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透镜公司研究
如题——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的比尔盖茨实在太火了，与梅琳达离婚的事情，让这位曾经长年在全球富豪榜上“封神”的前世界首富的人设塌了，原因大致可以归咎为四个字：盖茨身患“寡人之疾”——这可能是大家最没有想到的，不过大家都知道的是：这种“病”往往不伤身体，但却极伤感情，尤其是夫妻间的感情。
在这部瓜剧中，我们尤其关注到了这样一组未经证实的“镜头”：比尔盖茨当年离开微软的方式，其实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体面——据说他是被微软董事会开除的。当然，说得好听点，也可以说是“劝退”，但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至于原因，据说比尔盖茨长期跟微软的某位女雇员关系挺“不一般”（注：梅琳达在正式成为盖茨夫人之前，其身份同样也是微软雇员），这违反了微软的“相关规定”——要知道，在此之前，外界对比尔盖茨离开微软的一致解读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比尔盖茨的这段未经证实的经历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两个传奇人物：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铁血宰相温斯顿丘吉尔——他们两人，有着与比尔盖茨非常相近的个人遭遇，而对这种遭遇的制度性反思，恰恰可能是解开中国公众公司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一把钥匙……
三个男人，相似的遭遇
乔布斯、丘吉尔跟比尔盖茨三人的经历，到底有着怎样的相同之处？
先谈谈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这位传奇人物也曾经被自己一手创立的苹果公司扫地出门，这段经历与比尔盖茨何其相似？只不过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的原因不是因为“寡人之疾”，而是因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问题。
1983年，作为苹果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的乔布斯凭一句“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成功地邀请到百事可乐的时任总裁约翰斯卡利出任苹果CEO；不过短短两年后，两人很快就反目成仇并变得水火不容：斯卡利计划免去乔布斯在苹果内部的管理职务，而乔布斯闻讯后为求自保在苹果公司内部筹划“政变”想罢免斯卡利。
这场较量的结果以乔布斯的完败而告终，苹果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董事最终压倒性地站在了斯卡利一边，乔布斯被踢出了苹果董事会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而彼时，他仍是苹果的最大股东——直到1997年，在机缘巧合之下，乔布斯才重新回归并执掌苹果公司。
再看看英国的传奇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经历：他领导英国扛住了纳粹德国的残酷打击，坚持到最后直到获得二战的全面胜利，被后世誉为一代“铁相”——要知道，在当时法国战败投降、欧洲大陆基本沦为纯粹大后方、而美国、苏联又尚未参战的绝境之下，英国之所以能从敦克尔克大撤退一直熬到到诺曼底大反攻，除了历史和政治的必然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与丘吉尔“永不放弃”的个人性格有关（丘吉尔《永不放弃》演讲语录：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不然，希特勒及其军官们不至于喊出“打到伦敦去，活捉丘吉尔”的著名纯粹口号。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对不列颠民族的生存与独立事业立下不世功勋的英吉利伟人，却在二战胜利后的首次英国大选中意外失利，被英国选民赶下了首相宝座；而且，在那次大选中，丘吉尔以极大的选票差距在工党对手面前败得一塌糊涂——不过，丘吉尔后来在1951年大选中卷土重来再度入驻唐宁街10号，当然这是后话。
A股公司治理的通病，在于“强人治理”
以民族英雄、精神领袖的身份被赶下首相宝座之后，面对“忘恩负义”的英国选民，丘吉尔留下了两句政治名言：
“我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人们罢免我的权力。”（注：这句话说法众多，因为没有明确的出处，被一些人质疑并非出自丘吉尔之口，我们姑且将其理解为“丘吉尔概念语”）
“对有恩于国家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恰恰是英国作为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注：此句系援引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对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
废话了这么多，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抛出这篇文章的核心立意：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成为成熟或伟大的公司，或是成为百年老店？
在30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史上，以上问题的确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尴尬：中国上市公司的寿命普遍都太短了，90年代早期上市的A股公司中，除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些央企、国企外，能够坚持到现在仍有很强生命力的公司屈指可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要么退市后尸骨无存，要么只剩下股票还在交易，但公司却在不断地重组、借壳交易后早已物是人非，很难说此公司仍是当年那个“它”……
乔布斯和盖茨创造了苹果和微软，也捍卫了他们所一手创办的公司可以开除自己的运转机制，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正是苹果和微软成熟的标志，更为它们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两家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而这，这恰恰是绝大多数A股上市公司所欠缺的：据我们的经验，在A股市场，一家上市公司的崩盘大概率是从公司治理防线的失守开始的。
很多A股上市公司的通病，在于以“人治”代替“机治”，走“强人治理”的路线。强人治理往往会让个人有机会凌驾于制度或规则之上——这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如果这个“强人”的个人层次不够，则往往会会滋生出股东占资、违规担保、利益输送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此导致的结果相信很多市场观察人士已经看到了，每年因类似的原因被拖垮直至最终退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不胜数；
二是，如果这个“强人”的个人层次够高，能够把公司推到极致高度同时又能基本守住职业底线，典型的代表如董明珠治下的格力电器，这样的公司虽然在“强人治理”下很强大，但一旦“强人”退休退位，后续发展悬念可能也不小。
其实，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如果只把希望建立在对“强人”依赖的基础上，那这样的公司或国家或许能盛极一时，却不见得能基业常青：齐桓、楚庄能成就一世霸业，但唯有孝公能强秦百年——前者依赖的个人能力，而后者依赖的是商鞅机制——对于企业而言，类似的“商鞅机制”就是各项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体系。
新生代企业家做了好表率，但仍需观察
以上说的其实是尽人皆知的废话，但真正能把这废话落实好的公司却屈指可数，尤其是对于老、中生一代企业家而言，他们中很多人都把自己含辛茹苦创立的公司当成自家后院，哪怕公司上市变成公众公司后也不例外，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思维主导下，“强人治理”自然也就替代了各种现代企业治理制度。
不过，好在新生代企业家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值得称赞的表率，很多新生代企业家充分意识到了“强人治理”的弊端，为了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基业常青，他们往往选择在恰当的时候“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在这一点上，新生代企业家整体上要强过老、中生代企业家不少。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两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是黄铮和张一鸣，这两人最近都先后从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退休，将指挥棒主动、从容、大方地交了出去，而且两人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黄铮生于1980年，张一鸣生于1983年，两人都是典型的“八零后”；他们都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分别将拼多多和字节跳动做到行业翘楚；如今正值黄金当打之年，他们都十分意外地都选择了功成身退——目前，外界对于他们“退休”的普遍解读是：早点给已经上路的拼多多和字节跳动“断奶”。
无论是拼多多还是字节跳动，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企业，他们真正长大与成熟的标志，不是他们拥有多强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地位，而是他们在离开了黄铮、张一鸣这样的缔造者之后，仍然能够一如继往地保持长久活力。对于创业者而言，把企业做大做强，这是一种能力，而让企业在失去自己后仍然能够运转得更好，这是一种格局——能力诚可贵，格局价更高。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力常有，而格局不常有。
我们不确定黄铮、张一鸣是否真有这种格局，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像很多人一样“退而不休”甚至是“垂帘听政”，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他们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率，也让大家对新生代的中国企业有了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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