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在思想上以庄周为师，追求放任的精神状态，“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淡默少言，不妄交”。他与其他另六位志同道合之人组成“竹林七贤”，其中包括阮籍（210—263）和嵇康（224—263）。阮籍、嵇康的散文中常常有如刘伶《酒德颂》中“大人”的人物形象。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反对世俗世界并且希望回归自然：“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 嵇康则直接承认自己经常无度饮酒，而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名朝廷侍臣。也因此，他批评曾推荐他入仕的友人们。阮籍的“大人”并不饮酒，他的哲学反映了当时出世之人的理性思考。在另一方面，嵇康的文章则体现了一个拒绝出仕之人情感上的矛盾：他关心百姓，却拒绝与腐朽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宁愿远离政治，从而可以保持“自得而无闷”。
在整个魏晋时期，生存的焦虑以及危机感是许多文人的共同的痛苦来源，他们发现自己与乱世和险恶的政治格格不入。在东晋相对较稳定的政局下，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思索更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而“饮酒”让当时文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些体会到生命无常或逃离政治的人用宴饮来亲近自然，在那里寻求快乐与解脱。王羲之（303—361）《兰亭集序》总结了当时不少文人共同的心境：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在自然美景之中，饮酒丰富了作家们的趣味同时加深了他们对生活的体会。当然，后代的文人学者并不需刻意模仿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之乐，因为饮酒于自然之中早已成为人们灵感的源泉。不论因贬官而流放还是颠簸于仕途，人们都能在自然中找到创作的素材以及对山水与“道”的特殊感悟。游记作为中国散文中最为重要的文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人们的艺术构想开始苏醒，直接面对伟大、宏观的自然界。在主观与客观于自然的碰撞中，写作变得更深刻了。人是客观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类的主观思维又在不断感受和感知着自然。不仅如此，主客观两部分的矛盾与对立又通过一定程度的“醉”而变成想象力的助推器。
东晋一朝因饮酒与追求自然而闻名的作家无疑是陶渊明（365—427）。他经常在作品中讨论到“酒”，并且曾创作二十首诗，以《饮酒》为组诗的题目。其中一首十分清晰地论说到饮酒的精神意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饮酒让陶渊明忘记尘世的束缚，因此给予他创作的自由。陶渊明对酒的热爱并非逃避主义，而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在40岁时，他短暂出仕，成为当地的长官。他坦诚地说其做官是为了取得俸禄以制酒。不过，在三个月后他便离开了仕途，而他与酒的关系也愈发亲密。酒成为了陶渊明的密友、他与农人之间友谊的桥梁，以及艺术的催化剂：他的诗歌与散文经常以酒为题。无论是为其祖父孟嘉写的传记，还是自传《五柳先生传》，或是《归去来兮辞》《自祭文》中的自述，它们都展现了一个乐于饮酒却拥有节制的形象。没有酒，也许陶渊明便不会有那么多灵感，不会有那么多的诗歌和散文——也许他会失去其与纯粹、简单的自然之间亲密关系，失去一部分创作力的源泉。没有酒，陶渊明将会很难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超脱于俗世的挫折与艰难之上。
陶渊明的饮酒是一种美学实践，它与刘伶和阮籍以酒来消极抵抗俗世不同。陶渊明深刻地启发了后代敬仰他人格与诗文的作者，以及那些希望追随他走上隐士之路的文人。酒提供了灵感、丰富了人格、使人能抵抗现实中的压抑。它的积极作用在于让人回归本心，过上能主导自己命运的生活。在陶渊明著名的《桃花源记》中，隐士们用酒与食物来款待渔人——这说明酒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完全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