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剧照。© EVN Report利维坦按：
父权制、厌女文化、男性中心主义、女性贬抑……当我们听到这些词汇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尽不同的理解和联想。英国社会学家西尔维娅·瓦尔比（Sylvia Walby）将父权定义为“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女性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大多数社会都观察到按性别划分的社会分层，权力主要由男性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女性主义的普及而有所改观）。我们不仅要问：人类自诞生以来，父权制从何、又是因何形成的呢？
以往社会学、考古学、进化心理学、生物学都给出了林林总总的父权形成的假说，但都存在这样那样逻辑上难以自洽的漏洞（比如文中灵长类动物父权说、农业出现说等等），因此也未在学术界达成普遍共识。本文作者试图从这纷繁的历史背景中解释这一现象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1930年，当伦敦动物园宣布园里的狒狒围栏将关闭时，这件事登上了头条新闻。
多年来，这个被称为“猴山”的地方一直是暴力和死亡的所在。美国《时代》杂志报道了这起事件，成为最后的导火索：“乔治，一个狒狒群体的年轻成员，偷偷勾搭上了属于‘国王’的雌性狒狒，而‘国王’是猴山上最老、最大的狒狒。”在一次紧张的围攻之后，乔治最终杀死了她。
"猴山"对动物专家们关于想象雄性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些具有杀戮倾向的灵长类动物强化了当时普遍流行的神话，即人类是一种天生的父权主义物种。对于动物园的游客来说，他们感觉自己可能正在窥探人类进化故事的过去：一个天性暴力的雄性群体总是欺凌弱小的雌性群体。
伦敦动物园“猴山”上发生的事件并不典型。© Malcolm Peaker事实上，“猴山”上所发生的状况并非常态。这是由于雄性狒狒过多而雌性狒狒过少造成的。直到几十年后，随着人类发现我们最近的基因近亲之一——倭黑猩猩是母系社会（尽管雄性个体体型更大），生物学家才开始认识到，我们人类的父权制或许不能仅仅通过自然因素解释。
过去的几年，我一直在环游世界，探索人类父权制的起源，为了写我的书《父权统治者》（The Patriarchs）。我了解到，虽然关于男性如何获得如此大的权力存在诸多神话和误解，但真实的历史也为我们如何最终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一些见解。
首先，我们人类自己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在动物界中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词语“父权制”意味着“以父亲为主导的统治”，反映了长期以来男性权力被认为始于家庭，男性作为家庭的家长将权力从父亲传给儿子。
但在灵长类动物世界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正如新墨西哥大学的人类学家梅丽莎·埃默里·汤普森（Melissa Emery Thompson）所观察到的那样[1]，灵长类动物的代际家庭关系通常是通过母亲而不是父亲来组织的。
在人类中，父权制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学家已经确认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至少存在160个母系社会，其中人们被视为代代属于母亲的家族，继承权从母亲传给女儿[2]。
在其中一些社群中，人们崇拜女神，一生都会留在母系家庭中。例如，在中国西南部的摩梭人社群中，男性可能会帮助抚养姐姐的孩子，而非自己的孩子。
摩梭人为母系社会，男女双方各自在所属的母系大家户中生产和消费, 承担养育后代的义务，走婚的双方在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互不独占。© BBC
在母系社会中，权力和影响通常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共享。在加纳的母系阿散蒂社群中，领导权被分配给女王的母亲和男性酋长，女王母亲协助选举酋长。在1900年，阿散蒂的统治者雅阿·阿散蒂娃（Yaa Asantewaa）带领她的军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随着我们深入考察史前时期，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位于现代土耳其南部安纳托利亚9000年前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遗址，曾因其规模和复杂性而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乎所有的考古数据都表明，这个定居点内，性别对人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3]。
根据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尔（Ian Hodder）的说法，他在2018年之前领导了加泰土丘研究项目，他表示：“大多数考古学家挖掘的遗址中，男性和女性因为生活方式不同，食物也不同，导致最终形成不同的饮食习惯。但在加泰土丘，你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
对人类遗骸的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的饮食几乎完全相同，他们在室内外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并且从事类似的工作。甚至性别间的身高差异也很小。
加泰土丘坐姿女性雕像，早期的女性统治者。© 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Anadolu Medeniyetleri Müzesi
女性也并非看不见。对加泰土丘和其他同一时期的遗址进行的挖掘发现了大量的女性雕像，现在填满了当地考古博物馆的展柜。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泰土丘端坐的女性雕像，现在被放置在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中。这座雕像描绘了一个坐姿的女性，她的身体因年老而深陷，肥胖的褶皱在她体表摊开。在她的手臂下方似乎是两只猫科动物，它们直视前方，仿佛她已经驯服了它们。
众所周知，加泰土丘相对无视性别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持续到永远。几千年来，社会等级制度逐渐渗入了这个横跨现代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广阔地区。几千年后，在像古代雅典这样的城市中，整个文化都围绕着厌恶女性的神话发展起来，认为女性是弱者，不值得信任，最好限制在家庭中[4]。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探讨农业是否可能成为男女权力平衡的转折点。农业需要很强大的体力。农业的兴起也使得人类开始拥有财产，如牲畜时期。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些人积累了更多财产，社会精英阶层出现了，男性开始希望确保他们的财富能够传给他们的合法子女。因此，他们开始限制妇女的性自由。
这个观点存在的问题在于妇女一直在从事农业劳动。例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有描绘妇女收割谷物的场景，还有关于年轻女性担任牧羊人的故事。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即使在今天，妇女在全球农业劳动力中占据了近一半的比例，而在低收入国家中，全球近一半的小规模畜牧管理者是女性[5]。全球范围内的劳工和被剥削女性一直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收割者》（The Harvesters），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1565年。© Painters' Table
对于父权制度故事中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记录显示明显的性别压迫证据之前，农作物和动物的驯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霍德尔解释道：“当你开始农耕，你获得了财产，从而将女性视为财产并控制她们，这种旧观念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时间线并不吻合。
女性开始被作为与男性有明显不同待遇的最早迹象，要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个王朝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发生在现今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特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周围的地区。大约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城市乌鲁克（Uruk）的行政文书中显示，负责人费尽心思地绘制了详细的人口和资源清单。
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解释道：“在一般情况下，个人权力是关键。”他的研究重点是早期农业国家。在这些早期社会中，精英阶层需要人民为他们创造资源剩余，并在必要时保卫国家，甚至在战争时牺牲生命。维持人口水平势必要对家庭施加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女性被期望专注于生育越来越多的孩子，特别是长大后能够参与战斗的儿子们。
来自乌鲁克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上面刻有一个男性形象、狩猎狗和野猪的印记。© Getty Images
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按照其被归类为男性或女性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个人的才能、欲求并不重要。一个不愿参战的年轻男子可能会被嘲笑为失败者；一个不愿生育或不具备母性的年轻女性，可能会被指责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所言，当时的书面记录显示，女性逐渐从公共事务和领导层中消失，被推到家庭中专注于育儿和家务劳动。这种情况与居住地依附于丈夫家族的习俗相结合——女儿们离开童年的家庭与丈夫的家族一起生活，女性开始被边缘化，并使得她们在自己的家中容易遭受剥削和虐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变成了一种严格的法律制度，将女性视为丈夫的财产，孩子和奴隶也同样如此。
古希腊陶器，年代为公元前400年，描绘了妇女为新娘取水的场景。© Getty Images与其说父权制始于家庭，历史更多地指向最初的国家中权力者开始实行的父权制。来自上层的要求逐渐渗入到家庭中，迫使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产生裂痕，甚至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它在本来可能寻求爱和支持的人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人们不再只为自己和最亲近的人而活，现在他们是为了父权集团的利益而生活。
对儿子的偏好仍然是传统父权制国家的特征，包括古印度和古中国。在这些国家，这种偏见导致了女性胎儿的堕胎率极高，性别比例严重失衡。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显示[6]，每100个女孩就有111个男孩，尽管数据表明随着社会规范的转变，这些数字正在改善。
20世纪早期讽刺性期刊《穆拉·纳斯拉丁》（Molla Nasraddin）对阿塞拜疆强迫婚姻传统的批评。强迫婚姻是这幅漫画的主题，题注是“自由之爱”。这幅图像应该从右到左阅读。右侧第一张图片：如果你不愿意自己去，我将强行带走你。接下来的图片：牧师（Akhund）说：“女士，既然你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我以上帝之名，将你与这位绅士结为夫妻。”© wikipedia
在父权制婚姻中，对女性的剥削仍在继续。强迫婚姻（逼婚）是其中最极端的形式[7]，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将其列为一种现代奴隶制。根据2021年的最新估计，全球有2200万人生活在强迫婚姻中[8]。
父权国家所造成的持久心理伤害是让其性别秩序看起来是正常的，甚至自然的，就像阶级和种族压迫在历史上被掌权者视为自然一样。这些社会规范成为了今天的性别刻板印象，包括女性普遍具有关爱和抚养的特质，而男性天生具有好斗且适合从事战争。
通过有意将人们限制在狭窄的性别角色中，父权制不仅对女性不利，也对许多男性不利。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就是那些位于社会顶层的人。
就如同上世纪30年代伦敦动物园的“猴山”一样，这是一个扭曲的系统，成为了不信任和虐待的温床。世界各地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是人类在父权社会中生活了几个世纪后社会关系紧张的写照。
正如政治理论家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ips）所写的：“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更喜欢平等和正义，而非不平等和不公正。”
虽然与父权制度的斗争有时会让人感到艰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本性不允许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由人类创造的社会也可以被人类重新塑造。
安吉拉·赛尼是一位科学记者。本文基于她的最新著作《父权：男性如何统治世界》（The Patriarchs: How Men Came to Rule），该书最近入围奥威尔奖（The Orwell Prize）。
参考文献：
[1]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full/10.1098/rstb.2018.0074
[2]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full/10.1098/rstb.2018.0077
[3]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omen-and-men-at-atalhyk-2005-01/
[4]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1.0130%3Acard%3D585
[5]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1583EN
[6]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62647276
[7]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575479/lang--en/index.htm
[8]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5479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