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祎、周周：时空情书，沉入命运海底_

三年前的夏天，艺术家曹祎偶然获得了一对恋人在1997年前后往来的情书，文字中直白纯粹的表述当即打动了她。在深入阅读之后，曹祎感到记忆宛如架空于时间和叙事上的一座桥，她用相机定格下烟花般转瞬即逝的绚烂，将情书中最为浓烈的情感通过影像语言转译，并叠加个人的生命经验，使之在线性时间之外流淌、延续。

书信承载了爱情，却又不只是爱情。艺术家周周同样在三年前的夏天遇到了几十封寄给一位名叫李柳萍的女孩的书信。在信件之中，她看到了一位出生、成长于桂北的女孩通过读书走出了大山，与朋友相遇又分别，乘着时代的快车前往北海工作。少年人真诚笨拙的表达与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交织在一起，倾诉着关于桂北土地上女性命运的诗。

520之际，我们收到了来自曹祎和周周的来信，关于书信、创作、爱情与命运。巧合的是，她们曾是同事，私下也是好友，常常通信。从意外获得信，到回溯关于信的故事，她们在时间穿梭的旅行中倾听、感受，并完成了各自的讲述。

三年前的盛夏，我在长沙本地的一个图书市集上第一次遇见了卢剑雄与陈虹往来的情书，一共十几封，文字热烈真挚，当时是被夹在几本稀松平常的书本里，这样的反差感一下子吸引了我。

这些落款1997年前后的情书字里行间大胆露骨到超出我的想象，他们直白地在信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男人像你这样爱我”，“尽管你我现在相距七八十公里，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也会在书信中讨论草莓印这样私密的话题。我一个人在书店里读了许久，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些书信买下来。

陈虹寄给卢剑雄的其中一封信件的信封，

曹祎用riso的方式重新印刷制作了出来。

底下是一张在朋友家楼顶拍摄的照片，

那天看到的星星和烟花一样闪烁，

曹祎想这大概和信件里真挚的情愫一样。（上）

卢剑雄写给陈虹的信，1996年6月（下）

刚开始阅读这些信件时，我带着一些偷窥欲与猎奇心理，想要了解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是如何谈恋爱的。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短信、没有微信、没有各种社交媒体，卢剑雄与陈虹分居两地，只能依靠书信和电话进行联系，但他们却始终在追求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与精神上的契合。

卢剑雄给陈虹的信里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看了你给我的信，心里很感动。尽管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但是心理上的沟通却变少了。我希望我们不只是恋人，还能是朋友。”

和当年相比，现在的通讯设备和交通早已日新月异，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变得更远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如何谈恋爱，有的甚至抗拒走入深度的情感关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情感表达大多数时候是很含蓄的，不太会向外袒露。面对二十多年前纯粹的情书，我感到了一种很直接的情感冲击，这是它们打动我的原因。

「情书、烟花和时间穿梭」组合意象

摄影图像和文字信件共同构建作品

随着深入的阅读，我产生了将它们做成一个作品的想法。男孩和女孩之间浓烈灼热的情感开始打动我，我感到过去的时间仿佛在我身上流动，而我与书信共有了这一段情感和记忆。

在拍摄“情书、烟花和时间穿梭”的几年里，我的生活状态与生命经验神奇地与信件中的主人公产生了互文。2021年6月，我第一次读到这些信件时便想到了当时我喜欢的男生，那一刻二十多年前的文字与我当下跃动的心情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同一年的8月，我开始同喜欢的人恋爱，尝试建构一段关系。在恋爱中，我也尝试过给恋人写情书，但始终无法做到像卢剑雄和陈虹一样露骨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我时常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也是同他们一样热烈大胆的，但在表达上却无法做到如此强烈，这更让我对这对二十多年前的情侣心生敬佩。我拍摄这个关于情书的项目，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借助他人的文字，表达我的图像所不能言说的部分。

曹祎最新关于信件的创作项目「来自科特迪瓦的1994」

真正让我与信件里的主人公产生共鸣的时间段在我决定去北漂之后。2021年9月，因为一次开办个展的机缘，我获得了在北京一个艺术机构工作的机会，为此我放弃了去日本留学的计划。

在陈虹写给卢剑雄的第一封信里，她提到自己借住在亲戚家里，表姐的丈夫笑起来眼睛眯得很细，自己在别人家里享受着总统级的待遇，但心中却有负罪感。她把自己比作一个1000瓦的大灯泡，“尽管他们不需要我，但我却把他们家照得通明透亮”。

我刚去北京时也住在亲戚家里，那是一间位于南二环的小房子，我、姨妈、两个妹妹共同挤在70平米的家里。我躺在沙发上看卢剑雄与陈虹的通信，一下子理解了字里行间的迷茫与不知所措，我也像陈虹一样迫切地想要和当时的男友倾诉自己的情绪。尽管我与信件的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相差二十余年，但年轻人对于生活的不确定、对于爱情的渴望以及恋人之间的相互依偎却完全可以共鸣。

陈虹（小虫）写给卢剑雄（小熊）的情书，1996年1月（上）

照片中男生按下快门的瞬间好像烟花在绽放（下）

我偏爱胶片摄影，阅读信件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用胶片相机拍照一样。拍摄完成后，我会长时间待在暗房里重复观察我以前拍摄的底片，等到照片真正洗出来之后，距离拍摄已经过去了十天半个月，再看到当时的画面，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阅读信件的感觉也类似，我穿梭游离在现实时间之外，寻找一种共有的情感表达。

在创作“情书、烟花和时间穿梭”时，我采用了双重曝光的冲洗方式，将两个场景、两个时间点重现在一张图像之上。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图像、文本、记忆，则构成了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时间本就是绵延交织且想象无限的。卢剑雄与陈虹在通信以外，还会时不时通电话，信件所留存下来的现实信息并不完整，因此我在拍摄时更想要通过图像提取出文字之间浓烈的爱情表达、情愫与非线性时间之间的联系，而非线性梳理他们的爱情脉络。

曹祎和版画工作室PNPRESS合作制作的摄影riso手工书

「情书、烟花和时间穿梭」

加入烟花这个意象，一方面是出于个人趣味，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每到周五的晚自习，就会和朋友一起跑到高高的楼顶去看长沙江边的烟花；另一方面，转瞬即逝的烟花让我想到爱情里可一不可再的瞬间，它们都是如此短暂而绚烂。卢剑雄与陈虹的通信用文字记录下了爱情里最美的一个瞬间，我用相机记录下了烟花转瞬即逝的绽放。

在我的影像创作中，“时间性”是一个很吸引我的点，许多动人的情感表达离不开时间的打磨与大浪淘沙。卢剑雄与陈虹的情书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多年后同时出现在长沙的一个书架上，或许恰好暗示着他们最终结婚生子、组建了家庭，这些情书就是验证时间最好的证据。

我最近在做的新项目也是与情书有关，是一对分居两国的情侣，男方在科特迪瓦，女方在中国。与“情书、烟花和时间穿梭”不同的是，新的项目掺杂了更多历史背景，我希望可以减少个人情感表达的部分，将更多表达与历史文献挂钩。在创作时，我喜欢跨过时间重新去观看过去的老物件，这和我总是喜爱传统的胶片摄影有关。用旧的方式去做新的图像产出，通过不断的倒退让自己的作品生长出更茁壮的经脉。

2021年夏天，大学三年级的一次假期，我从北京回故乡的路上，偶然走至柳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旧货市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柳萍与朋友们的通信。信中这些来自三十年前，他们正值青春蓬勃时的话语引起了我的兴趣，匆忙之下，我用一封五元的价格买下了其中的五封信。

回到家后，我拆开这些信件开始细读，第一封是1991年3月一位叫做智鸿的男生寄给柳萍的，当时的他因家庭情况原因选择回家帮农，已不再能与柳萍一同漫步高中的时光。正值春耕时节，他在信中写道起早贪黑的劳动与播种在水田的作物。字里行间多是对当下命运的怅惘。他或许有些喜欢柳萍，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因此分别，但他在结语中仍希望能够延续与柳萍的友谊，想和她说上许多有趣的事。

智鸿与柳萍还未因际遇分别时的信，1987-1989（上）

智鸿的伤心信，1991（下）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中考后我去了隔壁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念书。而我过往的同窗与童年好友们，却正是在中考结束的时节开始第一次真正的分别。这封信奠定了我对于柳萍与朋友们这一系列信件的感受基调——分离的哀愁，后来我也将展览和项目的名字命名为“寄给1991年三月的李柳萍”。

这些信件忠实地记录着柳萍与朋友们的成长之路，也折叠起一次次的别离。1991年四月后，智鸿的来信已不再可寻；再至1993年高考结束，柳萍的女性好友书妮的来信也逐渐少去。柳萍去高职念书时，同乡的泽美、凤莲等好友的信件也慢慢消失，她们更早地决定了自己的职业道路。因为不同的人生机遇与选择，柳萍也在和过往的朋友们告别。

书妮中考结束带底片的信，1990（上）

扫描后的底片，“书妮寄来的窗前景色”，1990-7-4（下）

最初的一些信件里，柳萍与朋友们谈论着少女的思绪、学业的烦恼，步入成人世界后话题开始变为爱情、自我探寻、职业道路的选择与追求。她在信中提到，希望自己走出桂北，把握机会，能够去到更为发达的地方闯荡。柳萍的故事本质很是平凡，但当观众真正去阅读这些信件，与其中的人物建立联结——便能与之通感，其中细微的情绪不再仅仅属于柳萍与她的伙伴，也延续在那个时代、当下、时空中每一代成长的年轻人们。柳萍与朋友们通过信件交流将成长中的情愫描绘出来，我希望能够把它们传递出去。

回到北京后，我拜托一位阿姨帮我向摊主买下剩余的全部信件，一共51封。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柳萍的人生轨迹与我父母的十分相似。他们都出生于桂北山区，通过读书一步步从家乡走出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共处在一个经历剧变的时代。

柳萍到北海市开始闯荡后寄给爸妈的信，1995

读这些信件时，泛黄的记忆与故事突然以鲜活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使我内心泛起惆怅的情绪，也让我得以重新认识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出生以后，我所看见的父母是严肃的、苦闷着背负家庭责任的成年人。但在他们成为我的父母之前，他们也是时代洪流中两个意气风发、生命力蓬勃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情绪、青春时代的体验某种程度上与我别无二致。曾对于时代充满憧憬，也曾对浪漫有过想象。

我的父亲与柳萍的经历相似，通过念书走出了大山，他去到镇上的中学读书以后，才第一次见到电灯，因为之前山中的家里照明都靠点的煤油。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爸爸以前的照片，穿着标准的喇叭裤、尖头皮鞋、红色polo衫，梳着费翔的发型，手里拿着小提琴，会觉得特别有时代气息。我妈给我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我爸以前做老师，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他偷偷教同学们跳交谊舞，结果第二天被校长请去喝茶。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严肃又喜怒无常，小时候我很抗拒他。在进行这个项目时，我有机会补足了对于他和母亲另一面的想象。

父亲大学期间的同乡聚会的合影。

对自己造型讲究的老乡都爱喇叭裤，

父亲的那条颜色最浅，上身是浅米色高领毛衣。

广西宜山县河池学院，1980年初（上）

父亲任教的第一所中学，与女孩们的合影。1980年代中期（下）

柳萍、智鸿、书妮、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经历部分源于个体的选择，但也处处有着时代洪流冲刷的痕迹。柳萍在1995年赴北海工作，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北海在政策鼓励下开始大开发。柳萍在高职学习的是外贸专业，她乘着时代的快车走上了与过往的同乡们不同的道路。

我的父亲辞去老师的工作后，也曾拥有过南下到珠海的工作机会，但因为我的户口问题，他最终又背着自己的棉被和行李从广东回到桂北安了家。

父亲给过去的女性朋友拍摄的照片（左）

母亲与她最好朋友的合影，广西东兰县中学高中部，1990年（右）

桂北山区普遍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柳萍是其中非常幸运的。我父亲是壮族人，在他的家族中，大部分女性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更没有可能去追求一份自己的事业。比如我奶奶是不会说汉语也几乎不识字的，我的姑姑也不太会拼写汉字，她仅念完了小学便回到家中劳动了。

与我同村的一位远亲，她曾被家族里的男性强迫嫁给一个隔壁村子的男人。为了逃离这样的命运，她找了机会偷跑到公路上拦了一辆出山的面包车，去广东打工，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柳萍这个项目也让我得以从一个新的切口去观察桂北大地上的女性个体命运，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或许没有那么遥远，但每一个选择最终引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这片土地上，柳萍、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妈妈，女性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有许多跌宕起伏的伤痛，但又满溢着生命力。

母亲（二排右一）的全家福

在我过往创作的经历里，“寄给1991年三月的李柳萍”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个项目中，我承担的角色并不像是摄影师，更多在进行着档案梳理、构建叙事的工作。

在展览中，我放入了许多父母年轻时的老照片，希望以此作为一种相互的补足。我最终没有把图像与信件嵌在一起，照片与文本的重合会组成新的信息，但同时也会剥夺对信件文本的完整关注。文本是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部分，我不希望把它削弱、使其为图像让步。

作为创作者，我的焦虑在于文本信息对于观众而言是更大的挑战，它不如图像来得直观，但另一方面，它又留给观众更多畅想的空间，需要他们自己去串联关于柳萍的叙事，像蜘蛛织网游戏。

同名纪录短片静帧

《寄给1991年三月的李柳萍》（2021）

18分22秒，普通话，主创：郭亮，周周

我现在所做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基于一种自我叙事，柳萍的故事像是一个插曲。在我还没有完全明确自己的创作体系时，帮助我补足了叙事脉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关于过去的记忆，关于我的来处。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广西生活。小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和妈妈一样是汉人，想要到平坦开阔的地方去。但直到我因学业离开它，才真正建立了我与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与故土之间的联系。

我的大多数创作都源于我熟悉的地域与文化背景，我与它们有着天然的关联，情感会推动着我自然地创作。就好像在柳萍的展览上，我用鱼钩把信件串联起来，这完全是源于过往的视觉经验和记忆，因为广西人很爱钓鱼，街上到处都是卖渔具的店，鱼钩尖锐又宛转的形态很是契合家乡人的气质。之后，我想发展的新叙事是关于一群舞蛇的女性，这次我希望自己可以跳出过往的经验，往更深处的陌生水域溯游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