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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来，我国的经济进入了低位徘徊，大家普遍担心我们不再有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今年来，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连续下降，社会投资低迷，货币M1、M2双双下降，市场上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低速增长?
我们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说句实话，我的理解，这次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根上讲就是为了解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文件中指出了当前我们面临的几个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定领域的风险及地方债务风险等等，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
而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则来源于技术的创新，来源于新的势能转换。也就是说，文件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瓶颈问题的判断，是认为旧动能走入尾端，而新动能还没完全起来，无法支撑旧动能向下拐时所形成的压力。
然而，新技术的创新，需要有基础研究的支撑，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环境。与国际比较，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有着较大的差距，基于此，这次的《决定》对科技体制、人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得特别高，对建立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计划。
另一方面，技术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一些新技术进入产业化，并形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成不了气候的。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是在大量试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投入大，风险大，靠过去那种赚快钱的投融资模式，显然无法推动科技创新，对创新和投资失败实行零容忍的考核办法，显然不能为科技创新和投资形成宽松的社会氛围。
由此，《决定》提出了鼓励发展“耐心资本”。但究竟什么是耐心资本，如何在中国形成耐心资本增长的机制，看来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其实，耐心资本的形成，跟税收制度设计有关。大家都认为科技创业投资最好的地方是美国硅谷和以色列。我专门到硅谷考察过，也研究过以色列的科技创新。
在美国，为了鼓励个人和企业投资科技创业项目，联邦和州政府对企业和个人投资于天使基金的额度，是可以在税前列支的，这样企业和个人，在累进税率的条件下，把一定比例的收入投资于天使基金，因可以税前列支，其实际税率就会降下来，其绝对收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减少。
换句话讲，这种税前列支的办法，实际上由本应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直接转化为科技投资了。这种转换，至少比政府收到税收后，再由政府来开展投资或分配资金，科技产业化的效率更高。
一方面，由于税前列支的那部分天使投资对投资人而言并没有实际损失，因此即使投资失败，投资人也不太敏感；另一方面，如果投资成功了，他也绝对不会象国内许多投资人那样，急功近利地着急套现走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不清楚我们接下去的税制改革，有没有这样的选项。
现在很多人讲，耐心资本应该是国有资金，长期的社保资金，但最近市场上传出政府的引导基金要求被投企业回购的诉讼越来越多，说明国有资本很难担当此任。
国有资本的风险投资，一个二个成功案例可以有，但不会有普遍性意义，就象合肥政府的投资一样，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学会的。如果哪里出现有腐败的大案，这方面的整个投资就有被叫停的可能。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大部分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而投融资平台的资金又主要是通过平台公司的政府信用而来，这样的基金能是真正的耐心资本吗？因此，与其让政府把税收上来再重新分配资金进行风险投资，还不如税收制度设计好后，让市场投资机制发挥作用。
作者：中叶资本创始人
编辑：林欣蓝
审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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