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姐
策划：老胡
2016年，《新财富》杂志发布了一份“500人富人榜”，这样的榜单原本并无新意，但那一次却触发了全社会的焦虑，因为榜单上前十位富豪的身价之和接近万亿元。
有人做了计算，中国当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300元，这意味着富人榜上前十人的总资产，需要7000万贫困人口辛苦劳作、不吃不喝，努力工作6年。
后来，《人民日报》刊发了“权威人士”的一篇文章，当谈到财富分化时，他认为这是：
“经济发展的必然，是规律使然。”
是的，43年前，当中国决定拥抱市场经济时，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必须接受马太效应，允许财富单向汇聚，并接受一切经济问题的产生。
过去5年，一种愈演愈烈并持续至今的局面是，深圳、北京、上海、杭州的楼市监管机构们都在忙于一场打地鼠的游戏：
阻止富有的家庭买更多、更昂贵的房子。
曾被鼓励在市场经济的探索中要杀出血路的深圳，在2020年，最终不得不以一种给私产定价的方式来直接控盘市场。
中奖通常意味着赢钱，但在富人们的世界里，中奖有相反的意义：
有资格花钱。
如果楼市的豪宅交易还不够直观，在最艰难的2020年，三亚奢侈品商场里排满长队的人流，北京金宝街上的豪车销售门店，那一掷千金而不得的慷慨会给你更可见的震惊。
但是，在更庞大的另一群人里，是反方向的贫穷。疫情和经济增速的向下加速了这种背离。
这一切的背后逻辑并不复杂：我们的社会正在形成一座世界最高、占地面积最大的金字塔，在这座塔内，利润沿着通畅的轨道向金字塔顶端流动，而债务却加速向金字塔底层转移。
这导致了一种焦灼的局面：顶层拥有大量财富，他们有能力消费却面临需求无法满足，而底层的收入被动降低，他们有欲望却无力支付。
来自两端的需求不被满足导致了共同的局面：消费凋零。
壹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冒着风险去拆改这种金字塔结构，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一种方案：
刺激经济，加速印钱，以维持就业。
凑巧，一场山呼海啸的疫情给了多数国家央行以正当理由放水，尤以美联储最为肆无忌惮。但在中国，局面更为复杂，2008年，我们曾以4万亿力挽狂澜，但这至今让很多地方政府仍陷在债务危机之中。
于是，央行和财政在过去一年多变换着话术甚至理论争辩，向市场传递着交错的信号。但是，作为开放型的全球经济体，中国终究要屈服得走上一条老路。
我们也看到了，直到一个月前，他们才终于明确预期：2021年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
整个经济的运转简化为印钞拉动经济，转而推高物价和泡沫，再印钞继续拉动经济推高物价和泡沫。
谁都清楚，游戏不能这样一直玩下去。
但是，当下的局面是，在消费难以激活的市场里，拿到主要资金的政府和金融机构也不会愿意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到并无新意（比如基建）甚至充斥着欺诈的生意里。在任何行业，甚至对于基金经理，聪明的资金形成了两级，他们狂热的追逐行业里的头部企业和确定性资产，却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去支持中小企业，这让经济的运转没有走向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而财富的聚集效应则走向：
K型。一些侥幸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即使获得资金，当他们缓过气后，也并不乐意继续耕耘艰难的实体生意，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从投机市场中找到标的，他们把资金投向了保值增值的是一线楼市、股市、黄金、美元，甚至是比特币。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标的当下新一轮的欣欣向荣，谁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是牌桌上的那个傻子。
对于每个人，当邻居失业时会以为那是经济放缓，只有到自己失业时才会想起经济危机。
贰
解决根本问题的药方是明确的，马克思早已给出过答案：
“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放在中国，则是期待一场蒸汽机式的科技革命，以带来新的世纪性消费，这个命题也早已明牌：5G。当然，我们寄托在可承载的工业4.0，比如新能源汽车，甚至对气候改善的消费上。
如果资金流向了错误的行业，甚至会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和更严重的货币短缺。
远古中国曾有过四大发明，英国和欧洲曾有过两次工业革命，而美国近现代的硅谷奇迹，这些都带来了人类经济大跃进式的繁荣。
只是，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不再一样，学科分类如今已像毛细血管一样精细，英雄式的科学家做不出复杂的产品，前沿技术必须倚仗于庞大的组织协调和资金支持。
时代给了中国窗口，5G给中国带来了世纪性的机遇，而政府当下需要为这场科技革命的到来争取时间，避免危机比机会更早到来。
比如：向富人征税，以改善金字塔结构。
从少数人手中将多余的、来源并不光明的财富填补窟窿，这让商业银行不至于倒闭，央行也多多少少减轻放水的压力，减缓加速的贫富分化。
即使，这种路径崎岖而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