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说对决的故事是要向“新”而去，那么《对决》的创作本身则更像是从“心”出发。
文 | 杨一欣
近期热播的硬核剧集《对决》，无疑让观众在第二季度的荧屏氛围中眼前一亮。这部汇集了欧豪和王景春等一众实力演员的作品，也的确在讲述一个有关新警老警联手出击对抗黑恶的故事。甚至，从更深刻的程度来说，扫黑除恶还天下太平，本身就是一种朝向新生的语态。
而如果说对决的故事是要向“新”而去，那么《对决》的创作本身则更像是从“心”出发：无论是来回修改采风无数的编剧创作，还是就地取材忠实还原的美术置景，都体现了创作团队的“心”之所在。但当然，最重要的是，荧屏背后的“心”，并不等于观众的“心”，如何将二者做微妙的连接，《对决》似乎早已预备好了自己的回答。
黑白对决，
重拳出击彰显“决心”
《对决》的故事，从一开始便将矛头直指扫黑除恶的戏剧漩涡：欧豪扮演的武剑和王景春扮演的文陆阳将剥茧抽丝，携手探案，与盘踞在罗元县城的黑恶势力做斗争，并将其背后的保护伞与利益网连根铲除。
相较同类型国产刑侦题材剧喜好将剧情构建为单元案件的结构，《对决》的故事线则更像是从一个具体案件切入，在现在时态的展开中逐渐挖掘出更为庞杂的过去时态。换言之，《对决》中的案情并不各自为营，互相孤立，作为主角的武剑和文陆阳二人在处理当前的谜题时，往往同更深刻的谜语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继而在这种剥茧抽丝中，逐渐掀开整个迷局的大幕。
正如整部剧集在一开始，不仅扣紧了观众的心弦，也似乎埋下了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沉伏笔：丰州市副市长朱庆云到搬运村谈判，却遭到歹徒袭击。在武剑奋力追查之后，落网的歹徒却又人间蒸发，连医院的接诊记录都一概无存，而用作罪证的制式子弹也不翼而飞，抓捕凶手的武剑反而深陷嫌疑漩涡；负责调查案情的刑侦专家文陆阳甫至罗元县城，便被不明人士盗走行李箱，而深夜这个遭窃的箱子却又装满现金回到了他的身边……这些一环扣一环，一局藏一局的情节设置，无疑既提升了该剧的硬核气质，也从侧面书写出了扫黑除恶的真切所在。也只有立足于此，打击黑恶势力的困难性和复杂性才能得以真实呈现，主人公探求谜题答案和寻求民生福祉的决心才得以彰显。
严谨求真，
举重若轻力求“匠心”
事实上，《对决》在围绕剧作构建上，始终力求近乎真实的还原性。尤其是在展现相关行政工作架构的方面，编剧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采风和调查，美术设计皆面向真实场景做实地取材。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决》画面内部的“接地气”，更像是创作团队力求质感，精益求精的体现，而也唯有对每一处细节负责，最终的作品才能呈现得如此举重若轻。
而在表演方面，演员为表现真实也铆足气力。在《对决》拍摄中，主演常常会讨论各自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人物，甚至在拍摄期间，有一场现场勘测的戏份，两人在详询和参考技侦人员的经验后，在拍摄现场展开原地的对手戏推演——“这个场景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出现的，枪是从哪里打过来的，人是怎么倒地的，到底是几个人，是什么样的角度，当时他们的距离又有多少……”这样“求甚解”的表演创作，也成为了全组人匠心始终的表征。
而在编剧方面，除了最大化地还原真实外，扎在现实的土壤中对艺术性生根发芽，也成为《对决》不可或缺的创作语汇。正如作为全剧激励事件中的重要线索，子弹既成为了情节转折的道具，也形成了某种关乎角色命运与欲求的隐喻——在第二集中，王景春所扮演的文陆阳走马上任时，便提出要破枪案，得先找枪，而找枪之关键，便在于找寻那颗失踪的子弹。在某种程度上，失踪的子弹也成为了全剧的一个重要隐喻——每个人不仅要拾起到解决疑难的武器，而且也要寻找到那关乎个人，也关乎集体福祉与正义的答案。
用个人衬托集体，或是用集体反哺个人，既是这个社会和谐运行的标准，也是《对决》在剧作书写上的独到所在。正如导演周琳皓表示：“每一个人物，我们要说的是‘人’，而不是仅仅说的是一个所谓的好人、坏人。我们不能去脸谱化地创造一个人物，所有人都是有原因的，是有他的人性的博弈、内心的挣扎存在的。”正是有着这样的创作观念作为支撑，整部剧中的角色都在有条不紊地“各司其职”：正派有正派的力量，反派有反派的欲求，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失落，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弧光。而其中一以贯之的，便是那对于树立“人”形象的决心，和传递“人”思考的用心。
吞吐现实，
同频共振对应“人心”
从当代观演关系上来说，戏剧的某种简易概括性，早已渐渐地赶不上日益荒诞的现实，以及渴望从虚构的已知中探索未知的观众心理。故而，单纯把概念和符号搬演上舞台，让一群人换了身衣裳扮演另一群人，早已不再是精益求精的观众，渴望追求和抵达的观剧终点——只有看到荧屏上的世界关联现实的世界，荧屏上的生命吐露现实的气息，那么这些创作才真切地具有生命力。
《对决》所立足的现实根基，便是普罗大众对于法治与和谐的追求和渴望，而这种抽象的精神诉求，如何以一种类型化的载体去转译和呈现，是一个颇值思量的命题。故在此基础上，《对决》并不如其他同类型剧集一般，只着笔于枪林弹雨的高歌书写，它更将焦点穿过那枚宣扬正义的警徽背后，去透析那些宏大命题下真正由表及里的喜怒哀乐。
很大角度上，《对决》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位置和阵营，但他们有的为换家园清明而搏命以求，有的为求上位而贪赃腐败，有的维护所爱而以暴制暴，有的为保家人而舍身换命。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用故事和细节去展现人，让每一道口子，都掘出百米的深度，这才是《对决》在叙事层面想要传递和呈现的创作自觉。
正如导演周琳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实我们更想让广大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定要坚信，无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所谓不公正的待遇，一定要相信正义，一定要相信邪不胜正，而且一定要相信，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变迁，格局怎么变动，要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公检法的系统。好人是远远多于坏人的，正义是一定能够得到声张的。”
或许，单纯在荧屏上抒发悬浮的呢喃，划定私人的圈地，早就不该是中国影视创作应有的语态。在类型剧集创作中，只有让故事的手紧贴时代的手，创作者的“心”紧贴观众的“心”，才能在最终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从这个角度说来，《对决》将“人”提领到叙事的核心，并在武剑和文陆阳擒凶探案的过程里，真正同观众对和谐社会的普遍信念，对正义与法治的永恒追求同频共振。或许，只有体察到现实世界的冷暖，并能够以特定的文本传达普世的价值意义，才能在叙事上真正扣准时代的脉搏，传达人文的关怀，创造出既接地气，又具有深远视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