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2】一生追随革命，却不愿当官的吴稚晖_

吴稚晖与三代国民党领导人

吴稚晖与孙中山

图：吴稚晖（右）与孙中山

吴稚晖于1901年3月东渡日本。同年夏天，孙中山也来到日本，有留学生邀呈稚晖一同拜访在横滨的孙中山，但在吴稚晖的观念中，革命就如同造反，而好造反的孙文即便不是强盗，也与草莽英雄没有区别，他对这种犯上作乱者极为反感，因而拒绝前往。

1903年吴稚晖因《苏报》案，又一次在好友陆尔奎的帮助下西行英国，9月到达伦敦，后又转到苏格兰，住在爱丁堡。

1905年春，孙中山从法国到英国发展兴中会成员，顺便拜访了吴稚晖。本对孙中山有成见但经好友钮永建等介绍才改变看法的吴稚晖，在艰难的异国他乡见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革命领袖亲自登门拜访，遂对孙中山产生了好感。第二天亲往伦敦孙中山住处回访了孙中山。是年冬，在伦敦，吴稚晖加入了同盟会。

1907年春，日本政府应清王朝之请，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离日前，接受了一笔日本政府和日本商人的赠款(分别约七千元和一万元)，孙中山将其中的二千元交给同盟会东京总部机关报《民报》，余款充作购买武器之用。但主持《民报》的章炳麟、宋教仁等认为孙不该接受日本政府之赠，同时，给《民报》的经费也太少，而与孙中山矛盾，章炳麟等撰文诬孙中山借革命肥家。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对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吴稚晖得知后，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他建议孙中山将经济账目公开，并在《新世纪》多次撰文为孙中山辩解。为此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他在1910年7月20日致吴的信中说；“弟自抵美西及檀香山二地，大蒙华侨欢迎，此皆多《新世纪》、先生辩护之力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筹募革命经费的款项，得知消息后于11月到达英国，孙中山每日忙于外交，希望赢得西方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日常来函处理便全部由吴稚晖承担。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事，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于伦敦唐人街首先悬挂。孙中山临回国时，关照稚晖也要及早回国。这样，吴稚晖在孙中山抵达上海3天后即12月28日回到国内。

在上海逗留几天后，吴稚晖于1912年1月4日来到南京面见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并与孙中山一起并榻而眠，共同生活了四天，孙中山非常器重吴稚晖，要记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在这短短的四天中，吴稚晖发现了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与斗争，各派势力竞相争权夺利，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是争得不可开交。吴稚晖深感厌恶官场的复杂，坚决推辞了孙中山的邀请辞别回到上海，准备仍然以笔耕为业。

在1912年至1923年期间，吴稚晖主要参与汉语拼音的制定，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后与李石曾等发起法国勤工检学运动，任中法里昂大学校长

1924年1月，吴稚晖从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包括由胡汉民等二十四名执行委员和毛泽东等十七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由吴稚晖等五名监察委员和蔡元培等五名候补监察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从此，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开始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层，并在这个位子上历经了一大到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的七大，历时二十八年。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决定立即北伐。但又担心盘踞广东的陈炯明乘机叛乱，于是请吴稚晖说服陈炯明。于是，在北伐中陈炯明叛乱前，吴稚晖不断往来于孙、陈之间作调定，但陈炯明最终还是还是与孙中山决裂而叛乱。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回师北京，推倒了直系军阀政府，邀请孙中山来京主持国事，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故宫财产，聘请李石曾为委员长，吴稚晖受李邀请，于12月赴北京担任善后委员会委员，协助清理故宫财物。孙中山接到邀请后，于1925年 1月26日到北京，由于长期的繁忙、愤慨与忧虑使孙中山一到北京就住进了协和医院。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吴稚晖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而成为国民党临危顾命的元老重臣。

吴稚晖比孙中山年长一岁，与孙中山私交甚好，颇得孙中山器重。吴稚晖是早期同盟会成员，在辛亥革命前后一直为孙中山鞍前马后而奔走直至孙中山去世，这一切无可置疑地奠定了吴稚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也是始终深得蒋介石敬重的原因之一。

吴稚晖与蒋介石

吴稚晖与蒋介石合影

孙中山去世以后，吴稚晖又为之鞍前马后奔波的就是蒋介石，为此被人称为蒋介石的“师保”，也足以说明蒋介石对吴稚晖的倚重。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

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橡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代军总司令蒋介石，并臻词激劢全体将士。

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说：“我这个人不宜当主席。”蒋问为什么不适宜？吴稚晖回答说：“我最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他们穿着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有失国体呀！”蒋介石听后也笑了起来。由于吴稚晖淡泊名利为人廉洁，故深得蒋介石器重。

194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经过 41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最后由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所以吴稚晖被很多人认为是“制宪大佬”。

1946年国民大会上，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一生对蒋介石敬重有加，以下几个实例即可见一斑。

吴稚晖的篆书很有名气，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写“蒋金紫园庙碑”，全文八百余字，吴稚晖当时已77岁了，依旧凝神贯注，用两个半天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称赞其“圆浑凝重，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1944年吴稚晖80岁。重庆的《说文》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他写信坚拒。但蒋介石还是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各界联名致贺，设“吴稚晖奖学金”，拟在美成立“稚晖大学 ”。蒋介石题写“高山景行”寿轴，写祝寿信，落款为“晚蒋中正率子经国顿首”。农历2月28日吴稚晖生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

1948年蒋介石纂修宗谱《武岭蒋氏宋谱》，蒋介石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实际总纂是沙孟海），其谱为一代名谱。蒋介石在《先系考序》中记载：“今岁戊子（1948年），吾族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按：蒋介石尊敬吴稚晖，当面或文字均不称其名而称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首谱序为吴稚晖所撰，内外题签均是吴稚晖一人手笔。

1949年2月24日，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北。6月24日，吴稚晖日记写道：奉化父子来访。

1953年10月30日，89岁的吴稚晖先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

吴稚晖与蒋经国

1925年吴稚晖在北京处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没有像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样南返，而是在北京留了下来，一是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下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副会长，从事他平生所钟爱的推广拼音字母和统一国语工作；二是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参与清点清皇室的财产；三是1925年3月，吴稚晖的子女吴蔷和吴芙从英国完成学业回国，吴稚晖把“海归”的儿女留在了身边准备办学。

从十七岁开始开馆授徒，后来又当过法国里昂大学校长的吴稚晖当教书先生的热情不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办了个“海外预备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全部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女，一心想为党国培养后继人才。一家三人就是学校的全部教工：吴稚晖亲自教国学经史与英文；儿子吴蔷教物理、数学；女儿吴芙教化学。这些“党国幼苗”的学生中包括汪精卫子汪婴、女汪洵，孙科子孙治平、孙台强，邹鲁子邹越，李济深女李筱梅，朱执信女朱始、朱薇以及后来加入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等共二十多人。

蒋经国跟随吴稚晖读书有一段缘由。

1925年，蒋经国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开始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5月，“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激于义愤，参加示威游行，发起抵制洋货运动。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那年夏天，他赴广东探望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在广州蒋经国接触到一些思想先进的年轻人，就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意愿，但蒋介石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就把儿子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

在“海外补习学校”的学生中，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则充当“儿童团长”，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同时吴稚晖对蒋经国的管教也非常严厉。他反对功名利禄，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蒋经国说：“你能保持你的人格，失败了我为你高兴。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人格，你成功了，也不是我的学生。”，吴稚晖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

吴稚晖成为了蒋经国终身不忘的恩师。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 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他注重身教，注重对学生的德育，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蒋经国在回忆吴稚晖时，说当年吴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

其一：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只有11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讲到这里就问我们：“你们知道这11个人为什么会死掉呢？”有些同学说：“不会游泳”；也有些说：“”运气不好。先生摇摇头说：“你们都说错了！这11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他们带了很多黄金，都绑在身上，所以到了水里，就沉下去了”。

其二：“有一个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的时候，无意中捡到一张钞票，起先，他以为是一张普通的纸；后来有人教他用这张纸去买东西，他果然买到很多糖果，从此以后，他觉得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每次上街都低着头找钞票。结果，就在他走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马车撞死了。”

蒋经国说：“这两则劝人不可贪财的寓言，尤其当我的年纪渐渐大起来的时候，更体会到先生当年教诲的用心。”

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待了两个多月便想到苏联“革命”去了。吴稚晖问他：“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经国说：“不怕。”，吴稚晖要蒋经国再考虑考虑。两个星期后，蒋经国还是决意要去，赴苏联之前他去向吴稚晖辞行，吴稚晖就对蒋经国说："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

蒋经国到了苏联后曾经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尽管如此，蒋经国在苏联还是被开除党籍，差一点丢了性命，但在苏联的经历对蒋经国来说也算增加了不少的人生阅历，有了更明确的善恶是非观念。

12年后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吴稚晖一见面就问：“尝试得怎么样？”蒋经国没有直接回答。一个月后，蒋经国把在苏联的经历写成书面交给吴稚晖，吴稚晖看过后说：“你没有把命试掉，总算还好。”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蒋经国与吴稚晖深厚的师生情谊终生未变，蒋经国回国后，常去探望老师。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经国惦记老师，劝他返成都。吴稚晖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也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经国，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经国要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1949年到了台湾后，蒋经国还常去请益。蒋经国在台湾的改革措施引起一些老人的强烈反对。他向老师诉苦，吴稚晖说：“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造谣中伤你，算不得什么！你都必须好好地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我觉得你所受的打击还是太少了。敌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让步、不干！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能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

1953年10月30日，89岁的吴稚晖在台湾去世，当时吴稚晖儿子在美国治病，丧事由蒋经国一手主持。12月1日，由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捧着老师的骨灰盒登上飞机，到金门后又换乘兵舰，最后在一条渔船上把吴稚晖的骨灰盒沉入了金門岛附近的水頭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