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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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公共摄影项目花絮
编者按
一周前,摄影师罗娴的公共摄影项目《临界点》在深圳·品唐文化艺术中心开展。疫情之下,罗娴团队在拍摄中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尝试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不断变化的当下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公共空间的边界。
对话嘉宾
罗娴|摄影师
■ 请问《临界点》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临界点》的创作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环节:创作团队列出拍摄方案-画场景参考图-招募参与者和志愿者-创作团队根据报名详情将参与者分类-确定拍摄日期和场次-创作-后期。
我们总共拍摄了13场,最后一场的两张包含人体的照片我放在工作室里重新创作了一张,作为第13张组照。
13场中的每一场都有三个环节:访谈、肖像拍摄、集体创作。
关于访谈
我们会尽可能采访每一位参与者,采访环节大概是10-30分钟不等,有些是由我来采,有些是团队中其他人,问题围绕参与者在疫情中的体验展开,疫情爆发后,大家都憋在家里,很多人是带着倾诉的目的来的,所以不需要怎么引导就能打开话匣子。
我们作为创作者,一来是想了解新冠疫情会给普通人造成怎样的冲击,普通个体的反应和应对,以及选择;同时是想要给这些不同社会背景和职业的参与者一个倾诉的平台。
我感觉他们也是有话要说的,毕竟疫情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改变都是巨大的,我本人也不例外。这种大灾难下,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而是被推入其中的主角。 事实证明,我这个直觉是很准确的,很多人响应了我们的招募。
#视频时长9'01''#
△《临界点》访谈
关于肖像
参与者中的一部分人,我们拍摄了黑底单灯的肖像,之所以说是一部分人是因为有些大型的集体创作,一下子来六七十人,来不及一一拍摄肖像。
关于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的环节中,我们会根据提前沟通的详情,把参与者尽量按照他们在疫情中的体验分类,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些是湖北刚解封的时候来到深圳的,还有一些是疫情期间有旅行的经历,住过隔离酒店的,还有被困在外地刚回深圳的打工人。
我们的初衷是想建构一个疫情当下的虚拟时空,让大家把在疫情中的体验带到这个巨大的全黑的影棚,和陌生人在一起重新演绎之前的经历,从而放大、审视自己的心理体验。
我感觉很多人都是带着迎接未知的心态来的,新的东西还处于未知的状态,有点儿抱团取暖的感觉,大家很渴望这种亲密感,哪怕是短暂的。哪怕是虚拟世界里的,感觉它会给你一种力量。
每一场拍摄我们都会给参与者提供一个大致的框架,并且播放相关的音频,营造一些氛围,使人们更容易进入到某种状态,但是对于状态本身,我们是无法预知,也不作设定。
在这个环节中,我拍摄了一系列艺术组照,也拍摄了一些视频,尤其是人群中人物状态的特写。
△《临界点》艺术组照丨红色恶作剧,深圳,2020
■ 拍摄过程中,被摄者的状态达到您的预期是否需要一个过程?
说实话,我对这个项目没有任何预期。疫情催生了我们的创作,也是摄影师的本能反应。疫情爆发的时候没能去成武汉,但是创作的计划是一直有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招募了。
前两场拍摄完毕,我们创作团队看了作品,当时大家心里还没底,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这些作品表达了什么,因为那时候主题不是很明确,参与者还很拘谨,但是我们觉得和参与者交流的过程很有意义,感觉这个项目仿佛可以给予大家一些慰藉和鼓舞,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力量不大,所做的也就这样。
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主题也越来越明确,拍摄现场越来越混乱,实验性也越来越强,我们就觉得这可以称之为一个项目了,因为它有了生命力和自己的逻辑。
■我看到在招募公告中是任何人都可以报名的,在创作过程中对大家做了什么约束吗?在拍摄花絮的视频中您提到想要“在虚拟构建的场景中捕捉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是指在完全无序中寻找一种潜在的秩序吗?
对,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创作过程中我们更多是引导,而并没有过多约束参与者。访谈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团队给自己设定的角色也只是一个倾诉和发声的平台而已。集体创作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个大致的主题以及画面的框架,参与者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自由演绎的。
我希望我能自然而然地拍摄,所以我们每场拍摄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待在影棚里,因为想让参与者一开始的新鲜感逐渐消解,让它回归一个自然的状态。有一部分人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待不下去了,提前走了。
△《临界点》艺术组照丨旅途,深圳,2020
关于“在虚拟构建的场景中捕捉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特定框架下,捕捉了一部分现实记忆。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它的真实度,可以理解,但是于我而言,于参与者而言,它也是一种现实记忆——我们进入和尝试理解别人的体验,就是一种现实的记忆,虽然这种记忆某种意义上是被替换了。我们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通过参与者连接了更广阔的体验,即便转瞬即逝,那种体验也是很奇妙的。
有一位叫叶剑波的参与者,是个餐饮品牌创始人,在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疫情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属百年难遇。
也不至于是百年难遇,从历史长河中来看,很多事物,包括西班牙大流感,都是比疫情严重的。但是当历史扑面而来,作为个体,现实的戏剧性会令任何大片都显得苍白。
我是摄影师,同时也是个观察者。我在这个项目里,观察别人,也观察我自己的内心。我有时候站在影棚中心,参与者也观察我。我看到每个人的孤独、焦虑、生命力、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些东西很吸引我。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
△《临界点》肖像丨陈伟柱,80后,珠宝设计师
关于无序和秩序
你提到秩序和无序,这个概念很有趣。在《临界点》里,我的确想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不断变化的当下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公共空间的边界,疫情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会改变这些。
意大利摄影师路易吉·格希里(Luigi Ghirri)关于身体和环境的创作给了我一些启发,他拍摄了 “消失的景观” ,聚焦“现代生活的脆弱性”。
我也想探讨身体、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英国艺术家、雕塑大师安东尼·格雷姆(Antony Gormley)的作品一向与身体有紧密联系,他在TED演讲中曾请观众一起实践,并说“大家可否闭上眼睛一分钟?我不会让大家做怪异的事情,我只想大家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我会和大家一起做。请闭上眼睛一分钟,我们现在身处一个空间,身体内那个主观、集体的黑色空间,我觉得这是个充满想象和潜力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有何特质?它空无一物,甚至都没有维度,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我认为雕塑可以把我们与那个空间联系起来……”
我在《临界点》里,尝试用了格雷姆所说的这个空无一物、没有维度、无边无际的黑色空间,“身体内那个主观、集体的黑色空间”,不是通过雕塑,而是通过摄影。
《临界点》的第13场拍摄中,我们尝试就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记忆与痕迹,创作了两幅作品,后来我在工作室经过重新创作,得到了第13张组照。
■ 从招募拍摄到展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年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陆续的拍摄大概用了接近三个月,之后就是后期工作,主要是由我和来自天津美术学院的刘立维来做,又花费了三个多月,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工作。我们要把黑色背景上的人物先抠出来,有的画面是由十几张作品组成的,穿梭于同一个场景的人非常多,我们没法控制,也没打算去控制。
△《临界点》艺术组照丨姚护师的一天,深圳,2020
我去年十月份因特殊原因往返了一趟美国,待了半个月,回来在厦门隔离了两周,回深圳又隔离了两周。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波折诡谲,两次都我以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整个人也像生了一场病。
这整个过程几乎没见到任何人完整的脸,让我回想起一个叫郭蒨的参与者,她是澳门大学学电影管理的研究生,采访时她哭了,说有一次经过一个路口,猛地一抬头,发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朝她涌过来,那一刻让她很震撼,如果世界以后都变成这样的话,她真的很难接受。
印象最深的是刚到厦门的隔离酒店,所经之处全是黑色塑胶布,走廊里全是黑色的,医护人员是白色,落地窗外是青翠的山峦,而玻璃全部被锁死了,那一刻真的是百感交集。
△《临界点》肖像丨林灿金,80后,销售人员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地体会到访谈中一些参与者分享的感受,感觉集体创作时,有点儿像把我要经历的事情预演了一遍,参与者重新演绎的旅程见闻,和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像两条平行线,而我作为创作者,在虚构和现实的平行线中穿梭,这种微妙循环,让我非常难忘。
这期间我和一部分参与者一直保持联系,也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变化。有一位叫旷亮的参与者,餐饮品牌创始人,他来参与项目的时候刚刚结束经营自己的第一家品牌餐馆,投了四百多万。这次他来参观展览的时候,正在筹备重新开张。他看完展览还特意留言:
“时隔一年,《临界点》开展了,一下子带我穿越到疫情爆发的那段时间,那时我的餐厅刚刚开业才两个月,疫情对餐饮业的打击非常直接,每天睁开眼睛就要亏损,但是如果选择关门,餐厅投入的好几百万就会付诸东流。我白天忙着解决问题,晚上辗转反侧,《临界点》给了我一个倾诉的渠道。
我觉得《临界点》是一场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完成的行为艺术。展览开幕了,我又看到了当时的自己,疫情对我的冲击还未结束,但是,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少了一份焦虑与慌乱,取而代之的是坦然和乐观。
开幕当天,妻子回来告诉我,看到罗娴给我拍摄的肖像,她差点儿要哭出来,我沉默,没有问她为什么。”
我还采访到了疫情中身在武汉的教育工作者王丽莎,看到最终的作品呈现后她留言说:
“在线上看了纪录片后内心非常有感触,回想去年参加这个这项目时的心境,常年都生活在武汉的自己,一听到“疫情”两个字内心就会有些刺痛和紧张……昨天刚接种上新冠疫苗,感叹时间飞逝!如果还有机会再和罗娴交流有关疫情的话题,我肯定还是会热泪盈眶。非常感谢你们以这种方式记录下这种特殊的时刻,让身在中国身在武汉的我倍感温暖。”
还有其他的留言,我看了挺感慨的,觉得自己做的这个项目是有意义的。
△《临界点》肖像丨闫业鹏,90后,喷绘工人
■ 从《梦境》到《临界点》,以及您其它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作品都是在一个框定的场域中进行创作的,不论是置景或是人物的状态,感觉您都对整个创作过程有较强的掌控,是什么让您选择了这种创作方式?
对我来说拍摄环境很重要。我喜欢把被摄对象放在某个真实的拍摄场所,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搭建一个跟被摄对象相关的场景。《梦境》中的一部分场景是被摄者熟悉的环境,其余的是搭建的场景。而《临界点》则是极其简单的黑色场景,看不到边界,也没有影子,有点超现实,我倒觉得很适合疫情这个主题。我感兴趣的是捕捉到意料之外的场景。
掌控只应用于场景还原和构建,无论是《梦境》还是《临界点》,我对于参与者几乎没有太多掌控,你是无法去掌控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的心理体验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个框架和场景。
△《临界点》肖像丨张宗国,70后,广告公司总经理
《临界点》中,人们因为疫情被联系到了一起,也由此更能体会艺术创作中的语境。
《梦境》和《临界点》的交集在于,都是关于主观心理现象和体验的探索。《梦境》是关于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的表达,而《临界点》则是以影像的方式接近疫情这个现实,它的结果也许可以制造距离和疏离感,体验疫情世界的非现实和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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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艺术短片
■ 在未来的创作或者正在进行的创作中,您会继续这种掌控感较强的创作方式吗?
相对而言,经过设计的肖像摄影的掌控性会更强,因为拍摄对象和我都知道彼此该做什么。通常拍摄时间有限,也有确定的目标。
而在艺术项目中,我更喜欢为拍摄对象提供舞台,有时候他们需要一点指引、提示或肯定,这就足够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儿了。
■ 关于罗娴
罗娴|摄影师
罗娴,生于湖南岳阳,先后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学习,主攻欧洲电影研究,获硕士学位。2014年赴美国国际摄影中心(ICP)学习艺术摄影,并获得该中心颁发的2015年度“丽塔·希尔曼杰出奖”。曾参与过中国和海外影视剧、纪录片拍摄等工作。其作品曾在美国国际摄影中心博物馆、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美国Edition One画廊等地展出,并发表在包括《英国卫报》、《美国摄影》年鉴、《照片》期刊、《图片新闻》期刊、法国Lenscutlure及德国《国家地理》等期刊或出版物。
2016年 法国玛格南图片社首届国际摄影大赛艺术类入围奖,是此次大赛中唯一获奖的华人摄影师。
2017年《梦境》入选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和第33届《美国摄影》年鉴。
2017年《梦境》获法国Lensculture2017年度“曝光奖”。
2017年《西藏组照》系列入选2017年度美国Photolucida TOP 50 Critical Mass,并获得法国巴黎国际摄影奖银奖。
2017年 《曲珍》获美国《图片新闻》肖像奖金奖和英国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奖。
2017年 《洞庭湖渔民》组照获美国国际摄影奖和国际年度摄影师提名奖。
2018年 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2018年 发起《农民工的爱与梦》大型公益摄影项目,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精神世界。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反响巨大,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24小时》栏目、《中国青年报》和日本NHK电视台等海内外50余家主流媒体报道。
2019年 获第九届中国人像摄影十杰。
2020年 受《央视新闻》委托,为袁隆平院士、黄旭华院士、叶培建院士和戚发轫院士等知名人士拍摄系列艺术肖像。
2021年 在雄安举办《肖像·雄安》公共摄影展览,北京电视台采拍的相关纪录片即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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