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艺术学校，拍《男孩》的中国女孩_

1995年出生的刘冰楠来自中国四川，在去法国学习之前，她几乎没和异性接触过。对男性的恐惧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段时间她完全中性打扮，摒弃自己的女性特征来规避他们的目光。

2020年，她进入位于巴黎郊区的塞尔奇美院当代艺术专业，这所学校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打动了她：在报名表上填写性别时，不只有男/女两个选项，还有“其他”。她没有在别的艺术学校看见过这个细微差别。

在学校包容的氛围下，她认识了一群尚未被社会性别彻底约束的男孩，也出于好奇，她在交友软件上见到了更多元化的“他们”：温柔、漂亮、细腻，和她一样处在不清晰的二十多岁，有人喜欢女生，有人喜欢男生；有人穿裙子，有人戴假发。还有些和她一样是异乡人，来自法国外省、意大利、丹麦、韩国、巴西、越南……

一些时候，“酷儿”作为他们的代名词在阳光下呼吸，野蛮生长；但更多时候，他们站在那片巨大的阴影下，被周遭噤声，被无由来的偏见刺痛。

《男孩》系列中的男孩Guillaume

刘冰楠也是其中的一员。几乎本能地，她开始想要靠近他们，用相机记录些什么。这群非传统男性气概的男孩，身上有着令她着迷的，近乎天然的柔软与脆弱。深入接触后，刘冰楠发现，跨越了亲缘和地缘的他们，原来一直共享着同一种处境，无关男女。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壤下，边缘好像成为连接彼此唯一的纽带。

当自我的压抑与渴望不断显影，绽放在男孩身上时，刘冰楠突然意识到，那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击。“在所有的地方都有枷锁，但是尽可能地忠于自己，是可能的。”

在艺术史的长河中，以女性为主体凝视男性的视角和行为少见，

尤其是亚洲女性凝视欧洲男性。

自 2020 年以来，刘冰楠一直进行着《男孩》摄影项目，

聚焦那些非传统男性气概的异国男孩。

她试图用镜头连接彼此，凝结个体身上弥足珍贵的，

不被传统二元性别角色限制的“女性力量”。

今年三月，法国国民议会刚刚通过同志平反法案，法国司法部长Eric Dupond-Moretti在会议上向过去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群体深深致歉，他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承认过去曾丢失了部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时，法兰西共和国才变得更加美好。”

致力于走在平权前沿的法国，前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如今，刘冰楠也走在这条路上，她要承认自己，也要直面他人。尽管她和男孩们只是漫长路上的小小一群，但她相信，星星之火，如微光一般，虽不能燎原，至少可以相互取暖。

刘冰楠也不曾想过，那些投向男孩们的眼神，竟然汇聚成了一部关于他们的摄影作品——《男孩》。她还清晰地记得和第一个被拍摄者Harry见面当天，巴黎秋日的午后有些微弱、但不乏暖意的光线。

Harry来自法国外省，和一群无法承受高额房租的年轻人一起住在一栋几乎废弃的楼里。这里没有物业，但房间、厕所、客厅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举办派对的俱乐部。楼里灰尘很大，Harry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很有波西米亚特色，红色的窗帘，淡蓝色的沙发，一个画框随性地摆在地上。

在室内拍摄的时候，Harry自然而然地脱掉裤子，露出打底的黑色丝袜。他说因为外面冷，穿丝袜是为了保暖。Harry瘦瘦小小的，望向镜头的眼神坦然而天真。拍下这个画面时，刘冰楠有些懵懂，自己也不太清楚触发身体按下快门的究竟是什么。只是感受到Harry那份和她相似的矛盾在内心打了照面，有些难以言明的感动，但更多的是手足无措。

穿着黑色丝袜的Harry

很长一段时间，刘冰楠心里一直有对性别的挣扎，她从小厌恶强硬的男性形象，另一方面，她又排斥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剪很短的头发，抗拒身体的曲线，模仿男性武装自己。这种做法非但没有令她自信，反而更不清楚自己是谁了。直到那一刻，她发现自己曾经绝对不会穿的丝袜，原来可能是远方一个男孩无法诉说的渴望。

她想，或许相机可以安放这个有些窘迫，又略带不安的时刻，让一切看起来从容。《男孩》的摄影项目便这样开始了。有意或无意地，刘冰楠慢慢靠近了更多和Harry有相似气质的男孩——这并不困难，在某种磁场的牵引下，一切都发生得自然。他们的生活也和她的镜头坦诚相见。

Alfi的化妆桌（上）

Alfi戴着绿松石流苏耳环（下）

在意大利同学Alfi的房间，有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化妆桌，一盏台灯撑着一张镜子就是他的自制化妆台，他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喜欢的各种样子。心情好的时候，他总是收拾得漂漂亮亮才去上课。刘冰楠去拍摄那天，Alfi一会儿掏出粉红色的假发，一会儿把耳朵涂成粉红色，再戴上一只绿松石流苏耳环，摇摇晃晃。Alfi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刘冰楠记得有一次看他转发意大利警察暴力对待跨性别者的视频，Alfi在一旁发出无声的愤怒。

长头发的Guillaume“像个小天使”，用丝巾束着的卷发散开来会发光，刘冰楠回看这张照片，总是会感叹当时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无限治愈。这种感觉不是单向的，Guillaume也告诉她，他有一种被看见、被肯定的感觉。Guillaume从法国东北部到巴黎闯荡，学习材料设计的同时也当模特，刚和男朋友分手，这种时候轻轻一个拥抱最让人心热，拍完照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长头发的Guillaume

作为一个在欧洲生活的外国人，刘冰楠直言“觉得自己在面临两个世界”，走近当地的社群或多或少有一些阻碍，但摄影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一个陌生人的内心可以向她打开，拍摄过程的私密和稍纵即逝，则给了彼此倾诉的出口。

刘冰楠形容和男孩们拍照“本质就是一起玩”，所有状态都是自发的，她觉得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在镜头下呈现自我，那拍出来的照片也不好看，她不想让别人难受。这一层惺惺相惜的情谊让镜头变得亲密，顺其自然地形成信任关系，“感觉好像我们之间在互相保护。”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巴黎作为酷儿宇宙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尤其从十九世纪开始，酷儿社群的发展欣欣向荣，催生了绚烂的文化，诗人Oscar Wilde、哲学家Michel Foucault、设计师Yves Saint Laurent，乃至今年初上任的法国总理Gabriel Attal，他们代表着这一群体在法国各个领域的能见度。

当然，光明之下必有阴影。2019年在法国翻拍的青少年网剧《SKAM》中写实地改编了一处细节：当一个高中男孩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时，他不只得到了鼓励，也遭到了一些冷落。在今年，法国高级平权委员会发布的《解决性别歧视根源》报告中显示，性别歧视并没有消减，仍然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性别歧视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更是鼓吹男性在他们的群体中扫除女性气质，继而导致了对性少数群体的恐惧和憎恨。

刘冰楠很清楚，在任何一个地方，顺性别和异性恋都是大多数，只不过艺术学校就像一个隐形的乌托邦，它能够对小众的群体给予更多的理解。毕业之后脱离了学校的保护，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庞大而固化的结构，还有更多人在边缘徘徊。

Hun，越南裔，住在巴黎，学习设计（上）

Goya，曾为职业模特，现在是独立音乐人（下）

刘冰楠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来自巴西的Henrique，她一开始对这个自我认同是酷儿又有女朋友的男孩抱有一丝戒心，直到他们约在咖啡馆聊天，Henrique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从小叛逆，跟父母关系不好，15岁就离家出走，打工养活自己，上了巴西最好的公立大学，然后一个人跑到法国交换读建筑，日子过得窘迫，在巴黎要面对房租和孤独，找工作又不容乐观，隐形的歧视依旧存在。相较之下，巴西是一个性少数群体权益进步的国家，但也是性少数群体谋杀率极高的国家。不过那里有Henrique的朋友，在外面漂泊久了，他总是会想念家乡的人、食物和气候。

后来他们经常一起玩，一边玩一边拍摄，随手抓来各种道具，刘冰楠从Henrique的冰箱里找到一颗鸡蛋，打在他的嘴巴里，她很喜欢这一幕，因为好像能够代表Henrique当时的处境——纵然尽兴，但含着生鸡蛋毕竟不是滋味。

嘴里含着生鸡蛋的Henrique

注：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巴西至少有145名跨性别人士被杀，

平均每3天发生1起以上的谋杀案。

刘冰楠在Henrique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从小就想离家远远的，贫瘠的小城市无法满足她旺盛充沛的想象力，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让她窒息，周围的人们为简单的一日三餐奔波着，艺术离他们太遥远了。她爱幻想和冒险，渴望远走高飞。

然而到法国的第一年，因为和老师之间的不愉快，她被退学了。她不敢告诉父母，就揣着一腔热血和一万块钱跑到巴黎报读了一个私立的摄影学校，靠着在麦当劳周末兼职的工作稍微过活，一边继续申请新的学校，那一年过得特别苦。

来法国之前，刘冰楠已经学了四年法语，脑子里都是对自由的想象，但来了之后她才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所以她也能够理解，为什么Henrique最后还是决定回巴西。临行前，她请他吃了一顿川菜。

Malone，巴黎人，塞尔奇美院的学生（上）

Emilien，来自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接壤的小城市。

gap year 的时候来到巴黎，准备做模特和申请新的学校（下）

刘冰楠告别过不少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进社会后收敛起自己，有些同学则从事了性工作很难再踏入主流，这些都让她更加坚定“为理想而活本来就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而她因为热爱那些“真实赤裸的时刻”，所以必须要记录下来。

去年底拿到法国艺术家居留的刘冰楠，也在用创作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更多主动权，她的终极目标是“互相凝视”。也许有朝一日，当性别的字眼被摘除，凝视会退回其本身，仅仅成为一种平等、自然的观看万物的方式。刘冰楠相信，从自身的欲望土壤着手，挖掘人对爱、对认可的共同需求，就能发出跨越语言、形成共鸣的声音。

理想和现实对照，开放与危险齐名，是巴黎的另类魅力。法国高级平权委员会指出，性别偏见之所以顽固，关键在于人从年幼时就在家庭、学校和网络这三个强大的社会孵化器中感染了“性别歧视病毒”。

近二十年间，法国教育部不断在学校中提高平等意识，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恐同和对性少数群体的欺凌行为，另外还为性少数群体在填写个人信息时提供除了二元选项以外的更多方案，比如在性别中增加其他，将父母改为家长。

在巴黎街头，当地社群正在发散光和热。蓬皮杜附近不远处，就是著名的La Mutinerie，它从最初的女性同志酒吧发展至今拥抱了广大酷儿。最近，刘冰楠第一次走进了它旁边的酷儿活动中心，里面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喝着酒聊天，书架上都是围绕性别议题的书籍，还有近期的游行传单，陌生朋友和她打招呼，告诉她晚点有艺术家聚会，喊她一起来玩。

巴黎的酷儿群体中心

今年春天，刘冰楠回到四川举办了个展“The Boys”，在小红书上掀起了大量讨论。评论区有质疑、嘲讽和荡妇羞辱，有人说“不像亚洲女生拍的”。同时更多的是赞美的声音，有女性观众私信刘冰楠说，她完成了她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展览现场还有一对男孩告诉她，他们好像在照片里看到了自己。

刘冰楠认为这个展览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还是女性凝视男性，特别是作为东亚女性以这样的视角拍摄西方男性几乎屈指可数，需要挣脱更多来自内外的束缚。她深知女性创作之路道阻且长，没有坦途和捷径，这个项目只是个开始，急不来，她肯定还要继续拍下去。

就像许多人提到法国很难想到巴黎以外的地方，边缘群体还是被看到得太少了。刘冰楠说，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巴黎是一个梦，这座城市承载了很多人的想象，但在想象之下，现实更需要被看见，她的摄影可以作为一种见证。

《男孩》展览现场，成都，2024（上）

Roberto，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下）

在镜头里，她见证了那些男孩如何学习自处，如何从害羞到放松，越来越舒服地表现自己；而在镜头外，他们分享彼此的成长、糟糕的恋爱、生活的际遇，彼此安慰、打气，再出发。后来她看到Harry开始穿着裙子去上课，对自己的认知有了新的转变。Guillaume一直很喜欢她的照片，为她的展览帖子默默点赞。甚至没参与拍摄的酷儿朋友也告诉她，即使只是看着这些照片，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慰藉。

通过这些男孩，刘冰楠也疗愈了自己对异性的恐惧。她笑说在法国像经历了“二次发育”，从前她不自洽，焦虑又敏感，但这几年看到的人、经历的事，让她体会到生命可以打破重来，腐朽变成了成长的养分，痛苦变成了治愈的创作，她过去的人生观、恋爱观、价值观统统都被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