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挑战的中国脱碳之路

内容提要

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来说极具挑战。政府需兼顾中期内的增长目标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减碳要求中国经济推进重要转型，这将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同时需降低短期内的转型成本。金融业在为绿色投资融资，管理气候变化和产业转型风险，以及推进碳排放合理定价方面将起重要作用。

一、脱碳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助推力量

为支持《巴黎协定》共同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是全球碳排放最大来源地，2019年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接近30%，其对全球降低碳排放的贡献对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将至关重要。然而，在未来短短40年内实现净零碳排放对中国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中国仅有30年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减碳曲线越陡，要求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转型或越激进。

二、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可能路径

（一）2021-2030年尽早实现碳达峰

面对前述挑战，中国需要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尽量抑制峰值的水平。笔者认为，中国政府需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减碳目标二者间的关系。假设2021-20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5%~6.0%，2026-2030年间约为5%，2031-2035年间约为4%，笔者估算，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08亿~116亿吨的峰值水平。就上限预测情境，即2030年前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的水平降低65%以上，为此，要求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降低3.9%，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基本相符。就下限预测情境，即“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碳排放强度各降低20%，要求的减排力度更大，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需降低4.6%，则2028年将达到峰值108亿吨。笔者认为实现上述目标具有可行性。为实现更低的碳排放峰值，中国政府需严格停止新建各类煤炭发电厂的审批，同时扩大清洁能源产能，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2031-2050年加速脱碳，2051-2060年实现碳中和

碳排放达峰后，2050年前政府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加速推进减碳进程。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政府需稳步退出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和石化产业，同时不断转向现代服务业和低碳、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还需通过淘汰煤炭发电厂和转向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等低碳发电方式，推动能源行业快速向低碳足迹转型。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除提高森林覆盖率外，中国需增加碳捕捉和存储（CCS）能力，以便吸收工业生产和运输等行业难以完全减排的二氧化碳。

三、向低碳经济进行重大转型

中国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将涉及经济结构性转变，笔者认为中国碳中和目标将加速经济再平衡。预计中国将出台全面改革方案，推动经济活动转向低碳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同时扩大服务业比重。此外，政府承诺将发展低碳、高附加值模式的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并推动当前能源密集型行业升级改造以提高能效。

这一过程将对众多产业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电力和供暖、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能源消费体系方面，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将着力推广电气化和转向可再生能源。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笔者估算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降至约15%，基本可被碳捕捉和存储所吸收，75%的能源消费为可再生能源，余下10%为氢能。多数上述技术仍处于论证或原型阶段。

四、抓住机遇，降低转型成本

目前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第一大国，考虑到政府减碳承诺的政策支持和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处于关键位置，笔者预计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仍具备进一步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一旦全球大部分能源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通过太阳能面板和风力电机发电）而不是从地下开采（例如化石能源），中国将有望成为清洁能源及其制造设备的主要出口国。中国转向“绿色经济”将提供巨大的基建投资机遇，包括特高压输电网、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站建设等。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长期来看脱碳会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避免经济损失而提高国民收入，但其要求的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严重依赖高碳能源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初期可能出现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等现象，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关键角色，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其他经济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等投资的增加将提高产出，继而推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需寻求途径减小碳关税的不利影响，还需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推动碳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投资。

五、金融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为达成碳中和目标，基于多种渠道的估测数据，笔者估算2060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高达127万亿~192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3.2万亿~4.8万亿元。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助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支柱，在为清洁能源融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截至2020年底，中国绿色信贷存量接近12万亿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中国贷款存量比重达6.7%；绿色债券存量达8780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占中国债券存量比重仅0.8%；绿色股权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约800亿~1000亿元。

（一）中国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途径

1.通过各类金融市场优化金融结构。目前来看，绿色贷款在绿色融资中占主导，占比超过90%，而债券和股票形式的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此外，绿色债券期限相对较短，难以覆盖绿色项目的长期融资需求。这意味着有必要大量增加更长期限绿色债券的发行。绿色贷款主要覆盖交通运输和可再生能源行业，需进一步拓展至包括绿色基建、制造业升级和新兴技术发展等领域。

2.建立创新型政策指导，吸引各类资金参与低碳经济转型。人民银行将推出创新政策工具鼓励绿色融资，笔者判断或包括：（1）放宽银行定向再贷款限制，激励信贷流向绿色产业和低碳转型过程；（2）合理降低银行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3）将银行购买的绿色债券纳入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格抵质押品范围。

3.清洁能源项目融资和发展过程中引入民营资本。这将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营造有利环境和制定政策框架，笔者判断或包括：（1）增强市场透明度，完善数据流，向民营投资者提供精确的投资风险和机会的相关信息；（2）统一地方绿色金融标准，提高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3）提供与减少碳足迹有关的多样化金融产品；（4）引导长期资金参与绿色融资（如养老基金、保险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和共同基金）。

4.加强绿色金融市场信息披露。日前证监会表示，为贯彻落实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相关信息，发布了多份关于信息披露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但仍需加强监管和出台更多具体行动方案。近期人民银行推出一套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GFIMS），收集和分析绿色融资和绿色贷款流向。提高绿色融资标准、加强信息披露和建立一套统一的追踪和分析框架，便于加速绿色融资、绿色投资发展，支持相关政策的制定。

5.创新融资机制，加速绿色融资。绿色投资银行和清洁能源融资企业为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融资，已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注意力。绿色投资银行是一种公共或准公共金融机构，与私人部门合作过程中提供融资选择和市场发展工具，支持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效和低碳型基建建设。笔者认为绿色融资机构将成鼓励公私合营的一种有效方式，或有助于解决市场壁垒问题并加速投资活动。

（二）风险管理

笔者认为全球金融业对气候变化实体风险的敞口和所受影响越来越大。仅2017年，自然灾害导致的总体损失接近3400亿美元，其中保险人不得不向被保对象支付高达1380亿美元的理赔资金（慕尼黑再保险公司，2018年）。减轻气候变化实体风险的同时，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或给参与其中的国内金融业带来风险。中国煤炭消费大幅减少或将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挑战（大量资产闲置和持有这类资产企业市值缩水）；预计其影响在特定地区和行业或将更大。

笔者认为国内金融机构需采取行动加速推动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化解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为管理潜在的实体和转型风险，金融机构或需采取如下措施：（1）评估目前投资组合对此类风向的敞口，伺机减小和分散；（2）分析资产层面的潜在财务影响，评估为改善财务健康状况可采取的选项；（3）将实体和转型风险的影响整合进财务模型，例如通过压力测试、量化回归、确定投资选择和建立退出机制。

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同样需要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并出台政策措施加以化解。例如人民银行持续强调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且计划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各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管理体系，根据转型策略进行投资组合分散化并管理潜在风险，同时在新的市场和资产类别中积极寻求投资机会。

（三）碳定价

对碳排放定价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企业被要求购买许可证以抵消碳排放，政府控制许可证的总供给，企业之间进行许可证交易，最终由市场决定碳排放价格。

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EU ETS）是全球首个和最大的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拥有31个参与经济体且覆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重接近40%。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基于“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总量控制是为欧盟范围内企业设施可以排放的温室气体设置总量限制。在这一上限内，各家企业购买或接收排放许可证，允许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许可证交易。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笔者认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性需进一步提升，具体可通过如下途径：

1.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设立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以便维持碳定价政策与中国整体气候治理和目标相一致。中国尚未公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减碳目标。碳排放上限的设置需与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步伐快慢相匹配；这将确保碳排放交易市场能提供前瞻性的价格信号。

2.目前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仍然较小，并未覆盖中国碳排放总量的较大比例。假定中国碳排放交易比率由目前的0.3%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25.6%，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具备广阔的增长空间，为碳排放密度较低企业提供一定量的资金，可用于增加资本支出。

3.目前国内碳排放市场缺乏流动性、机构投资者和拍卖许可，碳排放权价格不具备价格发现功能。目前来看，跨地区交易较为少见，交易多集中在每年特定时期。市场参与者均为背负不同减排成本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时仍面临一些障碍。据新规显示，多数许可证为免费发放许可，且将在合适时机引入拍卖机制；相比之下，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约45%的许可证为拍卖许可。因此，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价格较为波动且价格太低，约每吨20~40元人民币，远远低于真实的国际市场价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国际市场每吨75美元的价格较为合理；中国需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国内碳排放价格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

4.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迫切需要进行立法和加强跨部门监管。目的在于：（1）鼓励企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2）完善交易流程和交易工具的设计；（3）推出更多金融产品，促进市场交易活跃度。

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针对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征收碳税。碳税旨在增加化石燃料、电力和一般消费品的价格，推动向低碳燃料发电转型，节约能源使用和转向更清洁的新能源汽车等方向。截至2019年底，全球25个经济体已实施或计划实施征收碳税。碳税可直接对碳排放权定价且管理简单，同时不对减碳总量设立具体目标。碳税收入可用于为清洁能源和相关基建项目、绿色科技和创新技术融资，或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内受到负面影响的低收入群体提供财政补贴。

作者：申岚、丁爽，渣打银行，丁爽系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