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若文先生这篇文章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传统性观点提出了否定性意见，观察深刻，分析到位。今年4月在《西部学刊》刊发以后，引起各方的关注。作者授权何媒矩阵全网发布，请君品读！
杨若文
摘要：“红学”界广泛流行的“反封建社会”与贾宝玉的“叛逆性”观点乃伪命题，《红楼梦》矛头对准的是被研究者忽略了的等级观念：展现了等级上层对于等级下层人身的欺压与利益的掠夺，也没有掩饰等级下层的“唯上是从”与对自己厄运默然承受的奴性，并在行为上形成了上层维护与下层遵从的习惯性自觉。曹雪芹揭露与批判了等级观念尤其“男尊女卑”对下层、对妇女命运的扼杀，控诉了等级观念乃万恶之源，为《红楼梦》搭建了别样的书魂，在深层上挖掘出中华文化最应摒弃的东西。
关键词：“反封建社会” “叛逆性” 等级制度 等级观念 男尊女卑
不少学者从《红楼梦》中，嗅到它的“反封建社会”与主人公的“叛逆性”，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在此，先得对红学界模糊概念廓清一下：何谓“反封建社会”的“反”、何谓“叛逆性”的“叛”？是有质的规定性的；怎样才够上“反”、怎样才够上“叛”？也有量的规定性。对此，笔者的《研究中与“情”关系密切的三大缺陷》（1）（简称《论三大缺陷》，下同）一文表述如下：“是指行为上的公开对抗或理念上的背道而驰，含有主观故意与明确指向两个要件，这可与那些越出‘社会不许’的‘违’与‘犯’区分开来。”持“反”与“叛”观点者的错讹源于：其一，忽略了“主观故意”“明确指向”，质的规定性被抽掉了。其二，笔者《论三大缺陷》的上述表述，对量的规定性仍然模糊，仅用“区分”二字显然不够。因为，由发牢骚、不满、愤恨累积到不能容忍，致使量的规定性达到饱以至于突破当时“社会不许”界线而站在对立面，这才会出现质变而为意念上的“反”与“叛”或者行为上由不配合、抵制到立场转换后的对着干。抛开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就会陷入非科学的怪圈。下面看看《红楼梦》研究又是怎样？
一、所谓的“反封建社会”与主人公的“叛逆性”，乃当代学者给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强加
（一）曹雪芹笔下，找不到“反”与“叛”的证据支撑
曹雪芹以前的历史，未曾有过行为上“反封建社会”的先例。历史上出现几乎同一版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各类起义，最高理想是推翻腐朽已极的当前王朝，由自己大坐龙庭也“皇帝”起来。战斗一线的农民军对封建社会尚不去反，作为非战斗一线的曹雪芹又能有什么优于他们“反”的底气？
没有证据证明曹雪芹也有“反封建社会”的认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批判封建统治，并没有扩展到较大层面的文化人，不能异想天开地进行“思想家有，曹雪芹也有”的推测！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可能”是否转化为实际，得请证据自己走出来说话。从另一角度看，三大思想家对帝制本质确有一定的看透，却谈不上已达“反”与“叛”的层次。即使曹公认知已达这几位先觉者的境界，又能说明什么？笔者《论三大缺陷》一文对此已有所述：曹公眼中的千年历史，全是“王朝更替，每个王朝行进足迹大同小异：建立后的兴盛、衰败后的灭亡。他的脑袋里，历史一直如此，也天经地义；他对身后历史的推测，超不出《好了歌》与其注所限定的王朝循环，没有条件看到封建社会在后来的寿终正寝，也无法产生反掉封建社会再用什么新的社会形态取代的理念。”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曹雪芹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批判，已具备了“反封建社会”的主观故意并在质与量的规定性上达到“反”与“叛”的层次。学者们拿出的理由之一，是揭露了官官相护、太监戴权卖官鬻爵、贾赦勒索石吊子古扇逼其自尽以及对佃户的剥削等等丑恶。这些是理由吗？曰：非也！其一，此类现象在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所述多有，即使受到颂扬的文景盛世、贞观盛世也属于免不了的“正常”，显然不能为据。其二，《红楼梦》将这些丑恶一一亮出，乃体现了曹雪芹对社会丑恶的不满、痛恨，不排除有意地批判、否定，但都没有对这些丑恶坚决剔除般地对着干的意愿，能扯得上“反”与“叛”吗？即使有意愿，在质的规定性上也够不上反对、对抗。杜甫《石壕吏》、白居易《卖炭翁》中批判的是疯狂抓人、疯狂抢物，杜荀鹤《山中寡妇》揭露的是横惩暴敛。能专门写诗，明显地带着“主观故意”，其火辣辣程度毫不逊于《红楼梦》中所提供的敲诈盘剥，但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与封建社会决裂的意思。相比之下《红楼梦》的上述描述，在“反”与“叛”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上是不及格的。况且，白居易身为唐代官员，杜甫还千方百计谋个一官半职，杜荀鹤中了进士以求报效社稷，此三人不但不“反”不“叛”，还都怀着对封建王朝的报国之志。他们的揭露，是在提醒统治者若再这样，既害苦了百姓也有危社稷，是对当时社会的维护。曹雪芹世代沾着皇恩的家庭氛围，也难以养育出反对这一社会的另类。尽管到了父辈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对曹雪芹有着强的刺激，所能引发他情感反应的，极有可能是对始作俑者不满甚至愤恨，却不会演化为立场性改变而怀有反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观故意。其三，所谓的“反”与“叛”，瞄定的不该是“封建社会”这一空洞概念，而应是具体的国家机器：皇帝、官僚体系、警察军队与各项规章、相应文化。《红楼梦》中涉及的仅仅官官相护与卖官鬻爵且是官场个案，其他方面碰也未碰，离“反”与“叛”相去甚远。其四，清朝统治者的态度也为笔者提供了佐证：拙文《论三大缺陷》提到了怡亲王、和珅乃至乾隆对《红楼梦》的喜爱，需补充的是慈禧太后长春宫墙壁上仍存有《红楼梦》18幅连环画。这几位均是敏感异常，且有“文字狱”高手，他们都无感觉，怎么当今一些研究者就火眼金睛般地认定其“反封建”呢？
曹雪芹笔下不是“反”“叛”而是补天。首先，他生于康乾盛世而非倒霉的衰败末世，推想该是庆幸的。维护盛世，揭露衰败，应是他内心的主调。因而对历史上类似于康乾盛世的其他盛世，是一种补缺、补漏以规避衰败的态度。不然，为何不止一次地发着无才补天的喟叹？为何安排探春进行一番修修补补？小说开头的女娲补天也不是闲笔。对这一点，笔者《论三大缺陷》曾有详论，不再多说。其次，曹雪芹最不愿意看到“盛世”因官员贪赃枉法、下一代的不肖而导致其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直至坍塌。为此，提供了醒酒汤四大杯与一大碗：首一杯就是冷子兴说的贾府内囊上来了，第二杯秦可卿托梦要“早为后虑”，第三杯是管家人王熙凤感到入得少、出得多，第四杯探春感悟到内部的“自杀自灭”必会“一败涂地”。以上四杯是给贾府饮的，最后一大碗，以贾府的坍塌警示世人：如果不自爱，再好的家庭必会破败，推而广之繁华的盛世也会丧失。在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者的条件尚未成熟之际，无论对民不聊生的腐朽朝代予以反对甚至推翻，还是对朝政相对清明与民生相对稳定的统治予以认可进而维护，态度同样高明。不宜厚此薄彼地认定，反对与推翻就好，而认可与维护就逆了潮流。如果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条件已经成熟还在维护旧的制度，那才是该挨板子的。曹雪芹的可贵，就在于能洞察社会，选取正确立足点，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敏感与责任担当。
（二）主人公贾宝玉不但没有专家们所说的“叛逆”言行，且是当时的社会良民，宝黛爱情也与“反封建礼教”毫无瓜葛
与专家们拿出的最硬理由恰恰相反：宝玉乃社会良民，平日表现与“叛逆性”一点边儿也不沾。笔者在《论三大缺陷》一文中，对贾宝玉乃循规守法的良民，已有详论，此处不赘。还需说的：其一，他确是痛骂过“绿蠹”“国贼”，也贬斥程、朱理学。其实，古代比这难以入耳的多的是，连汉武帝这样的英主也遭一些受人崇敬的史学家斥骂。对此，总不能给扣个“反”的帽子任由木枷锁颈吧！宝玉的痛骂全是随口而出、过后即忘的牢骚怪话，量的规定性在意念上连“愤恨”的层次都未曾达到，行为上更没有对着干的任一举动。其二，和身边诸多丫鬟相比，显出了软的一面：晴雯对抄检大观园的不满，也敢从言语和行动上给个脸子让凤姐她们看看，司棋作为一个丫鬟就敢带着小丫头明火执仗地大闹厨房。地位最低的女伶也超过了宝玉的表现，龄官也曾顶着宝玉硬是不唱，还决然地让贾蔷放掉人家好心买来的雀儿，并当着贾蔷的面将贾府比做“牢坑”；面对赵姨娘的打骂，芳官寸步不让，藕官、蕊官、葵官、豆官一起拥上来“手撕头撞”着贾政的这位小妾。若是贾宝玉，有这样的敢为吗？没有！他不仅“一点儿做不得主”，且连丝毫的自由也无，自己的腰都很难挺直，遑论“反”“叛”？其三，他对等级观念可以说十分不满，其“女洁男浊”的意念格外强烈，但其行动上乃矮子一个：关键时刻，眼看司棋被赶无计可施，就是面对自己屋里的四儿、芳官以及贾府所有“唱戏女孩子们”一起被赶，尤其情浓意蜜且是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被“搀架起来去了”，却是“自不敢多言”。妙玉品茶，竟把贾母降了格，这是《红楼梦》全书中罕见的对贾府等级顶尖的老太太唯一的一次“不敬”，作为嫡孙的宝玉该是拂袖而去的，竟没有！其行动在“反”与“叛”的秤盘上，也就轻如鸿毛了。无论言、还是行，宝玉统统都未越过封建法规的雷池一步！若要列个“反”与“叛”的榜单，晴雯、司棋、龄官、芳官这些势单力薄的丫鬟、女伶大名赫然在上，宝玉必不会有！其四，他不喜读书、反感仕途经济，面对家长的施压而不改，对于宝钗、湘云、袭人等的劝告而不听，也被学者们看成是个依据。窃以为，这是人家宝玉再正常不过的道路选择，选与弃本无所谓错与对。即使拒不进入考场，对相关规定、对法条统统不违，又能上个什么纲、什么线？事实上，你爱考不考，无人管这种鸟事儿。比起陶渊明、郑板桥弃官而走给朝廷甩个脸儿，宝玉是差了大的码子的。学者们拿出的几条，哪一个可以支持其观点？
与专家们拿出的另一理由大相径庭：宝、黛爱情与“反封建礼教”毫无瓜葛。二人爱情是相互了解、认知一致上的感情融通，很少见也很可爱、很可贵，有的学者想在他们的可爱、可贵中拎出“叛逆”来，我看也难：一者，二人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尤其黛玉羞羞答答，送个秋波都不敢随意，承认恋爱的胆量也无，表示爱心最拿手的，只不过“眼空蓄泪泪空垂”而已，实在软到家了。二者，宝玉挨打后黛玉相劝：“你从此可都改罢！”因不说“混账话”而得到宝玉之心的黛玉，见他挨打便自后退一步，恋情虽深而恋爱基础很难经得起风吹浪打。三者，黛玉常叹无父母替自己做主，比正统封建淑女薛宝钗强不到那儿去！宝玉呢？仅将心上人排在了老太太、老爷、太太之后的第四位，若遇到二者无法兼顾，爱情极有可能要让位于父母之命的。事实上，宝、黛二人都把宝押老太太一人身上，看来罩在两位恋人头上的封建礼教也是浓浓的。且不说跟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祝英台与梁山伯无法相比，就是比起鸳鸯面对威逼、誓死不从，在理念的开放度与行为的大胆度上还差之甚远。而尤三姐以及司棋和潘又安自作主张，还以身子为代价显示着踩踏红线的“敢于”，在爱情的追求与人格尊严的维护上，实实在在地向前走了一步，多少沾上了矛头指向“封建礼教”的主观故意，勉强够上了“反叛”之格！相比之下，宝、黛同尤三姐、司棋的距离拉得更大。宝、黛二人“木石前盟”的心心相印，矛头指向的是渗透在婚恋中的等级观念对自我意愿的束缚，而非封建礼教。
《红楼梦》研究中，错将牢骚怪话与“反”“叛”之间给个等号，是忽略质的规定性所致；错将曹雪芹的揭露与批判上升为“反”“叛”，乃为无视量的规定性使然，其结论无疑是当代学者给曹雪芹与《红楼梦》想当然的强加。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杨若文：《研究中与“情”关系密切的三大缺陷》《西部学刊》2022 年4月上半月刊
（2）吕启祥：《红楼寻梦：吕启祥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原载于《西部学刊》2023年4 月上半月刊，亦即第7 期）
作者简介：
杨若文，退休前为武警工程大学教授（编审）。出版著作十多部，其中两部被部分大学选为教材。发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华读书报》以及杂志《今传媒》《西部学刊》等的学术论文180余篇，内容涉及到文学、语言、历史、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多个学科，其中在古代汉语（署本名杨军）、报刊现状与报刊批评、《红楼梦》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多年前曾在一片反对声中独自提出并用8篇文章论证的“新闻情感信息传播”，如今经过众多学者的完善，已初步形成“新闻情感信息传播”的崭新理论。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上下册与《宫灯》，发表过散文与短篇小说，现主持文学期刊《华文月刊》文学评论专栏“华文观察”。
整理发布：广东何媒（何媒矩阵、何媒工作室）
责任编辑：何金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