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焦虑症的最佳方式_

利维坦按：

文末作者有关海特对“安全主义”的批判说得比较简短，在此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词最初针对的是“安全空间”和“触发式警告”的观念，它们弥漫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这些观念将学生与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惧或不舒服的事物与理念隔离开来。

比如，大学生抵制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on libri），因为里面有情侵犯的描写，再比如，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也被大学生认为触发了警告，因为该小说有诱导学生自杀的倾向……

乔纳森·海特认为，触发式警告违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学原则：帮助有焦虑症的人避免他们所害怕的东西的想法本身就是误导。如果学生们无法从他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同意的观点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将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智力伤害。海特在书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安全主义所面对的悖论：试图排除一切干扰的安全主义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内爆。对安全的迷恋最终会成为最大的事故和风险。

这也和目前全球很多国家的育儿理念很相似——在很多父母看来，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危险，所以身为父母，一定要尽量提供安全空间，让孩子远离风险。这个想法的初衷动机（防范风险）是良善的，只不过，人类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排除了所有危险的“安全空间”。应该让孩子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面对复杂世界该如何处理问题能力的习得，就显得尤为重要。一直生活在父母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下，孩子的心智会由于经验的不足而遭受重创。

有些讽刺的是，给孩子提供过度保护的父母，其实他们的童年往往都是在无父母看护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些并不严重的外伤、如何独立解决偶尔同学的纷争和打闹、面对野外自然时小团队的协作……所有这些，对于他们未来步入成年社会的人格塑造都显得十分珍贵和重要。

精神健康危机正在席卷美国的年轻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数据出现。

最新的证实来自今年4月份的一项调查，我很荣幸能参与这项调查的开展：这项由沃尔顿家族基金会（Walton Family Foundation）赞助、盖洛普（Gallup）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在12至26岁的受访者中，约有38%的人被正式诊断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1]。按性别划分，年轻男性占29%，年轻女性占45%。即使在那些没有得到诊断的人中，也有大约一半的人说他们经常感到焦虑；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经常感到沮丧。

在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最新畅销书《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将这一问题归咎于电子屏幕和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

盖洛普/沃尔顿的数据支持了他的观点：在每周花费超过20小时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中，65%的人表示他们“昨天大部分时间”都感到焦虑（而花费20小时或更少的人中，这一比例为49%）；49%的社交媒体重度用户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悲伤（非重度用户中这一比例为26%）；80%的人感到压力很大（其他用户中这一比例为59%）。

但我相信，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也困扰着当今的年轻人。他们缺乏意义感；不清楚自己活着的“原因”。更糟糕的是，有证据表明，他们甚至不想寻找这种意义，我们也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做。

这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徒劳的感受，尤其是在不可避免的艰难时期，这纵容了一种努力提供安全感的文化，这种安全感注定是错误的，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或你所爱的人生活中发现这种症状，以下是如何识别和应对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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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专栏中写过关于生命意义的文章，包括如何理解和定义生命意义。在我的研究中，我经常参考心理学家弗兰克·马特拉（Frank Martela）和迈克尔·F·斯特格（Michael F. Steger）的研究成果[2]，他们将生命意义定义为三个要素的组合：连贯性（事情如何关联在一起）、目的性（有目标和方向）和重要性（对一个人存在的内在价值的感受）。

我发现这个概念很有用，因为它将一个庞大而抽象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分解成三类，虽然这三类问题仍需要大量工作，但更容易处理。因此，大问题就变成了三个更小、更具体的问题：

1、事情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2、我人生中的目标是什么？

3、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盖洛普调查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答案与抑郁和焦虑的调查结果高度吻合。我和我的团队研究了该调查中有关18至26岁人群的微观数据，发现其中20%的人很少或从不觉得“我生活中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连贯性指标）。

这些年轻人说自己“非常快乐”的可能性，比经常或总是觉得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同龄人低16个百分点（7%对23%）；他们被诊断患有焦虑或抑郁的可能性，也高11个百分点（48%对37%）。在目的性和重要性问题上回答“很少”或“从不”的年轻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出于某种原因，抑郁和焦虑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也有可能这些人只是没有去寻找答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UCLA）的纵向调查数据显示[3]，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06年的40年间，认为“培养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是“非常重要”或“必不可少”的美国本科新生比例，从86%下降至低于50%，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4]。

海特的研究表明，人们屏幕使用时长和互联网使用时间急剧增加，问题始于2000年代中期——几乎可以肯定，这让任何寻求认知意义的探索都变得更加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科学家发现[5]，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指人脑在无任务的静息状态下，仍持续进行着某些功能活动的脑区所构成的网络，与人脑对内外环境的监测、维持意识的觉醒、情绪的加工、自我内省、情景记忆的提取等功能密切相关。编者注）对于寻找意义、记忆、未来沉思和白日梦至关重要。其他研究表明[6]，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中，这种神经网络会表现出功能紊乱或异常，这肯定包括过度使用互联网。

所有这一切，带给我们一个显而易见的启示，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以减轻抑郁和焦虑的症状，我们应该减少在网络上的时间。但这仍然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已经忘记如何寻找人生意义的人（或者从未学会如何开始的人），该如何开始呢？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意义？从哪里入手？

重新定义问题是一种很好的开始方式：试着将自己置于被问者的位置，而不是提问者的位置。这是由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首次提出的，他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著有颇具影响力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又译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并创造了“意义疗法”（logotherapy），这是一种基于识别个人意义感的临床方法。

弗兰克的方法从颠倒原始问题开始：“归根结底，人不应该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认识到正是他被问到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抛开需要为你自己找到满足感的公式，而是看到世界需要你找到意义——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造福世界。

本着这种服务精神，弗兰克提出了三种发掘意义的实用方法[7]。

第一，创造一些东西或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就会创造意义。

第二，充分体验某件事或深爱某人，也就是说：停止思考自己，投入到外部体验或与他人的关系中。

第三，对不可避免的痛苦采取坚强和果敢的态度，并决心从痛苦中吸取教训。

另一种方法是将对意义的追求，分解为马特拉和斯特格确定的三个部分。探究连贯性、目的性和重要性，自然会引发对生与死的严肃思考——为什么你在地球上有限的时间很重要，以及你应该如何利用它。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发现这主要集中在回答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我为什么活着？我愿意为什么奉献我的一生？持续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揭示你生命的连贯性、目的性和意义感。

你的探索也可能会揭示为什么你感到如此空虚。例如，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的最佳回答是“一个精子找到了一颗卵子”，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生活对你来说是偶然和微不足道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正确的策略是决定以一种提供更具存在性实质性答案的方式来生活。这样就会引导你有目的地采纳一套信念来指导你的生活。比如，你可能会决定，怀着生命是一种恩赐来服务他人是你的信念，你也可能决定，为了家庭的安全和生存而愿意付出一切。

当然，这些问题非常个人化，因此你会发现，你需要进行深刻的内省，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答案。负责任地使用屏幕和社交媒体也是你完成这项工作的必经之路。但正如弗兰克教导我们的那样，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次令人兴奋、富有成效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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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当痛苦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你头上时，拥有生命的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

贯穿海特作品的一个主题是对“安全主义”（Safetyism）的批判，这种信念认为，安全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而家长和学校则倾向于将安全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在他的分析中，安全主义是人们生命意义感下降的直接后果，因为意义可以使痛苦更具价值——如果你的人生缺乏意义感，那么安全主义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回应，试图为你提供抵御痛苦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