潭医院,很不幸的是,当天包括重症科主任在内的三位医生都病倒了,一个高度疑似,两个出现发热症状,还有两三位护士也出现了一些症状。本来他们人手就比较紧张,一天之内倒下这么多人,整个团队都非常地低落。

本来我是过来合作的,结果变成了他们的临时主任,当时省内其他医院的8名医生都过来支援,我们就组成一个10人团队,与此同时,五六楼本来是普通病房,因为危重病人太多,也改成了重症ICU。

我负责金银潭的南7楼,病区里的病人是重症中的重症,病人私下都知道,上了最高层说明病情严重了。这层楼不是看收治的病人数,而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比如我们这边一般收治10到15名病人,全都在上呼吸机,最严重的病人还同时开着ECMO或者上着透析。

以前,我们同济ICU接收的重症病人可能是湖北省甚至整个中部地区最严重的,但那时我都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病人。很多人一见面就要插管,就要抢救,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个患者去世。

我最早干急诊和重症的时候,有的病人因为病得太重,一来就去世了。我们科室虽然不大,但登记的死亡病人占了医院的绝大多数,同事间开玩笑说我们这里的下一站就是太平间。所以我对死亡的看法可能要比普通人淡得多,我的观念就是:病人来了我会争分夺秒地救,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坚决放弃。辅助科室的同事都不是很能理解,觉得我们好像很冷酷。

刚上班的时候,同科的小护士抢救病人的时候会跟家属一起哭,病人走了之后再跟他们一起哭,但有时候一晚上得抢救四五个病人,一直哭下去都没法上班了。慢慢地这么多年之后,接到病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屏蔽掉家属有多么伤心,不会问家属有没有钱,不会扯那些有的没的,就想争分夺秒地救病人。因为过了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的黄金时间,就没用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医院人员很冷血吧,但要是特别感性,我们都没法活了。

这次支援金银潭,我的工作其实没有外人想的那么轰轰烈烈,什么扑上去奉献自己。就是早上8点交班,把病人头一天的病情汇总,分成两个医疗组去查房,一线医生去落实一些有创操作和治疗方案,收集上报数据,然后下午再开会,再上报,微信群里也在24小时不停地汇报病人的病情。

一线的值班医生和护士反倒是最辛苦的。从12月29日开始,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把重症监护室腾空了,全面投入到抢救新冠肺炎病人中,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但是社会外界都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发声,也不会去写个东西宣传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致敬。

现在我们这层都是确诊病患,所以医护都能达到完整的三级防护。防护服看起来挺威风的,实则非常痛苦,穿四五层,没有任何透气性。这里病毒浓度很高,医护人员的腰上还要再戴一个体外送风器,像电风扇一样不断地向外吹风,让体外的空气不容易进来。那个非常重,就像宇航员在太空里不停搬砖的感觉,所以能看到护士走路老弯着个腰,要是站直了,腰会非常疼。

那样严密的防护之下,人会缺氧,我们科室每天都有护士晕倒。现在算上行政人员我们就12个人,加上医生还要倒班休息,相当于把6个人的活分给两三个人干,强度非常大。

从12月底以来,我这30多天把所有和疫情相关的岗位都转了一遍,发热门诊的一线二线我都上过,也和院里、区里的专家组参加过会诊。我感觉病情的变化有几个节点:1月17到18日,能明显感觉发热门诊的压力变大;1月23到25日,病人病重的程度,包括社会上的传染程度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那段时间我有点焦虑,因为政策不断在改,可能第一天中午决定的事情,第二天又推倒重来。一进医院铺天盖地全是病人,人手也越来越紧张,整天想着从哪里抽点人来,晚上都睡不着觉。现在,整个疫情防控理顺了些,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重症救治,把死亡率降下来。

新冠肺炎让人很头疼的一点是,它的隐蔽性非常难以琢磨,病人发烧也好,血象改变也好,和他的呼吸困难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正比。比如有的病人发烧很高,呼吸困难,后边不一定会转化为重症;有的病人发烧5天看上去好了,结果过了3天,又转化为非常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我的同事陆俊医生就是这样,不发烧3天之后才出现呼吸困难,从他起病到出现呼吸衰竭,10天过去了,这完全超越了我们重症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的评估。

我对这个病的认识也在改变。最开始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流感肺炎,后来发现比想象的更严重。现在我们也在想,有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往前提,但提到什么时间才合适,既不浪费医疗资源,也不会导致来不及抢救,后面还要花时间补充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想法设法加强一线医生的培训,比如把重症和呼吸专科的医生派到一线去,在中轻症病人里把重症病人及时地甄别出来,以利于我们早期抢救。不要等到最后器官都已经一塌糊涂了,什么样的方法都救不了了。

除了1/3的时间用在临床工作上,我其他的时间都在想办法收治病人,电话指示处理一些危急的事情,有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干不完。作为一名武汉医生,兄弟医院、同学、亲朋好友,甚至一些不怎么熟的人都打电话给我,说有个重病病人,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有一张肺部CT,能不能咨询一下?所以我的吃饭时间非常乱,就只有一张嘴巴,接电话就必须放下碗筷,经常一顿盒饭吃2-3个小时。以前冷了还能热,现在在隔离酒店里没条件,就只能吃冷的了。

酒店里住着来自各个医院的同行,但电梯里遇到,大家也没什么交流,因为要保持1米5的安全距离,能看到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隔离会让人和人之间的感觉变远,在病房里也是,我看不清楚病人,病人浑身插满管子也看不清楚我,不像我们平时和患者的交流更多些。

同事的感染会更牵动我,比如陆俊医生,从他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带着他,一直到他结婚生子,从他生病第一天我就在跟他聊天,22号他转院过来,他说房老师快来救我,我还哄着他说没事,要挂早挂了。

在武汉早期染病的医护人员里,陆俊是最重的一个,初期感染的那一拨人死亡率比较高,所以他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现在陆俊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恢复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最让我觉得心酸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办法住院的重症病人。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病人,家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伯伯、阿姨都生病了,全家就只剩一对小夫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医疗资源能够帮他们收住院。我们都是有父母的人,联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也觉得非常可怕。

越是觉得这些病人可怜,就越是要把眼前的重病患者死亡率降下来。另外,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死结解松一点。

我想趁机跟公众科普一下,第一点是,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自愈的。第二点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感染源,避免交叉感染,而不是指望什么神药或者疫苗出现。现有的药物都没有确切的临床疗效,并不推荐轻症病人吃一些抗病毒药物或者抗生素,有可能治疗作用远远小于副作用,甚至副作用在你身上来说更大。

我以前很少发朋友圈,顶多跟朋友几个在群里说说话,但这段时间发了好几条,主要是想跟科普一些东西。最让我生气的一条谣言,就是说某药物能让肺功能一下子恢复90%,就跟说能让你家孩子一夜之间长高50cm一样,非常荒谬,在内行来看就是个笑话,但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可能就会相信。从SARS到现在,目前我们对病毒还是无药可用,大家不要盲目乐观。

金银潭医院的医疗配置应该是属于顶端了,但我们最基本的口罩、帽子、防护服还是很缺,以天为单位,每层楼的防护设备只能保证明天有,但是不知道后天该怎么办。金银潭都这么朝不保夕,一线基层医院的一线人员可能更困难。另外就是氧压,比如医院设计时原本就够100个病人吸氧,现在500个人都需要,只能靠临时的氧气瓶来解决,好比自来水压不行,只好拿桶去接水。现在各个医院都面临这个困境。

其次就是人员的匮乏。现在很多从来没有干过临床的医生、护士们顶上来干活,临时拼起来,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到底彼此能干什么,擅长什么,什么脾气性格,等摸索完了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对于医护人员或者患者的预后都是不利的。我还是呼吁配备人员的时候能以团队的形式,教授、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护士、护士长这样一个团队来。

还有医疗场所的治安问题。有可能现在整个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医院里,病人病情突然地恶化,一天之内就离开了,又不让见最后一面;或者有人生病很痛苦,排队很久都看不上病,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冲突早晚可能爆发。我们都同情和理解,但是医护人员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基层警务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知道这些患者或家属很可怜,一方面又觉得医生也很可怜,他们也很无助。

看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发生的那起伤医事件(注:1月29日,该院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撕扯防护服),我没有恐慌,只是感到忧虑。我毕竟干了20多年,对于病人来说,我是个主任是个教授,出于尊重和信任,不会对我怎么样。可是对有些普通的小护士、小医生就不是这样了。况且就算警察来了,没有防护服,大家都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警察也不敢这么赤手空拳地冲进去。

并不是说我们敌视或者害怕患者,这个不存在,但是至少我们很忧虑。我觉得这个火药桶必须有人要把它拆掉或者疏散出去。(注:据警方通报,2月4日,一男子在武汉某医院就医时,因情绪激动,持刀威胁现场一名医护人员,所幸无人员伤亡。这已经是疫情爆发以来被报道的第二起伤医事件。)

大型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逃得掉,不是光看看热闹夸夸别人很高尚就完了,大家都要有点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互相体贴下,彼此都很不容易。

但我不会特别悲天悯人,为谁流个眼泪,我不会的。实在觉得病人很可怜,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在我有限的资源里想办法把他给塞到哪里去,或者告诉他的医生一些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我觉得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就要尽力地去救人。

2

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在恩施市)

隔离病区主任向薇:

刚开始觉得疫情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非典和甲流的时候我都在发热门诊工作过,但那时主要疫区不在武汉,没几个病人,工作也不是很累。但这一次超乎我的想象。

大年三十当天就收治了10个病人,2名确诊,8名疑似。我们医院本来没有隔离病区,是用中医病房临时改造的。标准的感染病房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四个区域,但因为医院的建筑条件,我们现在没有缓冲区,这个目前还没办法解决。

后面还有更多没想到的事。最关键的是,感染性疾病有太多流程了,细节小到该由谁去引领病人从发热门诊走过来,该走哪条路线,病房怎么分配,病人产生的生活废弃物该怎么处理等等。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的传染病,我本来就是呼吸内科的,但来支援的医生有儿科、中医科、骨外科的等等,所以刚开始医生们对诊治不是很了解,一切从零开始,只能靠我们和发热门诊部、后勤部、消毒供应部反复沟通,形成一个固定的流程,再对医护人员反复培训。我后来也跟他们说,我们是无门无派,见招拆招。

我们现在目前有两层楼,分为疑似区、确诊区、重症区和疑似重症区。截止到2月2日下午5点,一共收治了21个病人,有孕妇、儿童、肾衰竭的、外科造瘘、需要做血液透析的瘫痪病人,类型五花八门,跨专科很大,对医生能力挑战非常大。要学习的内容也非常多,国家给出的治疗方案、确诊依据、排除依据都不断在更新。

现在没有特效药,只能靠给病人提供对症支持治疗为主,除了工作量很大之外,另一个就是管理,不让这些疑似的病人乱走动,再传染给社会上的人。

有一个50多岁的疑似病人,因为不想被隔离,还没有拿到筛查结果就偷偷跑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其实他的家属也挺害怕,后来终于联系上他的儿子,又联系110才把他带了回来。还有个小孩,他是疑似病例,一家人从武汉归来,三个大人也得隔离,但是他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够,觉得这是个普通感冒,说自己又不是病人,还要被关起来,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我们就只能反复、耐心地解释,这是为了你们好,如果回去把家人感染了,整个家族都得隔离。

有一些病人需要舒缓心理。有一个70岁的婆婆,村里的干部给她打电话,说她“被确诊为疑似冠状病毒性肺炎”,她只听到了“确诊”两个字,没管后面说了什么,听完后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新闻说有基础疾病、年纪大的患者容易死亡,她就很恐惧,有自杀倾向。我们就给她进行一些心理疏导,婆婆吃不惯食堂的饭,我们就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给她,后来经过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婆婆就回家了。

有些病人的要求,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困难的。严格来说,生活用品和三餐都是要由家属提供的。但是有的家属就不来或者来不了,我们就得全部负责。有个瘫痪的病人,已经上了呼吸机,家属都在武汉,封城之后来不了,除了把屎把尿,他的衣服甚至内衣内裤都得我们来买。

图为向薇在诊治病人

其实除了病人需要心理疏导,我们也很需要。

2月2号,我就遇到一件压力特别大的事情,有一个病人病情告危,先用无创供氧,接下来就要有创插管供氧。但我们没有负压病房,防护服也不是那种有通风功能的,只是最简单的。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措施,断开呼吸机吸痰的时候,被感染的机率是最大的。我很矛盾,必须要救病人,但又想保证手下的医生和护士不被感染,不知道怎么取舍,但只有一瞬间的犹豫,如果病人需要的话,即使没有防护,肯定也还是要给病人插管的,这是医生的本能。

现在人手很紧张,大家都是在超负荷运转。我们一般白班尽量排5个小时,太长时间人会受不了。防护服不透气,一般穿上半小时就会非常难受,护目镜也会开始起雾,所以进病区的时候不敢多吃东西多喝水,担心上厕所,有的把纸尿裤穿上了。口罩拴在耳朵上面的,时间一长,像刀割一样地疼,外面又有眼罩压住,所以医生护士脸上都是压痕,耳朵、鼻子和眼眶下面都已经被磨破皮了。

护士妹妹们都很年轻,有的私下哭了好几次。一是累;二是医生护士也是人,也对死亡有恐惧,所以是自身生存的渴望和救治病人的双重压力压在身上。做好了防护,我不担心被感染,主要是担心手下其他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做好防护。听说有一些地方能给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但我还真没有时间去,只能先靠自己调节。

我从年三十工作到现在都没休息过。除了有一个晚上睡了6个小时,其他基本都是只能睡2-3个小时。其实晚上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但想到各种流程都没有到位,医生也还在磨合中,脑袋里不停地在想各种问题,就是睡不着。

我记得接到任务那天,因为长头发戴帽子后有一些碎发漂在外面,特别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都把头发剪了,因为是除夕,理发店都关门了,都是自己用剪子剪的,长的长短的短,像狗啃的很难看哈哈。

我相信疫情最后会得到控制,但是时间是两个月还是半年,还得看后期对病毒的了解,或者推出其他更强力的手段。昨天我们这里有两个病人出院了,一对夫妻,其中有一个还是重症患者,这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当然他们出院之后还是必须居家隔离14天,因为哪怕是治愈了,人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免疫抗体,还是有再感染的可能,而且感染机率比普通人要高。

等疫情结束之后,我最想好好睡一觉,好好陪陪我的家人。我很久都没有跟家里打电话了。我们都没法回家,就住在医院指定的生活区里。家人们肯定是担心的,但是怕打扰我休息和工作,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正月十三是我妈妈的70大寿,不能见面,我就远远地祝福她吧,以文字或是视频的形式也好,祝福她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3

武汉济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江军:

1月23日,武汉市蔡甸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来了我们医院,下达决议,在我们医院挂牌“武汉市蔡甸区感染性疾病病区”,作为蔡甸区发热患者集中救治定点医院,主要是接收区人民医院需要住院的病人。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就没再回过家。

大年初一那天,院里通知两小时以内报道,是全员通知,基本上在湖北省内能赶到的都到了。首先开了会传达政府要求,做相关防护培训。我们是复星医疗旗下的医院,复星请了专家来讲课,还有考试,通过了才能上一线。

我以前也在公立三甲,现在疫情当前,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通力合作,而且合作很深入,这是前所未见的。比如我所在的7楼住院楼层,不仅有我们济和医院的医生,还有蔡甸区人民医院、蔡甸区中医院、辽宁医疗队的医生。

我本来是消化科的医生,临时学习呼吸和感染方面的知识,第一次进隔离区之前还有点忐忑,进去之后发现兄弟单位的医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未知的时候最可怕,进去了之后慢慢平复了,工作效率更高。

我们现在一共有5层楼都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我所在的七楼有50张床,一线医生10个人左右,3个主任,一起可以照看50个病人。由于集团全球采购,防护用具一直都比较充裕,防护服视情况一天可能会用两到三套。

人手方面,大家的班都排得满满的,白班有时候一天要管12个病人,一线医生都很辛苦。上午最累,收病人、出院病人、重症病人、病情变化的病人都要处理,科室内部专家组还要讲一些专业知识,像打战。

个人压力肯定是有,有压力也要上,有风险也要上,要对得起这身白大褂。我们家搞医学的人很多,一家三代人,光是在武汉一线的就有四个。这段时间我们互相都没有联系,除非有重大事件。

有时候下班了,很累,只想洗个澡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我们一线的人员是不能回家的,集团在医院旁边给我们定了一家酒店,单人间,怕相互感染。下班回到酒店的时候会放松一点,不会太焦虑。我今年51岁,从医20多年,已经经历过很多了,当医生就应该有这种平淡处之的能力。除了睡觉还有很多事要做,一是要想病人前一天的病情,二是学习诊疗方案,目前已经学到第五版。

病人问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而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有几个病人病情变化比较快,在我们救治下也都慢慢好了起来,都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最近,病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格外更好了一些。

4

武汉济和医院心内科主治医生晏飞:

知道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从腊月二十九开始,我就一直在一线工作,所以之前对这个人没有了解。看了网上的消息,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一线眼科医生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和同事们没有更多地去聊这件事,一是防疫一线事情太多了,二是再讲下去大家心里都会很不舒服。

对于疾病,以前我是心里有底的,因为治疗方法都能在教材和指南上找得到。这次面对病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疫情来得太突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刚到一线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接到指令后没有多想,作为医生我必须上,不能逃避。随着专家们对这个疾病不断认识和了解,摸索更新诊疗方案,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指南(试行第五版)》,我的心里也渐渐有了些底。

有一个30多岁的女患者,住院8天左右,复查后胸部CT症状明显好转,就转到治疗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去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我们都很高兴。

病人的状态也很不同。以前是靠我们边诊断边观察,病人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现在整个病区的病人都知道疫情情况,有些患者情绪比较低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安慰和鼓励他们。

有个女孩的妈妈病情比较严重,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见好,她担心自己也被感染,但是没办法走开,整个人就非常焦虑。后来她妈妈病情变重转到ICU里去,她立马就住院了。我们一方面为她积极制定治疗方案,同时也鼓励她要乐观积极,相信医生。她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下来,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除了提供对症治疗,我们还要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提醒家属做好防护。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在病区里,大家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都看不到对方是谁。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位来自辽宁省医疗队的主任在我背后写上了我的名字,有一次我穿好防护服在对病人进行例行检查,一位护士从身后直接叫我的名字,我才发现了这个细节。

那一刻觉得很感动。其实在我们病区,医护人员都是来自不同医院的,有公立医院的,有辽宁省援鄂医疗队的,也有我们自己的医生,大家的工作习惯不一样,专业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都不一样。疫情发展到现在,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但大家能扭成一股绳,互帮互助。因为大家的共同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病人们能早日康复。

(武汉同济宣传科田娟、常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我们从《财经天下》周刊出发,以新媒体的形式和节奏、

以传统媒体求实的精神,致力于传播真正有价值的报道。

财经自媒体联盟

新浪首页 语音播报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