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灯灭了，一盏灯亮了
从北京迁居杭州的一天，张瑜就接收到杭州城对她散发的善意信号。
刚出萧山机场航站楼，一位黑车司机招呼张瑜上车，问她想去哪里。张瑜拒绝了黑车司机，叫了一辆网约车。电话来了，网约车司机让她到二楼停车场等车。她从一层往上走，上面一层却是三层，张瑜迷路了。只能原路返回，遇到刚才被她冷脸拒绝的黑车司机，四周人少，她只能上前求助。没想到对方爽快友善地了教她怎么走，没有再提刚才的事。
第二天，张瑜的猫也到了。一只加菲猫，一只英短，都是她在北京养的宠物，离开北京当天，她先把猫送去火车站托运，随后自己搭飞机先抵达了杭州。航空箱装着两只小猫在铁路上飞驰了一天一夜，终于和它们的主人重逢。
猫放进了张瑜在杭州新找的租住处，箱子里只剩下两只猫一天一夜的排泄物，味道难闻又无法遮掩。张瑜提着两只航空箱走到楼下，一个送生鲜的外卖小哥经过，她问了嘴箱子往哪丢，小哥直接把箱子放到自己的三轮车上，说会帮她处理掉——这是来自杭州的第二份善意。
傍晚，张瑜带猫去洗澡的时候一句话从脑子冒了出来：“这是我的城市。”才是她到杭州的第二天，这种感觉，她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从来没有过。
图| 张瑜镜头里的杭州
三年前，她离开故乡到北京定居。在北方的记忆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总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疏远。去坐地铁，一次张瑜的朋友由于扫二维码的方位不对，无法进站，张瑜和朋友从不同方位扫了多次，电子闸机一直显示“扫码失败”。无奈之下，她们转向一旁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忙。对方已经看了她们许久，他拿过朋友的手机扫了一下，电子闸机打开了。
离开北方奔赴南方，对张瑜来说不是一件难以割舍的事，离开前只要好好和北京的朋友告别，便没有什么遗憾。
从2016年开始，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每年持续减少10万人以上。到2020年，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缩减至2300万以内。人们带着未能落地的户口搬离北京，更多人把目光锁定在南方。深圳、杭州、成都、广州、长沙等城市，成为年轻人定居常见的选择。
北京曾寄托着张瑜的梦想。她少年时期大部分关注的意见领袖都定居在北京，张瑜向往着，到北京工作，和这些曾指引她的意见领袖生活在同一城市接受一样的环境熏陶，可以帮助她在智识上快速成长，也能靠近一批价值观契合的陌生人。
只是，当张瑜真的在北京实习、入职，她才发现自己忽略了现实的骨感。媒体行业早已度过了黄金时期。媒体从业者的工资和十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增加。真正在一个城市站稳阵脚的象征是户口，在北京，这是她难以企及的目标。张瑜开始怀疑在北京做媒体工作的意义。
对北京生活的期望渐渐熄灭，另一盏灯光则逐渐亮了起来。
在北京的第三个中秋节，张瑜到杭州旅游，第一次感受到杭州的吸引。这个南方城市空气湿润，在高楼大厦的一侧就是西湖，工作累了还能泛舟湖上。在杭州享受生活，也许这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在2020年，她转换领域，往杭州的互联网公司投了几份简历，成功入职杭州一家公司，去了南方。一个月后，她的户口落地杭州。
女孩何湾记得2017年冬天的北京，它启动了胡同整改计划，一块封条贴在了何湾所在公司休息室的外窗上。午餐归来，何湾和同事沿着鼓楼大街临街的几条胡同溜达，在这条他们每日午餐都会走过的路上，他们发现往日开门待客的咖啡店、零食店、小卖部都被拆除了，往日聚集在店内外聊得火热的大爷大妈也不见人影。他们一时迷路，不知该往哪里拐弯。
随着原来的小店们骤然消失，过往的生活轨迹就这样被抹去了，事先不会对何湾他们打招呼，何湾对这个地方的确信感裂开一个口子。
何湾曾经确信北京是最好的交付青春的地方。2016年，她在上海读完大学后不久便来了北京，入职一家文化市场咨询公司。
在何湾打开视野的那几年，北京一直是互联网文化传媒公司的聚集地，几乎每周都会有为青年举办的沙龙、现场和市集。起初，何湾挤出时间参加过几次活动。后来青年活动越来越少，她也被钉在工作时间表里，与这座城市的关联愈发减弱。
一度，她寻找过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感。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以超乎外人的细心与耐心，去了解、观察这座城市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一面。
2018年五月，何湾和同事在东四十条聚餐到夜里11点，几个人顺着胡同里的小路一直走到内务街一带。那几天，《十三邀》正在播与姜文对谈的一期的预告片，提到姜文长大的地方正是内务街11号。他们决定趁夜色去姜文的祖宅附近转转，借此了解大大的北京城里，尚未被大多数人留意的角落。逛完已是凌晨两点，几个人又去便利店买了低度数瓶装酒，沿着胡同边走边喝。最后，大家凑在一位同事家里看完了那期完整对谈。
把自己放进另一种生活
半年前，何湾决定要从北京移居成都，她把这称为“行使退出权”。早在北漂第二年，她就患上间歇性湿疹。这是一种慢性病，两年来她不断涂药，想要控制病情，但事与愿违，反复发作。何湾找不到准确的病因，把这归结为身体向她传递着某种信号，觉得也许自己应该顺应这种提醒，换个城市，调整身心状态。
于是，她做了决定，离开北京。
至于为什么目的地是成都，直接原因是，她的男友在成都寻了份工作。如果不是成都，何湾猜，自己可能会去福州。但何湾也坦承，早在决定迁居成都前，她就被成都闲适的气质吸引。数年前她到成都出差，撞见几个阿姨坐在星巴克咖啡厅门口散座上打牌，这个画面一直印在她的记忆中。在她的理解中，它提示着成都城的生活拥有“生活本身的活力”。
正式定居成都的第一天，何湾和男友到郊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之后，她跑到街边吃了碗米粉。粉店的餐桌在马路边上，桌上放着辣子，她学着当地人那样，加了几大勺，入口的辣味和南方的湿润空气混在一起，她形容这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从那一刻开始，何湾开始尝试把自己放进另一种城市的生活模式中，在这段自己造出来的闲适生活里，想慎重确定自下一份工作的方向。
这个过程没有想象中简单。身在闲适的成都，北京留给何湾的身体记忆难以抹去。
在成都疯玩一周后，何湾习惯性要求自己按上班时间作息，尽管不在北京，她也要求严格，不能接受自己睡过头，每当恍神便会产生负罪感。为了尽快找到未来的工作方向，她开始阅读书籍。在北京时她是研究员，沿袭了那时的阅读习惯，她看书的方式很赶——只看逻辑，跟着文章一步步推理，这样能帮助她用最快速度掌握全书信息，却无法让她沉下心来去感受新领域的细节。
意识到“赶”的潜意识绊住了自己，何湾试着每天默念“不必赶”，来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她控制自己不设闹钟，为了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她开始控制自己专注地阅读小说和诗歌，那是她在北京从不读的文体，阅读起来急不得。
何湾住的小区周边有一片树林和一条河。某次散步中途，她误入附近老小区，抬头看见工人正修剪绿树。她拍下眼前的场景，觉得这处景色是自己在“不急”上有所进步的证明，由衷地为自己高兴——近五年来，她第一次注意到实实在在的冬天景色。以后，提起“冬天”这个词，她能想到的不再只是北京冬日里枯黄的枝干。
图| 何湾在成都拍下的冬天景色
另一个年轻人阿影，在北京攻读古代汉语硕士研究生毕业后，2019年南下深圳成为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
安全感，是阿影在南方寻到的新感受。阿影选择深圳的理由是，这里给了初出茅庐的他积累财富的机会——从2017年起，深圳的学校普遍承诺教师年薪30万。
尽管读研时，导师不吝啬表达看好阿影未来读博的可能，但阿影自己看来，他没有坚定地想走这条路。在他的考量中，读博除却学术上的价值感，继续做学术研究没办法给他带来更多。相反，它意味着阿影未来几年经济上的拮据和学术研究带给他的疲惫。2020年毕业季，经历了疫情之后，阿影愈发坚定地想结束学业，找份工作。
阿影考取的教职，在深圳市福田区一所初中，学生大都是周边城中村里的孩子。第一学期，阿影接手一群刚升上初一的学生，他从头开研究课本、参考书、教案，批阅作文作业时，还给学生一个一个圈错别字、逐句修改用词造句。对“资深学生”阿影来说，教书就这么骤然成为了生活的新核心。
新入职的老师们常一起合计工资、福利、社保加起来够不够校方承诺的30万，阿影由此得知公积金可以被提取，每个月工资连同提取出来的公积金全部攥在手里，让他感到安稳。
某次下班后，阿影和老师们一起学校旁的城中村里聚餐，几个同事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头，一桌人说说笑笑，吃重庆小面。阿影忽然冒出一个具体的想法：“这里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对小慧来说，去南方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在动身前往之前，她在2016年春节后去了成都考察。而决定扎根成都，则花费了两年时间。
2016年，小慧在成都软件园园区食堂发现员工花十几块能吃到正宗的四川菜，小慧享受着美食，听见大家聊着“用户运营”、“产品bug”等一系列跟互联网相关的话题，氛围与北京中关村无异，小慧一下子对成都有了信心。更吸引小慧的是，带自己考察的朋友也在此工作，她的薪资比在北京只低了一千块。没过几天，在一家星巴克里，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看了小慧在北京的从业简历，承诺年后会有岗位空出。
回到北京，小慧决定提出离职。
然而，在成都的第一年没有想象中顺利。那位公司高管承诺的岗位迟迟没有空出，小慧不得不另谋工作。受学历所限，小慧无法到互联网大厂就职，抱着希望面试了几十家互联网公司，有次还险些被骗进传销组织，成都的另一面在小慧面前铺开。
第一年，小慧就因不适应换了两次工作。她习惯在北京暴走，但成都的地铁里，人们的步调不紧不慢，令她时常有种在人堆里被卡住的感觉。排队时她想大声告诉所有人：多分出一条排队队伍吧，这样大家马上就能通过安检。
但小慧热爱成都工作之外的生活。她加入了一个“本地青年吃喝玩乐”微信群，下班之后，小慧和群友每周两次相聚在不同的火锅店，这样的快乐，人均只三、四十元。吃罢火锅，她也喜欢去看音乐现场，在音乐里徜徉再晚也不怕，因为从整个成都离家最远的体育中心打车回家，花费也不超过70元。
2016年11月，小慧借工作便利拿到一张赵雷演唱会的票。当时，《成都》还未成为赵雷的主打歌，演唱会上，他一首一首唱着在北京的追梦和心酸。小慧是赵雷的歌迷，对歌词深有同感。那晚，她在赵雷的歌声中回忆着在北京的三年、在成都的一年，没有人注意到她一会哭、一会笑。
图| 赵雷2016年成都演唱会现场
2018年年底，小慧终于找到了心仪、稳定的工作。之后，她陪老板看一间位于成都市区三环的样板房，房子四十平米左右，上下两层，精装修。由于产权时间短，整套房子售价80万左右，她当晚便把房子定了下来。那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标注着又一个年轻人生出了在成都落脚生根的念头。
为了下一代
带着孩子上飞机前，四川人蒋珊在T2航站楼的卫生间哭了一场。
这位年轻的母亲舍不得离开北京。起飞前，她发了条朋友圈告别北京，最后一句是：“要经过这里四季的和煦温柔、暴烈残酷，才有资格说：我曾经属于这个城市，我曾在这里不顾一切地活着。”
往前数十年，蒋珊在天津读大三，每个月都要坐高铁到北京。她喜欢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在北京，她和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见面，到大学里听公开课，逛南锣鼓巷，晚上住在青旅，每个周末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大学毕业后，蒋珊如愿在北京寻了工作，也收获了爱情。结婚——生子——离婚，蒋珊在北京就这样生活到了2020年。这一年，为了孩子落户，她不得不离开这座她追逐了10年的城市，到成都投奔父母。
实际上，自孩子从2016年出生，蒋珊便开始忧虑孩子要到哪里入学。那时她就隐约感觉自己最后可能会离开北方。
蒋珊曾是资深的教育报道记者，对全国教育资源的分布谙熟于心。孩子能在北京城区读书当然是最好的，但孩子缺一个北京户口，只能当借读生。她查看升学率、生源品质、入学条件等一系列指标，知晓成都的教育资源，比北京周边的几个大城市还优秀。加上自己的父母就在成都，蒋珊意识到，带孩子回成都上学是理性上的最优选。只是蒋珊舍不得离开北京。2018年，蒋珊一家还在天津买了套房子，计划让孩子到天津读初中。
之后，经历了离婚，蒋珊对北京的牵挂减少了。孩子被法院判给自己时，也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索性带着孩子到成都落户，买了套学区房，期望成都给她本人新的牵挂。
2018年，北京有近30万外来者选择离开，阿静和家人也其中。
当时，距离阿静的孩子读小学还有五年，阿静夫妇在纳税额排名中并不靠前，全家人因此看不到在北京落户的希望。阿静咨询过自己就职的商业银行能否帮助家人落户，得到的回复说，每年行里的落户名额有限，阿静的条件很难排上队。如果拿不到户口，阿静的女儿就无法在北京正式入学。
推动阿静的另一个原因是远在甘肃的父母。阿静的公公曾被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折磨，老两口通知了所有子女，唯独没敢通知在北京打拼的阿静夫妇，老人觉得他们两人在北京打拼，每年能抽出时间回家探望已属不易，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后来得知这件事，阿静和丈夫生出一种缺席的愧疚和遗憾。
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冒了出来：人活一辈子，究竟想要什么。阿静和丈夫意识到，他们双双在银行工作十年，朝九晚九，日渐麻木，周末和年假不知何时成了生活唯一的盼头。十年下来，生活就像一个空挂的车轴，它永远转动着，却没有方向。
眼见着女儿接近入学的年级，为了女儿能够顺利入学，夫妻俩想在北京之外能够落户为孩子办公立学校入学的城市。当时阿静的公婆每个月都到成都看病，为了照顾老人方便，他们决定去成都落脚。
2020年3月份，阿静在网上看了几套成都的出租房，趁周末飞过去，挑了一套周边环境最好的，租了下来。一家人中，第二个飞去成都的是阿静的父亲，他负责去做房子的装修。10月份，阿静花两周时间打包全部家当，办理物流托运，抵达成都。
阿静的父母也搬到了成都。每天早上八点半，他们送孩子去幼儿园，回家后，阿静开始练习英语，以便自己能监督孩子学习英语发音。到了中午，阿静和父母一起吃饭，偶尔拌嘴，等时间走到五点半，就去学校接孩子，送去课外班。一到节假日，夫妻俩便开车到甘肃文县去看望丈夫的父母，走高速，4个多小时就到。每次去甘肃，阿静夫妇都旁敲侧击地试图说服老人到成都一起定居。
阿静夫妇的生活，开始围绕家庭的未来转动。
唯一未能满足的是乡愁。阿静怀念东北老家的麦子和山，最重要的是冬天有雪。她计划着，等孩子长大、自己老了，还要回到东北老家去。
放弃的、选择的
奔向南方，对一些人来说，是一次追求理想而稳定生活的尝试。
在2020年，有100万人首次抵达杭州定居；从1月到10月，30.9万名本科毕业人才落户杭州。他们未满35岁，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活力来源。在深圳，2020年则意味着吸引新增户籍50万人的指标。对年轻人来说，落户于此即可凭借全日制学历拿到生活补贴。时代红利让从北方来的人燃起希望。
站在人生的新阶段，孟玛发现北京对自己的吸引力逐渐贴近于0。
2020年夏天，孟玛在北京的房子临近续租日期，恰逢公司改组，如果留在北京，孟玛将开始一段新的上班族生活。临近三十岁，她发现身边同龄朋友开始有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曾经，二十岁出头的她们相互依靠，随后，大家陆续步入新的人生阶段，只有她为了记者的自由独自打拼。她并非不需要连接，她的男友和亲戚都住在深圳，剩下的只有同住在北京的朋友。其他的好友，大家时常在微信群里联系，却因为忙碌和交通不便极少见面。
在北京，被困孤岛的感觉压过了所有。
就这样，2020年，在离开深圳到北京工作了两年后，孟玛还是折返回了深圳。在租住处，小区旁边一片闲置的工地上，她和邻居在那里开垦了自己的小菜地。这块地有6平方米，孟玛学着邻居的样子施肥撒种。她在淘宝上下单各类种子，吃了几个月自家种的茄子、辣椒、玉米，直到施工方重新圈起地盘。植物的生长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孟玛甚至种下向日葵，把花盘背面的籽抠出来晒干，自制瓜子。离职后的头三个月就这样被治愈。
回深圳修整半年后，一份媒体团队领导的工作找上了孟玛，她从独自伏案写稿的生活中走了出来。
深圳的交通较北京更为通畅，孟玛曾经用二十分钟走了十几公里，从福田区到达南山区与朋友相聚。在坐车途中，她突然意识到以前在北京的马路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孟玛开始留心着生活中的投入产出比，相比于在北京不计成本的生活方式，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应该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为此，她给自己定下新的人生目标，用三年时间攒下三十万，用于房子的首付。
对于自己愿意舍弃什么，熊蕾找到第一份工作时就开始思考了。
2016年，在杭州工作两个月后，熊蕾第一次梦见在北京读书的日子。即将拿到硕士学位证书时，她接到北京一家知名公司的入职邀请。在校招微信群里，人事为了让大家尽早把三方协议合同寄送到公司，承诺所有新人：约前一百名成功寄送三方的人，都能在北京落户。
熊蕾的顺丰速运从早晨八点半开始寄送，而落户的真实条件在十天后被宣布。当时，人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告诉所有新人：只有专业为工学、计算机等理工科的学生能够落户，学文科的人则没什么可能。那一刻，为了留在北京而做的所有尝试都被这句话抹杀，她感受到强烈的荒诞。“留在北京”失去魅力，她索性向人事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把三方协议寄回学校。两个月后，就在杭州谋得了一份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
2016年，杭州的房价已经开涨，均价尚未超过每平米3万，熊蕾和男朋友在主城区买下一间90平米的新房。和在此安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用来支撑房贷的是一份996作息的工作。入职第一个月，熊蕾每晚加班到十二点，每周休息一天。由于不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办公室政治，她每天必须在下班回家后哭上一场，情绪稳定后，重新拾起对明天的信心。
在杭州，新房往往在成交后两至三年正式交付到业主手中，这是经济加速运转的方式之一。与这座城市一同加速的还有人。等待房子的三年里，熊蕾的薪水涨了25%，为此她多次加班到凌晨两点直至身体不适。不上班时，新房周边的邻居常拉着熊蕾聊教育，大家把目光投向即将出生的孩子，一种新的焦虑已经越过当下，直达五年后。
同时，熊蕾的另一只耳朵也听到互联网大厂业内流传的“35岁失业”说法。彼时，她和男友即将满30岁，结婚生子自然地进入日程，如果扎根杭州，他们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边是巨额花销，一边是失业危机。熊蕾算了一笔最悲观的账：五年以后，如果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承担房贷和育儿，或是干脆遭遇裁员，生活一定会陷入麻烦。
夏天时，他们去了两次成都拜访朋友，寻找杭州以外的可能性。结果，他们发现所有朋友都活得比自己松弛。熊蕾突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更像个成都人，从没有暴富的野心，只想活在当下。
图| 熊蕾在杭州休闲时拍摄的西湖
2019年年中，受益于成都市推出的“蓉漂计划”，熊蕾和男友凭借毕业证便在成都即刻落户。他们在天府公园旁边订下一套房子，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要在新房子里养一条狗，有空就牵着狗去公园里遛弯。
按照计划，熊蕾和男友2023年就能查收成都的新房。
迁居那天如何度过，熊蕾的男友构思许久。目前的方案是，他想向老板辞职，告诉对方：“我再也不打工了！”随后，打车到航站楼就寝，等待登上去成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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