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士之死, 1936，摄影©罗伯特·卡帕原文名：Robert Capa’s Falling Soldier, A Detective Story (Aperture magazine 166)
原作 / 理查德·维兰（Richard Whelan）
翻译 / 南无哀（王保国）
温馨提示：本文8,000字，阅读需20分钟左右
→ 亦可直达文末看结论
内容简介：此文谨为纪念Robert Capa 90周年诞辰——2003年10月22日——而译。关于《战士之死》是否伪作的问题，在英美吵架20余年，直到2000年才真正解决，可以说是卡帕研究中的一个大收获，也使摄影史上的一个悬念得到解决。本文作者即是《卡帕传》的作者摄影史研究者理查德·维兰（Richard Whelan），同时写有关于科奈尔-卡帕（Cornell Capa）的书和《A·斯特格利茨论摄影》（Alfred Stieglitz on Photography）等。去年底美国《光圈》杂志纪念创刊50周年，专门邀请他撰写了这篇文章，详细批漏了此问题的解决过程。
1980年，R·维兰为写《卡帕传》（Robert Capa: A Biography, 1985；1994年重版）而开始研究卡帕，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断言，卡帕1936年于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的《战士之死》是一幅伪作。
▲ 诺曼底登陆, 1944，摄影©罗伯特·卡帕这张照片是卡帕两张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另一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拍摄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照片），也一直被誉为最优秀的战争摄影作品。关于这幅照片是伪作的断言最早出现于1975年，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 P·纳特利( Philip Knightley , 英国资深记者和作家) 写了一本书，讲述了战地记者——这个职业诞生于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是如何经常地歪曲事实真相的。
㊣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战士之死》的具体细节非常少。1936年8月，西班牙内战刚爆发几个星期，卡帕和情人G·塔罗(Gerda Taro) 一起奔赴西班牙采访共和政府与 F·弗郎哥(Francisco Franco) 的法西斯叛军之间的战争。而《战士之死》最早发表于1936年9月23日那期的法国杂志《Vu》上。在同一页上，还发表了一张画面和《战士之死》相似、同为卡帕拍摄的、一个战士倒在地上的另一张照片。题目是“他们是怎样倒下的”，但关于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或是什么情况下拍摄的，没有做任何说明。
▲ Original VU publication of the Falling Soldier.有人说《Vu》上发表的《战士之死》中的战士，与同页的那张战士倒在地上的照片中的战士是同一个人。但仔细辨析可看出这两个人的衣着、身上的武装背带等有很大不同。
另一张照片表现了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同志们排成一条线，挥着手中的来复枪。《战士之死》中的战士是最左边的那个，另一张照片中倒在地上的是左边数第三个。
当1937年7月12日《战士之死》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时，说明是这么写的：“罗伯特·卡帕的相机捕捉到了西班牙战士被击中头部在考尔多巴(Cordoba) 倒下的瞬间。”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直到1954年卡帕死去，人们对《战士之死》作为非摆拍照片的真实性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怀疑。
关于《战士之死》是摆拍照片的断言，最早是欧多·加勒格尔( O'Dowd Gallagher )提出来的。加勒格尔是一名记者，出生于南非，采访过西班牙内战，先是采访了法西斯一边，后来又采访过共和军一边。1975年，P·纳特利在其著作《第一偶然性：从克里米亚到越南战争，作为英雄、宣传者和神话制造者的战地记者》(The First Casualty: 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 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and Myth Maker,1974）中，记述了加勒格尔对他说过的话：“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指加勒格尔——编辑注）曾和卡帕住在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注意，从这儿可以看出，加勒格尔已经记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曾和卡帕一起住过）。加勒格尔告诉纳特利，“接连好几天，两军之间没有任何行动，卡帕和其他人抱怨说自己没能拍到一张照片。最后…… 一个共和军的军官告诉卡帕们说他可以调一些战士和卡帕们一起到附近的壕沟去，让卡帕摆拍一些照片。”对这个问题，纳特利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大肆铺陈，但奇怪地是他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指出来这样一点：当1936年9月下旬卡帕的作品发表的时候，当时加勒格尔正在法西斯一方采访——而加勒格尔说的却是共和军的军官指挥着摆拍了这幅照片。
1978年，J·莱文斯基 (Jorge Lewinski) 出版的《战争中的照相机》一书中记述了他对加勒格尔的采访。在这儿，加勒格尔又说是法西斯一方的军队而不是共和军摆拍了这张照片。加勒格尔告诉莱文斯基说他当时和一群摄影记者住在靠近森·塞巴斯蒂安 (San Sebastian) 的地方，离艾卢恩河( River Irun)只有5英里。他说：“我们这些文字和摄影记者都住在一个很寒碜的小旅馆里。在得到弗郎哥军队新闻官的同意后，我们跨过艾卢恩河来到弗郎哥的军队一方…… 他们模拟了战斗场面，弗郎哥的军队穿上了制服，武装起来，他们模仿了进攻和防御，还使用了烟幕弹来增加战场气氛。”
但对于卡帕，他和弗郎哥的军队从未有过任何往来；他是一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是作为共和军一方的支持者来采访西班牙内战的。而且，作为摄影师，他和法国左派的几家出版物关系密切，这一点为众人所知。在弗郎哥军队占领的土地上，他只会被逮捕，绝不会受到欢迎。而且，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战士之死》第一次发表这段时间内，卡帕的行踪可以查得很清楚，他的活动区域一直在离森·塞巴斯蒂安数百英里之外。加勒格尔可能确实与一个摄影师在森·塞巴斯蒂安同屋住过，那位摄影师也确实拍摄过摆拍的照片，但那人不是卡帕。
同一件事，加勒格尔对P·纳特利所说的和对J·莱文斯基所说的相互矛盾，这说明了加勒格尔关于“《战士之死》是摆拍的”证词不可靠。一件事过去了40多年之后，加勒格尔的记忆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比较可信的应该是，在1936年，他确实曾和一位摄影师同屋住过，但没有证据表明在1939年1月份之前，他曾见过卡帕：1939年1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卡帕曾拍摄过加勒格尔和H·马修(Herbert Matthews)写他们的最后一篇稿子，随后，他们立即逃出了被包围的城市，驱车北上进入法国边境安全的一边。
加勒格尔这样的记忆失误是可能的，R·维兰在写《卡帕传》进行采访时曾遇到类似的戏剧性事件，对此，维兰毫不奇怪。维兰曾采访过卡通画家 B·摩尔丁 (Bill Mauldin)，他精力充沛，因此当时维兰对他的回忆毫不怀疑。他告诉维兰1945年春天，在卢尔河前线，他曾和卡帕一起呆过。维兰告诉他对这一点维兰非常吃惊，因为维兰有相当的把握证明卡帕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摩尔丁断言说维兰肯定搞错了，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和他在一起的那位摄影师，而且清楚地向维兰描述了卡帕当时所拍摄的画面的内容，说是发表在《生活》杂志上。他的描述非常细致，维兰在查《生活》杂志时一眼就认出了那些照片，它们不是卡帕拍的，而是G ·西尔克（George Silk ）拍的，当时他正在莱茵河畔采访伞兵部队。
1998年7月5日，P·纳特利在伦敦《夜与昼报》(Night & Day)上发表文章称，他曾要求卡帕的弟弟科奈尔-卡帕 ( Cornell Capa) 或者玛格南图片社“出示那卷有‘两个死亡瞬间’的胶卷原底片，这样他们就可以搞清楚这些照片的顺序。”他说他的这一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这意味着他认为那些原底片能支持他的断言。事实是，在那卷底片被冲出来之后，马上就被卡帕的暗房师切成了几段，这在当时很正常，因为一些出版物坚持要求用原底制作中间色调的版，于是，被选中的底片会按照版式的框架进行裁切，其它的底片则保留下来供其它杂志选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卡帕的照片只被认为是短时期内人们感兴趣的新闻照片，事件过去之后就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因此没有多大价值了。
很明显，那些有“两个死亡瞬间”的原底片被送给了出版物而且一直没有被退回来，在整个1930年代，没有人见过它们。现在所有《战士之死》的照片都是从一张按照原底片印放的照片拷贝而成的底片印制的，这张原放照片现在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馆。
卡帕最为人所知的自己关于《战士之死》的陈述，见于J·荷塞 (John Hersey) 1947年发表的《THE MAN WHO INVENTED HIMSELF》。荷塞是卡帕的老朋友，在一个没有注明的场合，卡帕给荷塞讲了一个有传奇和自嘲色彩的关于如何拍摄《战士之死》的故事。卡帕说1936年8月，他在卡塔路尼亚 (Catalonian) 和安达路西亚 (Andalusian) 的山里，亲眼目睹了一个悲剧性场面：一群拥护共和政府的志愿军战士，年轻狂热但没有军事经验，他们反复地向一个弗郎哥法西斯军队的机枪哨位发起冲锋。荷塞这样记录了卡帕的话：“他们重复了几次这种勇敢但天真的冲锋，终于，当他们冲锋的时候，摄影师小心翼翼地把相机举到壕沟的顶上，没有看，在机枪射击响起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随后，卡帕没有冲洗这些胶卷而是直接寄到巴黎。两个月以后，卡帕被告知他偶然拍下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很清晰的一位英勇的战士中弹而死的照片，这张照片署着卡帕的名字，发遍全球。
1975年，纳特利的书一出版，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科耐尔·卡帕就请西班牙内战时期卡帕的几个亲密朋友出面反驳加勒格尔的断言。C·魏斯 (Csiki Weiss) 当时已和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结婚，住在墨西哥城，他给科耐尔拍了一封电报，说作为卡帕当年的暗房师，他可以证明《战士之死》的底片“绝对是真的。”卡帕的朋友、记者 M·格尔霍恩（Matha Gellhorn ）义愤填膺地为卡帕辩护，她说像卡帕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去伪造这么一幅照片是难以想象的。当她和纳特利一起在英国电视台讨论《战士之死》时，她是如此地气愤，以至于节目中途就拂袖而去。
在一个以屠杀圣牛为乐的年代里，加勒格尔 / 纳特利 / 莱文斯基的断言四处传播。一时间，好象只要一提起卡帕的名字，对方即使对摄影史所知不多，也会脱口而出，“不就是伪造那幅著名照片的家伙吗？”甚至关于照片中人物的谣言也出来了，如1985年，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有人散发一封信称，《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还活着，现住在委内瑞拉。
维兰本人撰写、1985年出版的《卡帕传》中，维兰是从研究《战士之死》的拍摄地点和拍摄时间来切入讨论这张照片的。在瑞士记者F·伯克诺 （Franz Borkenau) 1937年出版的《西班牙斗鸡场》(Spanish Cockpit) 一书中，他叙述了1936年9月5日下午，自己在考尔多巴北边8英里的塞罗·穆里阿尼村 ( the village of Cerro Muriano) 目睹的一场战斗。当时他和法国《Vu》杂志的两名摄影师H·纳木斯 ( Hans Namuth) 和G·瑞斯纳 (Georg Reisner) 在一起。那天下午，纳木斯和瑞斯纳在村里拍摄了遭到法西斯空袭而惊慌四散的村民。维兰曾采访过纳木斯，他说在塞罗·穆里阿尼村没见到卡帕和塔罗。但当1936年9月23日《Vu》杂志发表了卡帕在塞罗·穆里阿尼村村外的同一条路上拍摄的纳木斯和瑞斯纳也拍摄过的同一些人的时候，纳木斯意识到那天卡帕确实在塞罗·穆里阿尼村。
这个事实给搞清《战士之死》的拍摄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卡帕公寓他自己的照片档案里，《战士之死》等由原底冲洗的照片的背后写着编号，按照顺序，《战士之死》系列正是在塞罗·穆里阿尼村难民系列的前面。维兰由此推断（也曾在维兰写的《卡帕传》中提到）《战士之死》应该拍摄于塞罗·穆里阿尼村附近，就在1936年9月5日或稍前。
关于《战士之死》的争论直到1996年8月，维兰接到了 R·格罗斯福娜女士 ( Ms. Rita Grosvenor) 的一个电话时才有了突破性进展。格罗斯福娜女士是在西班牙工作的英国记者。让维兰惊喜的是，格罗斯福娜告诉维兰说她写过一篇关于一个叫马里奥·布洛东·约尔达（MARIO BROTONS JORDA）的西班牙人的文章，布洛东认出了《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叫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 Federico Borrell Garcia），是于1936年9月5日发生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一次战斗中被杀死的。当时，格罗斯福娜的文章，正准备发表在1996年9月1日的《伦敦观察家报》上，以纪念卡帕拍摄《战士之死》和巴罗尔去世60周年。
布洛东如何认出了巴罗尔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布洛东出生在西班牙南部靠近阿里冈特的阿尔科伊村 (the village of Alcoy)。14岁的那年，他参加了当地一个名叫“忠诚主义者”的军事组织，当地人称为“COLUMNA ALCOYANA”，曾在1936年9月在塞罗·穆里阿尼村边的一个叫LA LOMA DE LAS MALAGUENAS 小山上参加过对弗郎哥法西斯军队的作战。布洛东的一位朋友叫R·巴诺 (Richard Bano) ，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偶然的机会翻阅了维兰写的《卡帕传》，然后告诉布洛东说卡帕那张著名的照片，有可能是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一次战斗中拍摄的。听说了这事之后，布洛东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认出了《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肯定属于从阿尔科伊村去的那个分队，因为他穿戴的武装带和子弹包是阿尔科伊分队的指挥官专门请阿尔科伊的工匠给这个分队单独设计的；当时参加塞罗·穆里阿尼村战斗的其他分队的人都没穿，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装备。然后，布洛东又从萨拉曼加 (Salamanca) 和马德里( Madrid) 西班牙政府档案中查到，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那次战斗中，阿尔科伊分队只有一个人被杀死——这个牺牲者的名字叫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其他人属于其他的分队。布洛东把卡帕的照片拿给巴罗尔的弟弟EVERISTO看，EVERISTO肯定了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的哥哥。
1995年，布洛东自己出版的名为《RETAZOS DE UNA EPOCA DE INQUIETUDES》一书的第二版中，发布了自己的发现。在书中，布洛东说巴罗尔（绰号叫TAINO ）是阿尔科伊村一个24岁的磨房工人，是当地“自由青年”分队的创建人之一。“自由青年”是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简称 CNT）的下属组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因为《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正戴着CNT 的帽子）。巴罗尔是9月5日早晨到达塞罗·穆里阿尼村的50个军人之一，他们是为了加强那里COLUMNA ALCOYANA 的前线力量的。那天下午，巴罗尔在守卫阿尔科伊步兵阵地旁边的炮兵阵地，但是，敌人从他们的后边抄袭过来，从前边和后边同时发起了进攻，企图对他们进行前后夹击。巴罗尔中弹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5点左右，这与卡帕照片中的人物有长长的影子相吻合。
书出版之后不久，布洛东就去世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格罗斯福娜在自己生活的阿里冈特(Alicante) 碰见了这本书，她敏锐地觉察到了布洛东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有重要价值。她去了阿尔科伊，找到了巴罗尔的弟媳妇玛利亚（Maria，巴罗尔的弟弟EVERISTO 当时已去世），将翻拍的《战士之死》拿给她看，“照片中的人肯定是巴罗尔，”玛利亚说，“我们对他非常熟悉。”她给格罗斯福娜看了她的一些家庭照片，更确认了巴罗尔的身份。
在文章的结尾，格罗斯福娜说，“纳特利仍保持怀疑，但他承诺，‘如果我错了，我将向科耐尔·卡帕道歉。’”1998年7月，卡帕回顾展在伦敦举办，纳特利又跳了出来，散发一篇文章，试图抹杀布洛东的发现，他声言，“这张照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伪作，是卡帕摆拍的。巴罗尔完全可能先摆拍了这张照片，然后才被打死的。”
为了给这种荒诞的说法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维兰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了一个对这种情况具有独特发言权的人：罗伯特·L·弗兰克斯上校 (Captain Robert L. Franks) ，他是孟斐斯警察局人身死亡案件的首席侦探 (chief homicide detective of the Memphis Police Department)，而且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雕塑家和摄影师。在2000年9月，维兰请他将这张照片当作一个谋杀案来读解。在他的分析中，《战士之死》让他觉得奇怪的第一点是“他在中弹的时候站得非常稳，很明显，当时他不是在向前走。”他的分析报告是：
“作为一个调查者，你得把自己设想为受害者，通过发现疑点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张照片的焦距有点不准，用的是大光圈，好象当时卡帕先生是在这个战士脚下的角度来拍摄他的。当时危险是否已经过去？是他自己还是卡帕让他站起来好拍照片？现在都无从知道……这张照片是摆拍的吗？从他浑身松弛的反映来看，我认为不是。你应该注意到这位战士左腿边露出来的左手，处于半握紧的状态。
事实上，如果这张照片是摆拍的，他的左手会张开以防止自己摔倒（这是一种防止摔伤的自我保护反应）。
持枪的右手是张开的，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的肌肉处于松弛状态。没有战士肯让自己的枪摔到地上以免出问题。”
弗兰克斯报告中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是：关于这位战士的左手的分析。弗兰克斯写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交谈中他也向我详细地解释过），那个人的左手手指有点向手掌弯曲，表明那个人的肌肉已经松弛，当时他已死亡。装死的人不可能知道要使照片显得真实手指头还要向里勾着；而对于一个有正常意识的人，也不可能在向后摔倒的时候控制住自己自然的生理反应，不让手腕后扬、手指张开以防止摔伤。
弗兰克斯关于那位战士站得很稳，而且右手没有准备用枪战斗的分析，让维兰想起1982年3月19日H·梅斯（Hansel Mieth）写给维兰的信。梅斯在1930年代后期曾任《生活》杂志摄影师，有一次卡帕曾向她谈起他怎样拍摄了这幅著名的照片。她说当时卡帕很烦，给她说当他拍这幅著名照片的时候，“弗郎哥的军队那边在逗着玩，我们这边也在逗着玩，大家都觉得很有趣，没有人开枪。”可是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方开枪了。卡帕暗示自己对那位战士的死负有部分的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1936年9月5日下午共和军与弗郎哥的军队在LA LOMA DE LAS MALAGUENAS 山附近所发生的战斗，维兰做了这样的推测：卡帕遇到了一群由几个分队组成的武装人员（里面至少有一个女士），巴罗尔是其中的一员。为了方便让卡帕拍照，他们站成一排并挥舞他们的来复枪。然后，卡帕跑到了他们的侧面，他们越过壕沟，卧倒在壕沟的边上，装做瞄准和开枪。然后，他们站起来，继续向山下冲去。这时他意识到至少有两个人，包括巴罗尔，又返回来，从上坡的一面爬上壕沟。在卡帕拍的两张战士们越过壕沟的照片的左下方，我们可以看见那儿的草和“死亡瞬间”的两张照片中的草非常相似。
巴罗尔爬出壕沟后，站起来，在壕沟边上后退了最多一两步，面向山下，这样卡帕——当时仍然在壕沟里——能拍到他。就在卡帕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一台敌人暗藏的机枪突然开火。巴罗尔大概被击中了头部或心脏，在站着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就像卡帕照片中那样身体软塌塌的。他倒在地上后，他的同志们应该是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壕沟里，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照片中没能见到巴罗尔的尸体。
确实，弗兰克斯也做出了这样的推断：《战士之死》中的那位战士是第一个中弹倒下的。在报告中，他这样写道，“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分析，是因为在《战士之死》中，云彩的形状是一个云团，而在其他照片中，云彩已经逐渐散开了。第二张战士倒下的照片焦距是实的，证明在两张照片拍摄的间隙中卡帕有时间调整相机的设置。”
卡帕——和他在一起的应该至少还有几位共和军战士——呆在壕沟里没动，在等到上面安全了以后才返回村庄。
维兰坚信《战士之死》记录了1936年9月5日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在塞罗·穆里阿尼村边战斗中牺牲的瞬间，这是无可质疑的。关于这张照片的别有用心的争论，使卡帕名誉受损长达25年之久，这种争论终于该结束了。现在该是让卡帕和巴罗尔的灵魂安息的时候了，而且我们应该诚恳地承认这一点：《战士之死》确实是新闻摄影的杰作，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战争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