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斗嘴的江湖中，分为两派，北派和南派。
南派以周立波为头领，自称阳春白雪，北派以郭德纲领导，被称下里巴人。
2012年，双方曾在大蒜与咖啡的问题上斗法：
周立波说：“长江以南是现代文明，长江以北是农业文明。吃大蒜的人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不臭，喝咖啡的人呢，则是把苦自己吞下去，然后把芳香洒向人间。”
吃面就大蒜，这在中国的北方是标配。
郭德纲爆了一句不太粗的粗口：去你奶奶个簪！
由此引发了两个人之间的“高雅”与“低俗”对骂！
南北派的斗嘴也引起了城市精英阶层和乡村大众阶层的骂战，互看对方不爽，一直到现在还没停息，激烈程度直指南方冬天冷还是北方冬天冷。
20年前，也有一段河南烩面的故事，南派早有耳闻。
20年后的今天，瑞幸咖啡被曝造假，北派出了一口气。
河南烩面vs瑞幸咖啡，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世纪初的烩面，现在的咖啡，两者命运交织在一起，再次品读，别有一番滋味儿。
乔赢与红高粱烩面
1961年3月，红高粱烩面创始人乔赢出生于河南许昌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和普通人的命运一样，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1984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指挥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担任教师，讲授经济学和哲学。
上课时，乔赢喜欢运用鲜活的案例讲课。
一天，他讲到麦当劳的案例，一个同学突然问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呢？”
乔赢顿时陷入沉思，却回答不上来学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深深地刺激着他。巨大的心理落差感和民族自豪感刺激着这位高知老师，决定要为中国餐饮事业做些什么。
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麦当劳，决心创办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快餐品牌！
有想法，就开始干！
1990年，乔赢离开讲台，来到亚细亚大酒店，从酒店保洁人员做起，一直到总经理的位置。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开创快餐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这一做就是4年，潇洒走人后，马不停蹄的前往北京考察。
乔赢仔细观察麦当劳的服务方式、出品速度和营运管理。
半年后结束，他决定回郑州开一家主营羊肉烩面的中式快餐店。
为了给快餐店起名字，乔赢请来十几位文化界和艺术界人士。
大家共聚一堂，讨论得非常热烈，酒喝了不少，却没啥结果。
还是一位雕塑家末了说：“前几年上映《红高粱》这个电影，红高粱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索取少，奉献大，生命力极强……”
众人都竭力鼓掌，乔赢更是热血沸腾，新饭馆的名字，就叫“红高粱烩面”了。
1995 年4月15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同名的中式快餐店在中原诞生。
这个前厅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中式快餐小店，几日之内营业额直冲万元大关。
紧接着在短短的8个月内就复制了7家连锁店。
这在当时现代化快餐还不为太多人了解的中国，可以说是个奇迹。
红高粱快餐真像这个名字一样呼啦啦红遍了全国。
到了年底，乔赢就拎着200万现金到了北京，在最繁华的金街王府井，距麦当劳王府井店22米的王府井入口处，种下了一棵“红高粱”，日租金每平方米近7美元。
这在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弱智，乔赢却一口咬定是广告价，一年亏100万相当于做了个1000万的广告。
生意还有这么做的，亏了就当投广告了！广告投出去也没营收啊，只能说是沉没成本，乔赢的经济学一定没学好。
在那个民族主义相对盛行的时期，乔赢这一代企业家很容易被点燃心中激情。
接下来，红高粱叫板麦当劳的故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出现在各大媒体头版，几乎都在说着同一句话：“这个河南人有种。”
王府井店持续火爆。乔赢在几乎没有花一分钱广告费的情况下，打造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品牌！红高粱一下子创下了中式快餐的奇迹。
一战成名。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乔赢难免有些轻飘飘。在社会的热炒之下，乔赢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是一个“民族英雄”。
接下来自己的红高粱就可以像麦当劳一样攻城略地，遍地开花。
那下一步，就是继续融资，开店，赚钱，再开店......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在资本面前，乔赢着实上了一堂课，经受了一次资本的吊打。
1996 年，乔赢选择了一家不求控股的房地产公司作为投资合作伙伴，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承诺是在3个月内给乔赢筹资2000万元。
乔赢在得到这家房地产公司180万元的预付金后，立即在海南、天津等地选定10个分店，然后将一年来红高粱所赚的300余万元利润全部投了进去。
然而，3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那家房地产公司承诺的2000万元资金却不见踪影。10个正处在摇篮中的分店，突然遭遇断奶威胁。
郑州、北京两家直营店赚来的钱和好不容易从银行贷出的100万元全部填进了10个窟窿，而这些钱丢进去连泡都没有冒一个就消失了。
此后的故事很多人都已知道，乔赢开始以高息在员工内部集资，后又扩散到社会各界。
2000年10月，乔赢因非法集资被捕入狱。
无限的盲目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无法匹配的管理和资金，仿佛是一夜之间，乔赢的红高粱大厦呼啦啦全部倒下。
3年的牢狱生活，乔赢唯一的感受是，自己的基因又重新排列组合了。
出狱后乔赢再度创业，乔士烩面和康酷食速，也纷纷以失败而告终。
三次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错误预估形势，过分乐观，盲目扩张，最后成了资本的俘虏。
有人说乔赢是悲情英雄，20年三度创业，越挫越勇，也有人说他是偏执狂、被时代抛弃的理想主义者，上帝只给过他一次机会。
20年的胜败轮回，辉煌与落寞，真实的商业世界残忍得容不下同情。或许，乔赢的意义，不在于给予了中式快餐行业多大变革，更多的还是一种打不死的精神。
都说商人唯利是图，也许乔赢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在乔赢的心里，还有一片宁静，那里有禅，有二泉映月，有莎士比亚，有黑格尔。
当然，还有理想中火红的红高粱。
陆正耀的“骗局”
和乔赢红高粱梦不同的是，闽商陆正耀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就是搞钱。
陆正耀的故事，还要从瑞幸咖啡说起。
4月2日，美股瑞幸咖啡涉嫌财务造假，开盘暴跌近85%，随后40分钟内触发了6次熔断，截至收盘，跌幅75.57%。
这个事件，都与幕后的操守有关，他就是“我出手到现在从未失手”的闽商自信男陆正耀。
按理说，创始人钱治亚，COO刘剑都只是个房管，陆正耀才是从头到尾的游戏主播。
福建靠海，自古以来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闽商秉性自成一派，一向敢于铤而走险，不喜欢世俗束缚。
就像当初，明明被分配到机关工作，但陆正耀却干了三年就要下海，原因很简单：单位不让他穿花裤衩儿上班。
1995年，陆正耀麻溜的辞职创业，切入到45°斜飞的通信行业，创立DITEL科技，做通讯设备代理和系统集成业务。
没几年，就聚集了几百名手下，销售额达到了数亿元。
2003年，眼见通信行业日渐式微，陆正耀又成立了第二家公司——北京华夏联合科技，主营企业长途IP电话业务。不到一年时间，陆正耀就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企业级IP电话代理商。
对于商业嗅觉来说，陆正耀还是很灵敏的，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商业奇才。
但这并不是陆正耀的终点，对于不愿意受制于人的他来说，企业规模不大，只能卖别人的产品，还要受到上游的掌控，他是无法接受的。
在第3家公司的时候，陆正耀的思维出现了偏差。
2005年，陆正耀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创办了UAA联合汽车俱乐部，这是第一次面对C端。
而从那时起，他想到的推广方法，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这副简单粗暴的样子，和后来的神州、瑞幸，一模一样。
陆正耀创办UAA的第一年，仅仅北京市场，就砸了几千万元的广告费。其实那时候陆正耀连UAA到底要怎么盈利都没想清楚，但他就觉着，得“先开枪后瞄准”，“只要会员数量起来了，盈利点自己就会显现出来”。
先上车后买票，后来也成了陆正耀一贯的思路。
虽然希望像携程一样，但并没有找到UAA的盈利模式，最后不了了之，亏得一塌糊涂。
这次创业，他记住了一个教训：稳扎稳打不可信，需要赚快钱。做个抠门的家伙，把账算清楚，每一笔账都要干净利落，不追风口，做只赚不赔的买卖。
在这样的宗旨下，神州租车2007年诞生。
租车不比之前的通信、电话、汽车俱乐部，是个格外烧钱的行业。
陆正耀搭进了全部家当以及3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依然采取“先开枪后瞄准”的方法，拿所有的钱一面狂铺门店网络，一面速度买车。神州租车成立刚一年，车还没买够一万辆，就铺好了可以容纳上万辆车的门店网络。
2010年，陆正耀拿到了联想控股12亿元的投资，从此更开始了疯狂的烧钱模式。
这也是日后“陆氏套路”的真正开始。
12亿元到账后，陆正耀直接做起了价格屠夫。先斥资6亿元购买新车，车辆规模从800辆飙升至5万辆，甩开业界第二的一嗨租车足足4万辆；然后火速将租赁价格全线下调了30%～50%，比如凯越等车型，日租价格只要68元。
那时候陆正耀没少被人抨击，说他不惜高负债率、资金链紧张，也要低价搅乱市场。但陆正耀完全不以为意，说租车就是规模经济啊，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啊，玩不起别玩嘛。
这也正是陆正耀的性格，做生意，不玩虚的，不会跟你讲什么故事，也不会谈什么情怀，砸钱砸人，就是干——前端通过广告轰炸，拉动品牌；后端通过扩大规模，拉低成本，甩开对手。
2014年，神州租车终于在香港成功上市，股价首日就从IPO的8.5港元飙升到10.96港元，涨幅近29%。
而上市之后，陆正耀也开始了自己的套现收割。
1年后，陆正耀便开始了套现的历程，从2015年6月到2016年3月，短短9个月时间，陆正耀以及其他投资人最终抛售了神州租车总股本的42%，约16亿美元。
神州租车上市的当年，网约车爆发，于是，神州专车迅速成立。
虽然神专车属于出行市场的后来者，但割韭菜速度不输巨头。
2015年通过合并，剥离，将神州专车置入神州优车。
10个月内完成4轮融资，总额超过100亿。2个月后，推上新三板，市值高达417亿成为新三板实业股王。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神州优车上市一个星期，公告就显示，陆正耀将他所持有的9000万股股票质押给了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以融资5亿元，并且，是个人融资。这是陆正耀全部的神州优车股份，也是优车总股本的11.9%。
股票质押并不罕见，但罕见的是，陆正耀的质押率竟然还不到10%。这个数字委实有些低，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优车的股票利空。
从上市的2016年起，神州优车的K线就开始一路下行，截至4月3日“瑞幸门”之前，市值相比初上市已经蒸发了近一半。
这已经不是经营了，简直就是诈骗。
从这个角度看瑞幸，都在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2012年，一位美国基金经理告诉陆正耀：“中国公司都会讲一个好故事，但后来几乎很少将其变成现实。”
没想到，八年后的2020年，陆正耀自己却成为了造假的中概股主角。
谁受伤害更大
从吃烩面就大蒜，到喝咖啡割资本主义韭菜，背后操纵人的手段都是一样的。
砸下重金做品牌
千方百计拉投资
不惜代价做报表
挖空心思谋上市
上市之后快变现
只不过，红高粱没走到第四步就锒铛入狱，瑞幸已经完成了第五步。
过程没走完，但结果是一样的。
但红高粱与瑞幸却有不同，乔赢虽然激进，但追求更多的是为中国餐饮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只不过步子迈的太快，选择对标的榜样过于强大，一系列的激进操作后马失前蹄。
而陆正耀则不同，从来不是什么实业报国、生态化反，而是商业神话、企业速度、媒体关注，以及背后的个人收割。
心理学上说，资本的收割者更喜欢在阳光下堂而皇之地行走，任由质疑、赞誉、追捧、詈骂包围自己，带来好奇者的关注、闲谈者的谈资、野心家的悸动和韭菜的筹码。
踏踏实实搞实业的，反而没那么费尽心思的追求曝光，只求能在经营的事业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年前，吃大蒜的红高粱烩面，因为财务造假、非法集资倒下。
20多年后，喝咖啡在美国上市的瑞幸，也因为财务造假危若累卵。
前者深刻证明了快速赚钱不可取，后者更是将赚快钱发扬光大。
前者给消费者留下一声叹息，后者不仅伤害了投资者们，更是将更多正在路上、雄心万丈、渴望上市破局的年轻创业者们，直接关上了前往纽交所敲钟的大门。
前者践踏了商业模式，后者践踏了道德和法律，以及后来的人。
资本市场趋名逐利、不讲情怀，但资本不知道的是，情怀是可以流传的。
但资本不会学，也学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