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符号的战场
评吴国勇的《中国白宫》
文 | 吴毅强
2022年1月8日，在寒风料峭和疫情肆虐的双重协奏中，吴国勇的最新个展《中国白宫》在北京宋庄风面影像空间开幕了。
尽管因为疫情管控，被临时紧急通知取消了开幕式，但仍然有不少圈中影友前来观展。
▲ 观看《中国白宫》短片
▲ 知名摄影前辈李晓斌（左一）、德国歌德学院院长及夫人在看展这是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和年代。不过，在动荡的变局中，总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未曾发生改变。三年前，吴国勇创作的共享单车坟场项目《无处安放》发出了时代强音，直指疯狂的资本炒作市场，引发整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震荡。
三年来，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各处拍摄，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国白宫》是这几年拍摄的结果。这一次，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权力和文化想象卷积在一起的奇幻时空。
▲ 吴国勇导览《中国白宫》，视频时长：29′34″
疫情之下，百业萧条。但是，这一场由风面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展览，依然释放出足够鲜明和丰富的讯息。凝视吴国勇拍摄的这些文本，就如亲临一个战场，这里上演着权力和资本、欲望和符号的宫斗剧，它的背后似乎又隐喻了一场文化角逐的大戏，展演的大幕已然开启，目前来看，落幕却遥遥无期。
吴国勇是一个有些大器晚成的摄影师。他60年代生于湖北襄樊，早年在内地做工程师，92年成为第一波南下深圳的弄潮儿。闲暇之余，喜欢玩玩摄影，同大多数发烧友一样，一开始也是各处游玩，新疆西藏，雪山大漠，城市旷野，快乐摄影。
▲ 《深圳河》系列，摄影©吴国勇2018年的时候，他的摄影风格骤变，开始关注起颇具社会话题性的共享单车，他动作迅捷，快速地完成了全国22个城市36座大型共享单车坟场的拍摄。这种风格的转变可能跟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走南闯北，最后在深圳定居，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而每一处变化，他都亲历其中，感受最深。
这些独特的体验和敏锐度，让吴国勇成为了一个善于处理宏大题材的摄影师。他总能第一时间从时代叙事的宏大视角出发，去观察社会局部和个体在时代变局中的跌宕起伏，窥一管而知全局。《无处安放》是如此，《中国白宫》同样如此。
▲ 上海浦东，《无处安放》系列，摄影©吴国勇在《无处安放》中，大量的空中航拍镜头，将观者视角从灾难现场中撇开逃脱，以一种绝对上帝的视角俯瞰着人世间上演的魔幻剧，人类的这种疯狂行为在等待着一场上帝的最终审判，而三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场疯狂剧情的落幕，它就像一场闹剧，短时间爆发，又迅速离场。但是《中国白宫》所揭示的，已经不是表面的建筑样式的拷贝，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冲突”，从政治、历史到文化、审美，无一不卷入其中。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白宫”们，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比如同在深圳的摄影师白小刺，就曾专门拍过全国各地的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就有好几处模仿美国白宫风格的（包括吴国勇拍摄的安徽阜阳区政府大楼在内）。不过白小刺的这个系列重在各地政府大楼，而非“白宫”这一符号。吴国勇则完全把重点放在“白宫”符号在中国的反复推演上，所以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指和内涵。
吴国勇拍摄的中国白宫包罗万象，渗透入各行各业，包括各级政府大楼、法院办公大楼、学校、医院、酒店大楼以及私人别墅等。他根据题材对象大致分出了五类，这五类分别是：法治的“理想国”、权力的想象地、学校的国际范、财富的修罗场、个性的“伊甸园”。展览也基本依据这一框架进行布置，内容清晰，层次分明。
▲ 《中国白宫》展览现场毫无疑问，这些“白宫”式建筑的出现有其鲜明的时间线，它们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而建起来的。随着中美建交、国门的打开，另一个世界所绽放的光彩一下子呈现在国人的面前，长期的信息闭塞和积贫积弱，导致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无比向往，也充满了极其复杂的心理和情感想象。世界霸主美国成为了这种想象的最佳载体，各行各业开始“奋起直追”，试图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这种“直追”无疑是充满焦虑和功利的，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无一例外。
▲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大楼，2003年左右建成使用吴国勇采用了一种大画幅而且正面肖像式的方式来拍摄这些建筑，赋予了这些建筑庄严的外观。当然，这些建筑本身就自带权力和财富属性，毋宁说，本身就是一场权力和财富的展演。只不过，当这些代表官方形象的政府大楼浑身上下堆砌着西方建筑廊柱和构件的时候，就显出那么一丝不协调来，说好的文化自信呢？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迷恋和盲目崇拜，应该是中美关系解冻、国门打开后一时间的目不暇接和抄作业抄不到位。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中美大国的博弈尚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大国崛起”征途上的中国，还需要西方的廊柱和构件来撑门面吗？这些尴尴尬尬、忸怩造作的建筑物什么时候可以被真正具有“新时代”的、中国的建筑取代？真希望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能真正做到既虚怀若谷，又充满自信，既擅于吸收包融，又能创新生成。
▲ 各地校园里的“白宫”式建筑吴国勇的这个作品以小博大，试图通过“白宫”这么一个建筑符号作为切入口，把中国对西方大面积甚至是全盘拷贝的“模仿”或者“山寨”现象进行一场中西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山寨”现象自2000年以后，开始在深圳的手机交易市场大量涌现，进而开始蔓延到其它各个领域，无论是科技产品还是文化艺术行业，莫不如此，这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
“山寨”本是一种非正规的假冒的伪造行为，是现代性体制下的非法勾当，但鬼使神差一般的，它成为了中国追赶欧美的时尚行为，甚至官方带头，冠冕堂皇的大行其道。
▲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大楼，1998年左右建成使用吴国勇镜头下这些巍峨耸立的政府和法院大楼，就是这几种矛盾因素的结合体。它们都模仿美国国会山这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意思的是，我们国人对西方建筑乃至文化的认识非常片面或者单一，普遍分辨不出美国“白宫”和国会山的区别，非常笼统地把这一类建筑都叫做“白宫”。实际上，它们模仿的远不止是美国国会山，而是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神庙建筑，进而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民众从上到下对西方文明的一种集体想象或者心理投射，其所指非常模糊和脸谱化。
前文说到吴国勇对宏大场景的喜好，原因除了在深圳，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突飞猛进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带来的速度感和现场感之外，他或许还受到其他一些摄影师的影响，比如王久良早期的《垃圾围城》，题材都有一定敏感性，都需要一个人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毅力，甚至一腔孤勇才有可能完成，但完成之后，都会成为社会领域极其重要的视觉文本，供研究或是职能部门参考并制定相关政策之用。
在吴国勇这里，摄影更多地是一个个体针对环境和时代发声的媒介。他较少受20世纪50年代之后（尤其是罗伯特弗拉克之后）纪实摄影走向主观化倾向的影响，而是沿袭自路易斯海因以来到FSA的纪实摄影传统，希望摄影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吴国勇倒不是太纠结摄影是不是艺术。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当一个摄影师抓住了时代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并能通过自己的拍摄，把这一问题或者症候给发掘出来，让人们有所关注或者警示，这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文化行为了。并且，吴国勇采用了很多新的拍摄手法，比如航拍，也吸收了类似古斯基这类摄影师对宏大场景的拍摄处理，在视觉上也能给人以新意。
▲ 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1月26日，吴国勇《无处安放》受邀与意大利空间主义大师卢乔·丰塔纳和俄罗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扬基列夫斯基、弗朗西斯科·因凡特，参加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MAMM）冬季展。
更何况，当代艺术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如果把当代艺术理解为一种紧密联系现实的文化政治，那么，吴国勇的这些作品就是最好的当代艺术。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摄影师在创作中对话语或者作品意义的垄断。摄影师或者艺术家更多地是提出问题，抛出问题，形成一种开放的讨论，激发新的思想和理念的形成，而不应该预设某种立场或者导向某种结果。就比如《中国白宫》里所展示的那样，它应该引发观众对中美（中西）文化博弈的讨论，而不是接受某种给定的政治导向（比如某种民粹主义），这是摄影师和观众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我很佩服吴国勇这种一往无前的独行侠式的超强执行力。这往往是成为一个真正摄影师的第一因素。还记得我们2019年我们一起去希腊游学的时候，大家一早还在讨论着要出去拍摄雅典卫城，结果话没说完，他已经一个人抱着三脚架相机拍完一大圈回来了，把片子砸在聊天群里，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他拍摄共享单车项目时，也是独来独往，一个人搞定，特别像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狙击手。拍摄《中国白宫》还是这样，在不动声色间，他已经游走全国，拍了一百多座“白宫”式建筑。
▲ 《中国白宫》展览现场总之，吴国勇拍摄的《中国白宫》只是中西（中美）文化碰撞与博弈的冰山一角，其实在各行各业，哪里没有这类符号想象和膜拜力量的存在？它是一个大的文化症候，是一个欲望和符号的战场，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病灶。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建筑，这样的符号，其命运将会如何？而我们自身的文化纠结和矛盾状态，还将持续多久？
▲ 本文作者吴毅强，在《中国白宫》展场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