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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一组数据，正在撕开日本这个发达国家最隐秘的伤口：
2020年日本男性终生未婚率达28.25%，女性17.81%，合计近46%；
而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突破50%，意味着每两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要孤独终老。
如果这是自己的选择，没什么可说的，个人自由嘛，要命的是，另一组调查显示，81.4%的男性、84.3%的女性仍明确表示“渴望结婚”。
明明多数人向往家庭，最终却被迫选择独身，这才是值得讨论的关键。
经济枷锁
“不是不想结婚，是结不起婚”这句话，成了当代日本年轻人的集体心声。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6至7成有结婚意愿的单身者，将“经济压力”列为最大障碍；其中47.5%的男性和43.0%的女性直言，“经济上没有余力，不敢迈出结婚的步伐”。
在日本，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的简单选择，而是一套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的“人生套餐”：
东京郊区一套小户型公寓均价约4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6万元），一场普通婚礼加蜜月需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保守估计1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5万元）。
这些数字，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是远超承受能力的天文数字。
当然，女性经济独立也是原因，但这部分只能提一下，不能开倒车，要求她们不独立。
随着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日本女性逐渐实现经济独立，她们不再需要依附男性生活，对结婚对象的收入提出了明确底线。
据调查，普通女性要求结婚对象年收入不低于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6万元），希望成为全职主妇的女性则要求不低于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5万元）。
而现实是，大量男性因收入不达标被挡在婚姻门外。
未来堪忧
日本“不婚潮”的根源，远不止眼前的经济压力，更在于支撑婚恋的“社会信任体系”彻底崩塌。
眼前没信心，但未来可期，人们一样倾向于生育，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反而生育率高的原因。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凭借“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工会制”三大法宝，构建了稳定的职场生态：
一个人只要进入企业，就能工作到退休，随着年龄增长稳步晋升，收入和生活都有明确的预期。
这种稳定催生了“信任三段式”：对企业的信任，转化为对未来生活保障的信心；对生活保障的信心，又转化为承担家庭责任的底气。
那时的年轻人，哪怕收入不高，也敢结婚生子，因为“未来是确定的”，这也是1960年日本终身未婚率仅3.14%的核心原因。
在过去，这一套保障曾经被批判，说是“阻碍了奋斗”。
但是，在未来堪忧的情况下的“奋斗”，不是“奋斗”，不过是挣扎求存的“内卷”，没有创造力，只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创造力是稳定良好的环境”养”出来的，不是窘迫的现实“逼”出来的。
现在，日本的这套保障改革了，却没有换来更好的未来，没有让日本经济重现活力，只是加剧了衰落。
一个日本年轻人坦言，“每份工作都是短期合同，到期就可能失业，永远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于是自己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连自己的未来都无法掌控，怎么给别人承诺？”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焦虑”，成了年轻人婚恋路上的隐形枷锁，当“稳定”不复存在，“组建家庭”从“人生目标”变成了“风险负担”，越来越多人选择用“不婚”规避风险。
老男人现象与社会财富纵向不均
当一位50岁的企业高管用名下第三套房产作为彩礼，轻松迎娶28岁的伴侣时，29岁的程序员却算出自己需要不吃不喝15年，才能在所在城市买下一套首付百万的刚需房。
这就是日本社会的“老男人现象”。
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的年长群体，通过资本积累、权力优势占据社会主要财富，并且不给年轻人机会。
于是婚恋与市场的主导成了生育力低下的老男人，而年轻人在资源挤压下丧失婚育底气，最终陷入“不婚不育”的被动选择。
纵向财富分配不均的背后，是社会机制对年轻人的支撑缺失，这让“不婚不育”从个体选择演变为群体趋势。
无论是韩国财阀垄断导致的“阶层固化”，还是日本30代男性近四成没谈过恋爱，都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当社会安全网瓦解，失业、房价泡沫等风险全部转移到年轻人身上，他们不得不通过“降低欲望”“放弃婚育”来应对生存压力。
人口凋零背后的文明崩塌预警
另外，不婚不育引发社会危机，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罗马帝国到三世纪时，人口危机已演变为致命病灶。
据史料推算，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本土人口约400万，至三世纪末锐减至不足200万，意大利半岛生育率暴跌，奴隶与自由民均不愿生育：
前者因生存压迫放弃养育，后者受奢靡风气与兵役重压逃避家庭责任。
人口凋零直接导致兵源枯竭，帝国不得不依赖日耳曼蛮族雇佣兵，军事控制权逐渐旁落。
农业劳动力匮乏则引发粮荒，城市衰退、交通中断，曾经的“罗马和平”沦为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最终开启帝国分裂与蛮族入侵的序幕。
几乎同期的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痛陈“丘虚”之患：百姓不生不育，“生子不举”，大量田地抛荒。
《汉书》说：“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重税导致人们不愿生育。
无论是罗马的人口锐减，还是东汉的“丘虚”之叹，以至于现代日本少子化之下的劳动力困局，都印证了人口是文明传承的载体，至关重要。
当“不生不育”从个体选择演变为社会常态，文明便会失去延续的动力，日本不生不育引发的社会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也是其他地方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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