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革军「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原行长、研究员」
文章｜《中国金融》2024年第19期
金融支持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新使命
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特征。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图上画出了连接黑龙江黑河和云南腾冲的直线，提出“胡焕庸线”，将我国版图划分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和自然环境差异巨大的两个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强调沿海地区要通过对外开放尽快发展起来，发展到了一定时候，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多年来，我国持续推动诸多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做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金融部门应深刻理解服务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西部大开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5%，我国82%的边境线位于西部，75%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部。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不仅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关系到边疆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兴旺。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金融部门要承担好助力西部发展的新使命，深刻把握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三个关键着力点。首先，把握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着力点。以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方向，结合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目标明确地统筹推进金融工作。其次，把握好金融服务为民这个着力点。回答好如何更好满足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这个基本问题，以此为着力点提升金融创新活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最后，把握好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这个着力点。坚持立足实际，问题导向，持续增强金融资源支持西部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使资金供给真正适应于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使金融资源真正助力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问题。
金融为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有效服务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促进西部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增强地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更能缩小与东部发展差距、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金融系统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切实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金融对西部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稳固。截至2023年末，西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46.57万亿元，较1999年末增长28.09倍，年均增速15.08%。2023年，西部地区新增社会融资规模6.97万亿元，较2013年多增3.18万亿元。在金融要素的有效投入带动下，西部地区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占比不断提高。1999～2023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东中部地区。
持续助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升级对强化传统产业优势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资源依赖程度较强，其传统产业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培育创新生产力的肥沃土壤。近年来，西部地区金融系统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融资结构，增强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积极构建新兴领域融资培育机制，探索金融支持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途径，实现了金融资源精准有效支持，激发了地区发展新动能。例如，陕西省多部门联合推进科技型企业融资相关工作，加快健全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并指导金融机构探索设立硬科技支行、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改进授信评价模型，提高科技金融产品的适配性。通过资金精准投入和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业有效地促进了西部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了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2023年末，西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11.3∶38.6∶50.1，其中第二产业占比略高于全国水平（38.3%），相比1999年22.9∶38.6∶38.6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西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有序推动西部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体现出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根本大计的深刻认识和战略部署。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关键的水源涵养地、主要的河流发源地与集水区，还是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的汇聚区域，但同时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西部地区必须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承担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双碳”目标提出以来，西部地区金融系统乘势而上、先立后破，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体系。比如，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效能，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鼓励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在绿色网点、融资结构、担保方式、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实现突破；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绿色金融与生态融合发展的创新机制。2023年西部地区绿色贷款增速较2018年上升了17.2个百分点，金融持续赋能地区绿色经济低碳转型，为推动西部绿色发展和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高质量、有针对性的金融供给。
服务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西部地区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实现“后发优势”，为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更深层次促进我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近年来，西部地区金融系统持续畅通对外开放渠道，精准对接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和开发开放枢纽等任务，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稳步提升，助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外合作产业园区等平台持续发力，金融外汇服务效能显著提高。2023年，西部地区辖内银行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合计1.58万亿元，相比2011年的0.14万亿元，跨境业务实现了迅猛增长。陕西省创新开发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中欧班列长安号融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中欧班列长安号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工作等。金融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激活了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为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注入“源头活水”，支持西部国际经贸合作步伐加快。
扎实推进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过程中，西部地区是最大的约束条件。西部地区农业资源丰富，是我国粮食生产战略后备区和畜产品重要产区，但也是低收人口密集区、多民族居住区。长期以来，西部地区金融系统践行金融为民宗旨，充分发挥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引导金融资源倾斜支持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22年末，西部地区涉农贷款余额12.16万亿元，增速12.9%，较2009年末增长5.29倍。围绕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探索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比如，陕西省铜川市普惠金融试验区结合“城市转型”发展实际和“乡村振兴”重点要求，开展体制机制、产品服务、配套保障等多方面有益探索，已在转型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新市民金融服务、金融健康教育等方面形成一批“铜川案例”，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提升金融服务西部大开发质效仍面临挑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金融业通过改善服务水平、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等，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仍较大，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服务支撑任务依然艰巨。
金融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经济、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演进过程看，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总量在全国的占比同向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与此同时，东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绝对差距依然明显，金融资源区域配置不均衡，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2023年，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前20位城市排名中，西部地区仅有成都、重庆、西安三座城市跻身其中。
金融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传统金融业务占比较高，新兴金融业态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在创新的理念、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差距。特别是直接融资方面存在较多短板，市场活跃程度有待进一步激发，总体规模相对偏小。2013年，西部地区通过债券和股票实现融资额3977亿元，为东部地区的34.36%，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7596亿元。2023年西部地区直接融资额与东部地区之比降至32.59%，与东部地区绝对差距扩大至2.69万亿元。
金融机构间跨区域协作有待增强。当前，西部区域间金融业协同尚显不足，特别是在涉及跨区域重大项目融资、联合贷款安排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西部地区间合作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掘与利用。与之对应的是，我国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已形成相对成熟的金融协作服务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发展。长三角上海等五市联合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支持长三角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京津冀三地制定实施“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专项支持京津冀产业链民营、小微企业融资。
差异化金融服务质效有待提升。西部地区涵盖多个省份，各地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维度表现出异质性和非均衡性，这既为金融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带来机遇，也对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水平提升提出更高要求。金融服务若未能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差异和特点，就可能导致金融资源无法精准对接市场主体需求，从而降低资金配置效率。
强化高质量金融服务，有力支持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下一步，要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继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重点是要结合西部资源禀赋，在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绿色转型、县域经济等事关西部关键发展领域上下功夫，补齐发展短板，激发比较优势，支持西部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支持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不断增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硬实力”。金融要支持西部地区沿着发展特色产业的方向，形成特色更“特”、优势更“优”的产业格局。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引导作用，协同社会资本聚焦新时代新使命，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因地制宜地服务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自然资源高端化开发利用。另一方面，金融要更加重视创新在西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共同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推动科学技术产业化，使金融成为驱动科技创新、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培育形成西部地区发展新动能。
加快绿色金融探索与创新，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金融要着力推动西部地区绿色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创新，在充分利用区域内丰富矿产、能源、水等资源的同时，更要保护好国家的自然资源“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一是创新区域生态价值转化模式，鼓励区域内绿色项目互认与跨区域联合授信，不断规范用能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交易与碳汇交易等绿色交易业务。二是构建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制度，为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提供更多政策支持，鼓励西部地区黄河流域沿线省份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风险管理，形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适应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三是加大对新型低碳能源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统筹绿色发展和能源安全，推动传统能源向新型综合能源供应商转型，支持做大做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支持管网互联互通建设，提升“西电东送”能力。
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服务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县域经济欠发达是西部地区经济的突出短板，金融应给予西部县域经济有力支持，赋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鼓励政策性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低成本资金优势，激发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潜力，引导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形成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互补与合作。二是推动县域金融数字化转型，引导大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帮助县域小法人机构发展数字技术，鼓励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开展线上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在充分挖掘地域特色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用活用好“支农支小”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信贷、保险、担保等金融产品，着力提高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优化涉外金融服务，支持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金融大开放促进西部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一是充分用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成果，主动对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完善内陆金融开放体系，稳步扩大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型开放。二是加强对西部沿边地区产业园、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及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涉外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金融资源内外联动。三是强化对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相关基础设施的金融服务支撑作用，紧紧围绕通道“融资”和“结算”需求，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和生产商贸企业发展，加强便利高效的跨境融资结算服务，搭建起覆盖跨境运力通道体系的金融服务网络。■
（责任编辑 许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