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
酒吧灯光昏暗，29岁的罗永浩挤在诗人和作家中间，忘情喊着“安可”，要求返场。
人群从舞台边一路挤到门口，简陋木门外，是灰尘蒙面的三里屯南街，夜风放浪奔跑。
酒吧名叫“河”，面积不过15平，却被称为“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
小河、周云蓬、万晓利、左小诅咒在此登台演唱，众多乐迷和歌手，将其视为理想国和乌托邦。
没有玩骰子的观众，没有一掷千金点歌的大哥，乐手们抱着吉他，即兴弹唱，台下歌迷敲着酒瓶烟灰缸相和，有时兴起，还会冲上台跟着高歌。
无论台上的歌手还是台下的酒客，共同特点都是穷。
河酒吧不收门票，不强制消费，很多人进门前，会从隔壁小卖店买几罐啤酒揣进兜。
午夜气氛高点时，没什么钱的酒吧老板小索，会拍桌子大喊“给每个人上一扎啤酒，记我帐上”。
歌手小河怀念那些酣醉的夜晚，掌声，碰杯声，欢呼声起伏如海浪，他抱着吉他，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喝多了就去街上和人拥抱，还邀请趴活的的哥“一起跳个舞吧！”
那年，他和万晓利组成乐队“美好药店”，每周三在河酒吧驻唱。
两人从天通苑坐三小时公交车赶来，半夜打车返回，赚的钱还不够路费，但依旧满心欢喜。
歌手张玮玮说，“河”有引力。2001年北京大雪，全城交通瘫痪，他和朋友堵在东坝去三里屯路上。
他心血来潮，下车和朋友沿着马路滑雪向前，两人一路欢声，就这样滑到河酒吧。
八十年代的理想，九十年代的躁动，换了载体延续，那些年的人、事与歌，都带着无畏。张玮玮说：
“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
空山乐队主唱蒋明，曾慕名前往河酒吧，看着台上发呆：一群来自民间的歌手，在一间漏风房子里唱着自己的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2010年，在豆瓣发歌的宋冬野，结识了马頔和尧十三，三人拉了个QQ群和歌迷聊天。宋冬野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河酒吧”。
马頔和尧十三挤进宋冬野五环边的破房子，前往各个酒吧驻唱，唱够了就去喝酒，兴起便光着脚在东三环下狂奔，仿佛跑回旧时光。
同年，“民谣在路上”巡演进行，朴树复出、沈庆登台、老狼奔走，民谣歌手们搭绿皮火车，边走边唱，一路向南。
唱完最南一站广州后，有乐队坐飞机返京，因华北大雾，飞机备降武汉机场。
滞留机场时，候机厅里人群焦虑抱怨，场面混乱。
老狼乐队的乐手小彭忽然吹起口琴，山人乐队拿出了鼓，沈庆抱起吉他，歌声开始流淌：
“幸福它在哪里？幸福它太贵啦，跟我没关系……”
人们慢慢围拢，脸上多了笑容，有人跟着节奏跳舞，更多人拍手相和。那更像民谣本来面目：在路上，在人群中。
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没有人愿意停下。
二
1990年，青海运输公司的张佺，结识了兰州棉服厂的小索，两人因音乐一见如故，结伴闯荡。
5年后，他们在西湖边成立野孩子乐队，回望西北，写下那首《黄河谣》。
隔年，野孩子乐队进京，住进地下室，排练只能在三元桥下草坪，头顶常有汽车飞驰而过，轰鸣声淹没歌声。
周云蓬同年来京，每天卷张大饼，背吉他街头卖唱，运气好晚上能喝上啤酒。
万晓利则在颐和园边租了间小房，录歌无人相识，他在歌中写道“夕阳染红了大地，你天天在这干什么呢？”
北漂数年后，朋友建议小索：三里屯有小画廊在转让，盘下来做酒吧，乐队能排练，演出还能赚点钱。
2001年，小索和朋友四处借钱，开起“河”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那首《黄河谣》：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河酒吧的畅快时光，只存在不到三年。
非典后，本就亏损的河酒吧摇摇欲坠，夏天停业转让。张佺和张玮玮站在酒吧前，默然看着“河”字被拆下。
隔年十月，小索因胃癌去世。张佺一夜白头，背着冬不拉流浪远方。
张玮玮坐绿皮火车去了新疆，火车一路过伊犁，过喀什，他也不知自己在寻找什么：
“小索的去世，就像是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美的梦，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让人清醒无比。”
新疆归来后，他发现连三里屯都易主了，卖给了潘石屹。
离开河酒吧，万晓利在天通苑的住所继续录歌。2006年，经老狼推荐，他发行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那年高三的马頔，逃课来听首发会现场，听得泪流满面。
宋冬野则买下这张专辑，坐在中关村广场上，听专辑里第一首歌《陀螺》。他边听边哭，从下午四点单曲循环到晚上十一点半。
万晓利一夜成名，北京地铁1号线甬道内，贴着他的巨幅照片，报纸上称他为“后民谣时代的鲍勃·迪伦之子”。
然而，万晓利不喜欢。他走在路上局促不已，拒绝所有邀约，最后如朴树一样，逃离喧嚣。
2010年那场“民谣在路上”，更像短暂昙花。更多时刻，民谣要接受商业的浸染，接受同化或剥离。
《新周刊》主笔胡赳赳撰文，民谣歌手是“末路音乐人”。
宋冬野签约了摩登天空，但也没什么歌迷。直到2013年，《快乐男声》翻唱《董小姐》，酒醒的宋冬野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这首歌。
此后，马頔的《南山南》也在综艺上被翻唱，一夜间“多了几万条艾特”。韩寒电影用了万晓利的《女儿情》，而罗永浩把张玮玮的《米店》预设成锤子手机铃声。
民谣走出地下，流量滚滚而来，随之出现的是大量单曲播放破万的“转基因民谣”。
那些民谣曲调雷同，歌词矫情，总离不开小镇和姑娘，创作者被乐评人称为“一群僵尸文青”。
宋冬野开始讨厌《董小姐》，称其“最恶俗”。
马頔则后悔写《南山南》，“为什么我不写这种歌了？因为爷们要脸。”
赵雷火了后，不论参加什么活动，主办方只有一个要求，“唱首《成都》就行”。最后他在台上爆了粗口“特别想对主办方说一声FUCK！”。
2020年，梁文道给民谣小史《沙沙生长》写推荐语，说书名是生长，听见的却是落叶成堆的沙沙声：
“希望这一切都是春天的故事，但事后回想，只怕那是深秋灿烂。”
今年3月，赵雷歌里的小酒馆关店，而比小酒馆消失更久的是民谣。
民谣消失在春风里。那些野生的歌声，始于生活，寄于理想，又逝于商业和规则的合谋。
它骨子里其实是锋利的，是底层倾诉的心声，是人间的底色。
2005年，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出版新专辑，赞誉如潮，他却极不自在：
我唱歌无所求，我所歌颂的山川和人们，早已给我所需的……云海、山脉和清流，和波涛。
八十年代，他写歌为被拐雏妓发声，写歌拷问矿难爆炸原因。他说，民谣的初衷，就是为受苦人唱歌。
已退隐的民谣歌手杨一，九十年代背红棉牌吉他远游中国，一度被关入收容所。
每天，他与三无人员、流浪汉、乞丐一起目送夕阳。那些个黄昏，他为这几百人唱歌。
离开后，他浪迹全国，在街头唱歌，代表作叫《烤白薯》，唱的是底层的小贩：
“他又上街卖烤白薯，东张西望躲着工商。北风吹呀吹不走这里的病，看见他总是孤孤单。”
小河的《老刘》歌词取自《北京晚报》的社会新闻，周云蓬的《失业者》唱的是服务员、仓管员和推销员。
万晓利在河酒吧现场录的首张专辑，唱着自己坐公交奔波的岁月，还有下岗职工的故事。
《董小姐》和《成都》，唱着被时代无限放大的孤独，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失望。
那些犀利是民谣的灵魂。
2020年，野孩子参加音乐综艺，拒绝改编流行的“网络神曲”，最后选择退赛。
他们留下句话：真正的民谣不是流行，是流传。
过往三十年，歌声如江河，摇滚如黄河瀑布，湍急咆哮；民谣则如长江入海，开阔平静。民谣犀利度甚至超过摇滚，只是如今，水流已沉入大地。
多年以后，张佺追忆河酒吧时说，河水携带着种子默默流过干渴的河床，从不向高处。
而小河则说，民谣的生命力在于现实，不是最漂亮的浪花，而是底下不绝的河流。
他的寻谣计划已做了五年，就是为收集那些隐匿民间，口口相传的歌谣。那是真正河流里的歌。
2012年，张玮玮专辑《白银饭店》中，描绘了一段戈壁滩上的故事。
白银饭店每晚都要举办舞会，人们唱歌跳舞，边喝边哭，不停拥抱，每个人都说自己第二天就要走了。第二天，舞会再次上演。
这好像张佺记忆中河酒吧那些个夜晚：后半夜，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在唱着，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好像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