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首富都是一个“魔咒”，但凡成为首富，大多都会在某一个节点遭遇你所难以承受的失败，然后新人换旧人。
如果说非要给“首富”一个定义，我觉得首富这个符号更像是一种风向标，它的更迭则直接反映了产业的变迁。
既然有变迁，那么自然就会有人起，有人落，这是规律，是自然法则。
1月19日晚，三一重工突然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梁稳根辞去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接替他的是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向文波。
辞职之后，梁稳根继续担任三一重工董事，但其仍是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梁稳根曾经说过：“我还要干10年”。
在梁稳根儿子梁冶中的眼中，“强势”是梁稳根身上最大的标签，从自己进入集团工作开始，他和父亲的沟通就仅限于工作和公司业务，关于家长里短的私事更是从来都没有谈过。
从小到大，梁冶中就要跟着父亲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旁听），还要为学习企业管理放弃很多个人的爱好。
从小的熏陶当中，梁冶中也接受了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事实，在财富与自由之间，他总会听从父亲的建议，接受命运的安排。
如今十年未到，强势的梁稳根却从台前退居到了幕后，其身体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接替位置的也不是自己的儿子梁冶中，那么正值壮年的、66岁的梁稳根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才匆匆的卸下了董事长的担子。
答案是更大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系统的战略思考。
实际上，提起梁稳根可能现在大部分90后、00后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过往的岁月里，被时间“掩埋”的不光有梁稳根，还有他的三一重工。
梁稳根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83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大学生普遍比较“稀缺”。从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毕业之后，梁稳根自然而然被分配到了位于七星街镇的国营企业洪源机械厂。在那个当时还比较落后的乡镇里，梁稳根渐渐萌发了创业的想法。
1986年，已经工作三年的梁稳根偶然得到了一次创业的机会——贩羊，当时市场上一只羊的差价是20块。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公职拉上三位小伙伴下海创业。由于当时的信息比较落后，梁稳根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给“教训”了，第一次创业也以失败告终。
其后，梁稳根还做过酒，卖过玻璃纤维，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后来，他发现市场缺乏一种有色金属焊接，于是他再次和小伙伴凑了六万块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
这是梁稳根梦开始的地方，尽管开头并不顺利。在经过了100多次配方调整之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做出了第一批合格品，并收到了8000元的货款。
而这个厂的成功也奠定了梁稳根深耕重工制造领域的决心，正是基于这股勇气加上当时的市场环境，到了1989年，该厂的营收就突破了1000万。
1993年，梁稳根将公司更名为“三一集团”，这一年三一的营收突破了1亿元，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起点。往后的十年，三一集团飞速发展，不仅轻松地挤进了中国重工行业的前列，同时也开启了全球化的步伐。
2011年，在全球风云变幻的这一年，移动互联网的大幕缓缓拉开，以重工制造起家的梁稳根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胡润百富榜2011年的首富。
但祸福总是相依，2012年，三一与同城对手中联重科爆出商业间谍战，其后梁稳根的首富之位很快就被宗庆后“夺下”，后来是王健林，再后来是马云，梁稳根至此也没能回到首富的位置上去，三一重工也将总部搬到了北京。
当时，三一重工投资高歌猛进。一年可高达百亿元之巨，但是也是这一年三一重工和行业都迎来了拐点。面对这一段经历，三一重工现任董事长向文波仍心有余悸，他说：“好在现在还有能力去消化这个风险，如果累积到消化不掉，那就完蛋了。”
2014年，三一重工的“烂摊子”被丢给了向文波，大规模的裁员后，行业开始转暖，而三一重工也开始重新焕发第二春。
2018年，梁稳根对外发布了三一重工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且提出了三五年在海外再造一个三一重工的口号。在三一高层的设想当中，三一2025年完成数字化转型之后，集团目前的人员结构也将发生巨大转变，将由现在的20000名工人、8000名工程师变为3000名工人、30000名工程师，销售额则要超过3000亿元。
2020年，三一重工共销售98705台挖掘机，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的份额，首夺全球销量冠军。
对于三一和梁稳根来说，夺冠既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起点。因为三一日常的事务占据了梁稳根大量的时间，他必须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集团的未来的商业机会和长期战略的落地。所以，梁稳根选择了退。
实际上，在梁稳根身上，我们既能看到老一代企业家穿越牛熊而来的坚韧，也能看到新一代企业家与全球接轨的开放，数字工业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未来变革的主要方向，因此这也是三一的必由之路。
未来很长，变化也很剧烈。但愿三一和梁稳根在下一个十年，能够像曹德旺和福耀玻璃，被更多人所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