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隐性担保意愿与担保能力分离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化债前半程城投债定价的“信仰锚定”机制及其内在脆弱性,进而构建了“刚兑”边界的双维重构模型。本文认为,化债后半程的信用定价切换并非简单的利差走阔或收窄,而是定价锚从“政府信用外溢”向“经营信用内生”的结构性转换。由此,本文对2027年6月“退平台”关键节点前后的市场演化路径进行了推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26年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转折期。一方面,6万亿元隐性债务置换额度接近完成(截至2026年8月末累计发行5.84万亿元,完成进度达97.3%);另一方面,融资平台须在2027年6月底前退出名单,这一硬性要求使平台转型进入最后冲刺期。化债的重心已从“前半程”的存量隐性债务置换,转向“后半程”的经营性金融债务处置与平台市场化转型。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政策阶段递进,而是意味着城投债市场的信用定价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重构。
化债前半程大规模债务置换确实压降了存量隐性债务风险,但市场定价并未回归基本面。相反,区域利差持续收敛、等级利差明显收窄、期限利差同步压缩,传统基于区域经济实力、财政收入、债务压力等基本面的信用定价体系明显弱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市场投资者对“政府兜底”预期的进一步强化,即置换政策的推进被解读为“政府不会让城投出事”的兜底信号,而非“城投信用即将市场化”的前瞻提示。
然而,化债后半程的制度安排正在改变这一预期的基础,平台“退名单”意味着政府信用与平台信用的制度性切割,“335指标”等发债门槛的设立意味着融资平台需要证明自身的经营能力,沪深交易所“三条红线”的出台更是直接指向弱资质平台的出清风险。“退平台”从名义程序走向实质转型之后,“刚兑”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二、隐性担保的意愿-能力分离与“刚兑边界”重定义
(一)隐性担保意愿和能力的双维分析框架
城投债刚性兑付信仰的形成,根植于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的隐性担保。既有研究多从担保意愿与担保能力两个维度解构隐性担保。其中,担保意愿强调地方政府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重目标而对债务风险产生的救助意愿,担保能力则侧重于地方政府调动财政金融资源以应对债务风险的实际能力。曹婧(2023)的研究发现,隐性担保意愿对城投债定价的影响取决于担保能力,在城投债一级市场表现为地方政府承销议价能力,在二级市场表现为财政金融资源调动能力。
本文进一步认为,隐性担保的意愿与能力之间存在一个被既有文献忽视的动态关系,即意愿具有信号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债务恳谈会、政策表态等低成本方式向市场释放救助意愿信号,而能力的提升则依赖于真金白银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调动,具有较高的刚性约束。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在化债进程中,政府可以持续释放有意愿救助的信号,但实际救助能力却在债务压力下不断被侵蚀。化债前半程的利差压缩很大程度上是意愿信号对能力衰减的暂时性覆盖。
(二)化债后半程的意愿-能力分离加剧
化债后半程的制度安排正在加剧这种意愿与能力的分离。从意愿端看,“退平台”程序中的政府背书、隐性债务置换的持续承诺,以及地方政府在债务恳谈会等场合的表态,都在持续强化市场对政府救助意愿的预期。但从能力端看,地方财政的承压、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以及平台自身造血能力的不足,使得实际救助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根据粤开研究院关于城投的年报统计,2025年样本城投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6%,连续两年负增长;净利润下降22.7%,连续四年下滑;若剔除政府补助,样本城投企业已连续四年亏损。与此同时,2025年末全国城投有息债务规模仍高达39.09万亿元,同比增速虽降至2.75%,但绝对规模仍在扩张。这意味着,在平台自身造血能力持续弱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刚兑边界”的重定义
传统上,“刚兑”被视为一个二元变量——要么刚兑,要么违约。但化债后半程的市场实践表明,“刚兑”正在从一个二元判断演变为一个多层次的连续分布。
一是债务形式的保护梯度。过往地方国企违约案例表明,风险通常先从非标、商票、贷款或境外债暴露,再传导至公开债,可见刚兑保护并非在所有债务形式上均等分布,而是呈现出从公开债向非标、商票递减的梯度结构。化债后半程,随着经营性金融债务处置的推进,非标债务的展期、置换和重组将更加频繁,而公开债的刚兑保护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但这种“保护梯度”并非静态不变,当非标违约频繁发生时,其信号效应会通过同区域重新定价机制逐步向公开债市场传导。
二是主体层级的保护衰减。刚兑保护力度在不同行政层级的主体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衰减。由于其在区域金融稳定中的特殊地位,省级平台和省会城市核心平台获得救助的概率和力度显著高于区县级非核心平台。因此,城投债“破刚兑”的进程更可能以渐进式、结构性的形式发生,应重点关注区县级非核心平台及业务市场化但现金流弱的平台。
因此,可以从债务形式和主体层级两个维度,构建下述刚兑保护矩阵:处于矩阵右上角(公开债×高级别主体)的债务享有最强的刚兑保护,而处于左下角(非标/商票×低级别主体)的债务则最可能率先触及信用边界。化债后半程的定价切换,本质上就是市场投资者在这个矩阵中重新定位各类债券的过程。
表1 刚兑保护矩阵

三、定价逻辑从“信仰锚定”切换为“基本面锚定”
(一)化债前半程的“信仰锚定”机制
化债前半程,城投债定价的核心锚是“政府信用外溢”。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在于城投债定价与主体基本面之间的关联性相对弱化。化债以来,十二个重点化债省份的利差收窄幅度普遍高于经济财政实力较强地区,区域利差修复更多体现为估值交易的变化而非个体基本面的改善。而等级利差被压缩至近三年低位,低等级与高等级城投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收敛,这主要来自风险偏好回升和配置需求延伸,而非低等级主体基本面的实质性改善。
同时,这种“信仰锚定”的定价模式有其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当置换政策持续推进时,市场将“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兜底”的信号不断内化,形成对城投债“准地方债”属性的认知。在此背景下,投资者更关注的是政策信号的转向而非发行人财务情况的边际变化,区域基本面分析被政策博弈所取代。
(二)化债后半程推动定价锚切换的核心动力
一是制度性切割的加速。“150号文”要求融资平台在2027年6月底前完成退平台,退出的核心条件之一是“经营性金融债务清零,或征得三分之二以上金融债权人同意退出”。平台正式退出名单后,政府信用将与之进行制度性切割,原有的隐性担保基础将不复存在。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截至2025年底,超82%的融资平台已实现退出,然而,市场上大量平台是通过更名、合并、债务置换等程序性操作快速“退平台”,并未同步建立起独立的市场化业务和可持续盈利能力。
二是融资端约束的硬化。沪深交易所出台的“三条红线”(包括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平均总资产报酬率高于1%、上一完整会计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申报前12个月无重大资产重组),直接指向弱资质平台的融资接续能力。“335指标”则要求城投公司申报产业债时,城投类资产占比不超过30%、城投类收入占比不超过30%、财政补贴占净利润比重不超过50%。据中金固收研究报告统计,在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末披露“335指标”的53家样本发行人中,同时达标者仅占38%。融资端的约束硬化使得无法达标的平台将面临融资渠道的实质性收窄,市场对其信用风险的定价应回归基本面。
三是非标违约的信号效应积累。刘津宇等(2024)的研究发现,地区首次发生非标资产违约后,属地融资平台的城投债发行利差也会显著提高,该效应在隐性担保预期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非标违约揭示平台信用风险后,投资者对城投债的隐性担保预期下降,推动信用风险被有效纳入定价,城投债长期以来的溢价发行现象得到有效平抑。化债后半程,随着经营性金融债务处置的深入,非标违约和展期事件的发生频率可能上升,其信号效应将通过“同区域重新定价”机制逐步传导至公开债市场。
(三)“基本面锚定”定价体系的理论构建
当定价锚从“信仰”切换至“基本面”,城投债的信用分析框架需要根本性的重构。本文提出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基本面锚定”定价框架:
一是经营现金流分析。区别于传统城投分析中对区域财政实力的过度依赖,基本面锚定框架将平台的自身经营现金流作为核心变量。对于已完成市场化转型的平台,应按照产业债的分析框架,重点考察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现金流稳定性和资产负债结构。对于转型中的平台,则需区分公益性业务、准公益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的占比,动态锚定不同业务的信用支撑与风险边界。
二是政府支持的结构化评估。在基本面锚定框架下,政府支持并非消失,而是由“隐性担保”转变为“可量化、可预期的结构性支持”。这包括平台在区域公共服务中的不可替代性、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化程度,以及地方政府在平台退出后的接续安排等。这种政府支持需要被纳入现金流模型进行定价,而非作为“兜底承诺”被无差别地赋予所有主体。
三是市场化转型成效评估。平台转型的实质成效未来或将成为定价分化的关键变量。联合资信(2026)的研究表明,退平台主体与传统城投债券利差存在分化,中长期品种表现更为明显,反映出市场对转型主体信用逻辑的差异化定价。这意味着市场已经开始对转型成效进行区分定价。未来,真正完成市场化转型、具备独立偿债能力的平台,其信用基础有望夯实,而仅依靠财政化债被动退出、缺乏造血能力的主体,将面临出清风险。
四、破“刚兑”再分析
(一)“广义破刚兑”的分析框架
对城投“破刚兑”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公开债的实质性违约。特别是化债后半程的市场实践表明,“破刚兑”正在以更丰富的形式展开。本文将 “广义破刚兑”延展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条款性调整,包括债券置换、展期、利率下调等。这类调整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违约,但实质上改变了投资者的现金流预期。化债前半程中,遵义道桥等案例已经开始尝试通过贷款展期和降息来保证公开债券正常兑付的操作模式。
第二层为技术性逾期,包括非标逾期、商票逾期等。这类事件通常不直接触发公开债的交叉违约条款,但常常具有显著的市场信号效应。
第三层为实质性违约,包括公开债的实质性违约或折价重组。这类事件在城投债市场尚未发生,但其可能性正在从“不可能”向尾部风险转变。
(二)渐进式“破刚兑”的路径推演
从过往地方国企债券风险事件的分类来看,风险暴露遵循三条路径,包括技术性违约后快速补兑、协商展期或担保代偿、实质违约后重整清算。随着隐债化解、平台退名单和融资监管收紧,过去城投债难以“破刚兑”的基础正在改变,未来“破刚兑”更可能以渐进式、结构性的形式发生,而非系统性爆发。具体路径可推演为:首先非标和商票风险先行暴露,通过展期、置换等方式处置;其次同区域其他平台的公开债利差通过“重新定价”机制走阔,推升融资成本和流动性溢价,主要体现于区域利差分化;再次对于部分弱资质主体,可能通过债券置换、场外协调等方式实现条款性调整;最后在极端情况下,个别低层级非核心主体可能发生技术性逾期甚至实质性违约。
(三)刚兑边界的异质性分析
一是区域异质性。弱区域的刚兑边界往往最先受到冲击。例如贵州、广西、云南及甘肃的发行利差仍相对处于高位,再融资环境仍有改善空间。这些区域的平台造血能力弱、财政资源有限,在化债后半程中面临的接续压力最大。强区域(如浙江、广东、江苏等)平台转型的资源禀赋较好,刚兑边界的收缩可能更为平缓。
二是层级异质性。区县级非核心平台面临的压力显著高于省级和省会城市平台。曹婧(2023)的研究发现,召开债务恳谈会对县级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更为明显,反映出省级政府救助意愿增强和弱资质城投风险担忧并存。在化债后半程,这种层级分化或将进一步加剧。
三是业务异质性。相对而言,公益性业务占比高的平台,其市场化转型难度更大,但政府对这类平台的接续安排也更为明确;经营性业务占比较高的平台,转型路径更清晰,但需要独立面对市场竞争和信用风险。
五、市场影响与政策建议
(一)对信用利差结构的影响
化债后半程的定价切换或将对信用利差结构产生系统性影响。从区域利差看,前期推动利差快速压缩的因素将边际减弱,区域间利差分化可能重新走阔,但这一次的分化将更多基于基本面差异而非政策博弈。从等级利差看,当前低等级与高等级城投债之间的利差已处于近三年偏低水平,若后续市场环境出现变化,其面临的估值调整压力可能更为突出,等级利差存在再度走阔的可能。从期限利差看,中长期品种对基本面变化的敏感度更高,分化将更为明显。
(二)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定价锚的切换将改变投资者的配置逻辑。在“信仰锚定”阶段,投资者的核心策略是“区域下沉”和“级别下沉”,通过承担更高的信用风险来获取超额收益。但在“基本面锚定”阶段,单纯的下沉策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投资者需要建立基于经营现金流分析和转型成效评估的个券甄别能力,市场收益来源将更多转向结构性机会与个券选择。
(三)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退平台后的信息披露制度。大量平台通过程序性操作快速“退平台”,但并未同步建立起独立的市场化业务和可持续盈利能力。因此,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对退平台主体设置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重点披露经营现金流的可持续性、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化程度以及市场化业务的盈利模式。
二是建立“广义破刚兑”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框架。当前的风险监测体系主要关注公开债的违约事件,对非标逾期、商票违约、贷款展期等“广义破刚兑”形式的监测不足。建议相关部门将“广义破刚兑”纳入地方债务风险监测平台,建立分级预警和处置机制。
三是加强对于存续互保债务接续的制度管理。城投平台之间的互保关系构成复杂的信用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绑定与省内风险集中特征。在退平台背景下,
受到法律效力不确定、信用切割与债务存续的时间错配以及担保代偿义务风险传导的非线性等影响,互保债务的接续压力被持续放大。而化解互保债务的接续问题则需要建立互保债务的登记与信息披露机制,要求平台在退平台过程中制定互保债务解链方案,对确实无法解链的部分,通过债务置换或担保置换由更高层级信用主体提供替代担保,目前在这方面的制度与管理要求尚属空白。
四是推动信用评级体系的适应性改革。现行城投评级体系仍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外溢,对平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转型成效评估不足。建议推动评级机构建立针对退平台主体的差异化评级方法,将经营现金流、市场化收入占比、政府支持的结构化安排等纳入评级模型。
五是防范定价切换过程中的“处置风险的风险”。 定价锚从“信仰”向“基本面”的切换是一个渐进过程,其间可能出现利差快速走阔、再融资断裂等风险。建议在退平台节点前后加强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安排,确保定价切换的平稳过渡。
六、小结
化债后半程,城投债市场的信用定价正在发生方向性调整。这一调整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利差变化,而是定价锚从“政府信用外溢”向“经营信用内生”的结构性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刚兑”边界正在从二元判断演变为一个包含债务形式梯度和主体层级梯度的连续分布,隐性担保的意愿与能力在化债后半程的分离加剧,使得传统“信仰锚定”定价模式的基础不断弱化。
随着2027年6月退平台节点临近,城投债市场将面临定价体系重构、投资者行为调整和市场稳定性维护的多重挑战。市场参与者需要从政策博弈转向价值发现,建立基于经营现金流分析和转型成效评估的信用分析框架。监管层需要在推动市场化定价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确保定价切换的平稳有序推进。宏观层面,城投债定价的市场化不仅是债券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的应有之义。只有当市场能够对平台的真实信用风险进行有效定价,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才能真正完成,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化解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作者:韩瑞春,苏州农商银行风险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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