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沙皇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见到了俄国最高统治者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位被称作“血腥的尼古拉”的俄国最后一位皇帝接见了她。
别尔斯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丈夫的一本书来求情，这本书，知道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托尔斯泰给这本书定价极高，高到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它的内容却相当劲爆，这本书就是《克莱采奏鸣曲》。据说，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索菲娅·别尔斯之后，随即立刻同意解禁此书，并且对索菲娅·别尔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对于为什么封禁此书，坊间猜测这是因为这本书触及到了当时沙皇俄国封建势力，对于当时时政颇有讽刺和不满，引起了上层人的警觉。但是你仔细往下推敲，却发现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当时封禁这本书的，可不止沙皇俄国，远在西边的美国也禁止民众邮购刊载这本小说的报纸，甚至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 罗斯福看过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本书后，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变态人士。
美国没有沙皇，也没有封建势力，为什么也要封禁呢？即便是今天，我们拿到这本书进行翻阅的时候，里面的内容也是很颠覆我们三观的。简单的以沙皇统治的腐朽和对于文学艺术言论自由的限制，来指责当权者，作为这一行为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就内容上来说，它主要以一列火车上众人的闲谈开始，慢慢的讲述了一桩杀妻案，关于这桩杀妻案，最为关键的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局限于对于故事情节的铺叙和展开，而是慢慢的描写了杀妻案前后各位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书中各位听众的反应，把他们细腻的心理描写活灵活现的展现了出来。而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心理描写，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小说里面，托尔斯泰从一桩普普通通的杀妻案，逐渐地摸索到了在这背后更为深刻、更有禁忌性质地话题，他所探讨的，是人类婚姻制度中，道德和习俗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揭露了道德的本质。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不仅当时沙皇政府要封禁它，就连远在西边、倡导自由的美国也不得不开始谨慎对待，因为这一本书传递的思想，有解构社会伦理的危险。所以，后来沙皇俄国政府能够在索菲娅·别尔斯的劝说下同意解禁，也不能完全说这不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但实际情况下的俄国，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19世纪的在沙皇政权统治下的俄国，呈现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开始浮现出一种一场躁动的气氛，当时众多文艺家对于社会的批判力度从来就没有削减过，包括托尔斯泰等人，他们对于俄国的沙皇统治恨之以久，甚至托尔斯泰在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演奏时，都能把这部曲子和社会压迫联系在一起，那就更不要提其他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了。
但是，十九世纪的俄国，又是一个文艺上极度繁荣的时代，那是一个文艺璀璨的时代，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果戈里、契科夫、苏里科夫等人都是活跃在当时俄国文艺界的璀璨巨星。当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为他丈夫的小说请求解禁之时，托尔斯泰正拿着他的笔，号召人们推翻这个王朝。他虽然对解禁令感到满意，却不能原谅妻子低三下四的去恳求沙皇。
为什么这些对俄国恨之入骨的文艺家，却在他们认为腐朽的俄国身上，开出了繁盛的文艺花朵？1856年，远在西欧的法国，一场变革即将到来。在此之前，法国的变革已经发生了数次，但是越是变革，整个社会却越是动乱，整个法国社会就在民主共和以及帝制之间来回摇摆。也就是这一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革命和制度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而他研究的范本，正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者的革命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期望中的安定、繁荣局面，相反，局势比之以往要更加糟糕，而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想要探讨革命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自己的这本书是“大革命的研究”。后来人们总结托尔维尔的革命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维尔定律”，他指出大变革到来之际，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统治最衰落、最腐朽的时期，而是发生在变革之际、发生在往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当实际的政权统治者和后来政权利益享用者之间出现断裂之际，社会阶层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由此促进社会变革。
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规律比照在俄国革命身上，就能很清楚看到当时俄国矛盾而又非常纠结的一面。当时俄国文艺繁荣的基础，是建立于俄国国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的，但是对于俄国一众人而言，这样的改善已经远远不够，相反，改善所带来的进步暴露出的问题让这些人难以忍受。尼古拉二世竭力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初期所带来的贫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又让很多问题凸显，而托尔斯泰则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放，在他笔下，资产阶级的崛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这一对立和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可能回带来巨大隐患。
所以，在他创作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主人公的妻子正是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迷失了方向，在伦理和婚姻的约束中渐渐叛逃现实。不管托尔斯泰创作的主观目的如何，这本小说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从另外一个曾面解构了婚姻、道德和人性。1905年，俄国一众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终于发生了，但是这次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俄国文艺繁荣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后人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对于他82岁高龄还离家出走的经历往往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满了对于当时社会的绝望的，这种出走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对于现状出路的寻求和探索，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重重的身份标签：她是一个贤内助、一个养育了1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一生纠缠不清罪人和爱人，托尔斯泰的爱恨，在索菲娅·别尔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是未来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厌恶的过去。
所以，在临死前，托尔斯泰至死都不想再看到索菲娅·别尔斯一眼。1910年，在经历了革命之后，他终于没有机会再次“归来”了，这一年，他死在了火车站。乡村火车站上呼啸的寒风，火车轰隆隆的鸣笛声，似乎在悼念一个文艺时代的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