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究竟以什么身份,指挥对印反击战?自称“编外参谋”

刘帅究竟以什么身份,指挥对印反击战?自称“编外参谋”
2020年10月29日 09:49 相约到永久1

作者:风影

关于1962年对印反击战,到底是谁在幕后指挥的问题,坊间有各种说法,主要有林、刘、叶、罗等版本。其中,刘伯承以什么身份参与指挥,参与的程度有多深,颇让人们好奇,本文略作介绍。

“军神”刘伯承为战而生,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征战,功勋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帅有较多时间在办校,默默耕耘,育人无数,对我军建设发展影响深远。相较于其他老帅,他离庙堂稍远,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统兵一方。对印反击战发生的前后几年,他也没有在聚光灯的高光核心处,因而较少有人知道他的中印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1959年9月,军委成立战略小组,刘伯承被任命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长杨成武兼任。

这个战略小组,并不是权力行使机关,更多的是行使顾问职能,用现在的话说,更像智囊团。在此期间,刘伯承本人多次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

但是!如此德高望重、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放在一个小组,怎么可能是“编外参谋”?他的意见,怎么可能只是“参考”?在这一特殊的岗位上,刘伯承夙兴夜寐,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实事求分析问题,给高层撰写了众多重要的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武器的研制、铁路的修筑,到战士负荷的减轻,他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无一例外受到特别的重视,真接进入了决策,促进了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建设,这也为他参与指挥1962年中印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刘伯承担任战略小组组长的1959年开始,中印战争就已经在酝酿了。1959年夏秋之际,印度开始不断袭扰侵略占我境,制造流血事件,局势变得紧张。中方一忍再忍,但印度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大幕拉开。

1962年5月,刘伯承作出明确判断:“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他认为,“这个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我们及早从这个方向腾出手来,对付主要敌人(美苏)”。

根据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二野麾下18军进藏的经验,刘伯承最担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962年中印之战,藏族同胞踊跃支前,为前线运送了大批物资,较好地解决了部队后勤供应问题】

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具体意见。他要求任务部队要抓紧战前训练,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至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

之后,我军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部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东段,我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是1962年对印边境反击战中我军俘虏的最高指挥官,被俘后受到我军优待,每周两条烟、半斤水果糖,还安排到上海旅游,遣返回国后官升两级。战败待遇这么好,他被俘时笑容灿烂也就不奇怪了】

10月24日,中方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三项建议,部队停止追击,就地休整。

刘伯承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后,十分高兴。他判断印军不会善罢甘休,仗还会继续打,便抓紧时间阅读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他要求总参告诉前线部队:

“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

刘伯承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确保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为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做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

【印度马特拉斯联队在德让宗一带构筑的防御工事】

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地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我军的正面反攻,印军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该敌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西山口作战期间,我军挺进到打陇宗时,当地民众踊跃为我军提供支援和向导】

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来加以对付,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地动作。”

关于炮兵的使用,刘伯承给予详尽的指导:现在炮兵基本上是集中使用的,部署是前轻后重,这多半是由于地形上的关系。集中指挥的炮兵群,要向步兵团、营甚至连,派出通讯班或联络员或代表,步兵可以通过他们对炮兵提出要求,炮兵也可以通过他们指示射击的具体目标。这样既不会误伤自己,也可以有效地支援步兵。总之,山地战步炮如何配合好,协调紧密,要多想些办法,不要再发生误伤。

他特别交待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关键;二是统一的时间、计划都有,要确保其实施,还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做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刘伯承还考虑到了防空问题,交待要注意两个方面,即防空袭和防空降,“在现有条件下,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有些山垭口,如果敌人空降占领,也会引起很大麻烦”。

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连串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11月16日,我军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我军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总攻,先后攻占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晚,直插印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我军正在清理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和物资,战后全数还给了印方】

11月21日,中方发表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从l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部队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了印度,并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

直到这场战争完全结束,刘伯承紧绷的神经才松下来。这一年,这位老将已经70岁。可以说,这是军神的最后一仗。

刘伯承在军委战略小组这一岗位上发光发热,一直持续到1966年特殊十年开始,战略小组办公室撤销,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中止了工作。此后,刘伯承一方面不再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身体大不如前,特别是仅剩的左眼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到了失明的边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心心念念要强我国防,以伤残之躯,协助陈、叶、徐、聂等老帅的工作,忠心耿耿,光照千秋。

参考文献:《刘伯承传》《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元帅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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