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日，对于曾经的“苗药大王”姜伟来说，或许是人生中最漫长的冬夜。前脚刚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涉嫌内幕交易与信披违规；后脚，贵州百灵的官方公众号便发出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
姜伟在信中将矛头直指自家的第二大股东——华创证券，声称自己遭受了“无理巨额起诉”，并暗示监管调查背后有人推波助澜。
这一幕，彻底撕开了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之间维持了数年的遮羞布。
把时间拨回三个月前，华创证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姜伟及其一致行动人偿还本金及违约金合计高达17.61亿元。
这笔天文数字源于双方数年前签订的“纾困协议”。而姜伟的反击同样强硬，他在11月提起反诉，指控华创证券不仅没有按约减持股票，反而利用内幕优势“做空”自家股票，甚至通过派驻高管“恶意举报”导致公司被ST，意图借此压低股价谋求控制权。
作为风暴中心的贵州百灵，这家曾头顶“苗药第一股”光环的企业，如今早已千疮百孔。
翻开财报，核心数据触目惊心：公司不仅在2023年巨亏4.15亿元，到了2025年前三季度，颓势依旧未改，营收21.02亿元同比下滑24.28%，归母净利润更是缩水三成以上。
昔日的百亿市值白马股，如今股价徘徊在5元低位，较当初纾困资金入场时的成本价已被腰斩。
这不仅仅是一场债权纠纷，更是一部涵盖了杠杆失控、资本博弈与实业衰退的教科书式“惨案”。
资本猎手的“围猎”逻辑
在这场博弈中，华创证券的角色远比一个单纯的债权人要复杂。追溯这家贵州本土券商的过往操作，不难发现其行事风格中透着一股狠辣的“狼性”。
早在几年前，外界就对华创证券管理团队的资本运作模式颇有微词。以陶永泽为首的管理层，曾通过精妙的“反向操作”，在华创证券借壳上市的过程中，利用员工持股计划以极低价格(1.75元/股)入股，而上市公司收购价高达10.29元/股，一举实现了巨额财富增值，并逐步确立了在无实控人架构下的实质掌控力。
这种对控制权的极度渴望，在其对太平洋证券的围猎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司法拍卖强行介入，意图以低成本拿下另一家上市券商的牌照。
带着这样的基因进入贵州百灵，所谓的“纾困”很难单纯被理解为慈善。
姜伟方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数据显示，在纾困期间，贵州百灵的融券规模曾出现诡异的异常波动。正常情况下融券量仅在10万至30万股之间，但在2020年5月前后的关键节点，融券卖出量突然激增至200万甚至1300万股。
这种几十倍于正常水平的做空力量，恰巧伴随着华创证券纾困基金持股的减少。业内人士指出，这种操作不仅能通过股价下跌直接获利，更能通过打压股价让大股东的质押风险进一步恶化，从而陷入被动。
更耐人寻味的是，华创证券虽承诺“不谋求控制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步步紧逼。2021年初，华创曾派出多达20人的工作组进驻贵州百灵，接管了包括常务副总、财务总监等在内的关键岗位，甚至一度控制了公章。
而在股价一度涨至11.97元、远高于其成本价的“解套”窗口期，华创证券却按兵不动，未执行减持。这种“该走不走、反客为主”的姿态，最终演变成了如今双方对簿公堂的死局。
“药王”的黄昏与自救陷阱
然而，将所有脏水都泼向资本方，并不能洗白姜伟作为企业掌舵人的战略失误。贵州百灵的衰败，本质上是内因主导的必然。
作为曾经的苗药龙头，贵州百灵在过去十几年里患上了严重的“营销依赖症”。财报显示，公司销售费用常年居高不下，2023年更是攀升至23.11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超过54%。这意味着每卖出100元的药，就有54元花在了广告和渠道推广上。在医保控费和集采常态化的大环境下，这种依靠高额费用堆砌出来的营收极其脆弱，边际效应早已触顶。
与挥金如土的营销相比，姜伟在研发上的投入显得极其吝啬。公司研发投入占比长期不足2%，2022年甚至跌破1%。被寄予厚望的乙肝新药“替芬泰”，从2014年获得临床批件至今已耗时十余年，仍未见上市踪影；其他诸如芍苓片等新品的研发进度也如蜗牛爬行。当核心产品老化、后续管线断档，贵州百灵在资本市场眼中其实早已失去想象力。
真正压垮骆驼的稻草，是姜伟个人的盲目跨界。他不甘心只做药企老板，将大量资金投向了希尔顿酒店、围棋院甚至飞机制造等与主业毫无关联的领域。这些重资产项目像黑洞一样吸干了现金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高比例的股权质押，最终高达97.49%的股份被质押。
正是这种极致的资金饥渴，才引来了华创证券这笔“带刺”的钱。姜伟以为签下的是一份救命的借款协议，殊不知在缺乏硬性退出约束和清晰回购条款的合同里，他早已交出了主动权。当企业基本面无法支撑股价回升，任何形式的“优先回购权”都成了空头支票，曾经的“白衣骑士”翻脸变成“野蛮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这场涉资17亿的缠斗还在继续，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结局似乎已经注定：在实业空心化与资本嗜血的夹击下，输家只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