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此前，笔者写了篇文章，解读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下简称“星火燎原”）一文，并非是批评林彪个人。笔者感到，文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没有说清楚：“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是不是林彪在给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这一疑问，又是不是林彪提出的？
林出事之后，这一问题似乎已成定论，说林给主席写信，提出那个疑问，主席回信，写下了这篇著名文章，批评了林的错误思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来分析这一问题，作为前文的补充。
有说法认为，1984年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元帅条目的释文在送审时，在林后条目下，有这样一条释文，大意是：林当年给主席写信，提出这个错误思想的悲观情绪。黄克诚看到这个条目后，认为这样写“值得斟酌”。此外，唯独林的条目释文只写简历和罪行，没写历史功绩。
黄克诚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来犯了错误，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也一笔勾销。为此，黄老专门约编写组成员当面商谈，说这样写不全面，也不真实，建议重写。
就是在这次面谈中，黄老特别提到：由于林提了那个疑问，主席写了“星火燎原”这篇著名文章，当时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从黄老的这番话，似乎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林彪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疑问；其二，是林彪在给主席的信中提出的。
在当时的风气下，对林是很难进行客观评价的。黄克诚一生耿直，实事求是，要求编写组“秉笔直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一来，黄老这个谈话的目的，主要是强调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是对条目及释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去深究那段历史；二来，林写信和主席复信分别是1930年元旦和1月5日，在此期间黄老并不在红4军，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黄老说的“林提了那个疑问”并不是事实。
（二）主席的复信中已经表明，问题不是林彪提出的
林彪1930年元旦给主席的信，笔者费尽周折，也没有找到，甚为遗憾。非常希望有这封信原文的朋友能够提供，笔者不胜感激。但细读主席的复信原文，关于那处疑问是不是林彪提出的，就有答案了：肯定不是林所提的。
由于彼此之间非常信任，林与主席在信中都直抒胸臆。主席的回信，在简单解释迟复的原因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之前、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紧接着，“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但你不相信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进而由你“相信彭德怀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似乎你认为做艰苦的建立政权工作是徒劳的”，等等。观点表达非常直接。
关于那个疑问，主席在信中说：从前年（1928年）11月到去年（1929年）2月期间，“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怀疑出来了”。这句话澄清了两个问题：其一，这个疑问肯定不是林彪在信中提出的，早在一年多以前就有了；其二，也肯定不是林提出来的，否则主席肯定会直接指出，而不需要用“一部分同志”了。
主席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认为林彪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认为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也就是说，林彪的观点是：从长远看，相信革命高潮肯定会到来，只是不会迅速到来。这个观点与那个疑问就无关、甚至矛盾了。
说那个疑问不是林彪提出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主席1936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这个时候，林彪还没有上井冈山。
（三）林彪对时局估量并无大错，但行动观点是错误的
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复杂的背景下，对未来的预判比较困难，形势的发展时常出人意料。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说明，革命高潮并没有”迅速到来”。比如，主席在1929年4月曾主张“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至复信时，大半年过去了，看上去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的可能。
对此，主席在信中也承认，“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机械地说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不免有一些机械性和急躁性。
不仅如此，红军在4年多以后，还被迫离开江西，开始万里长征。主席在回信中谈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二是红军的行动。可以说，林彪对形势的判断并无大错，但在行动观点上是错误的。这怎么讲？
林彪在信中，表达了不愿做艰苦的建政工作，即创建根据地，更愿意采用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影响，等待全国总暴动的到来。因为这种方式比较“轻便”。在这个问题上，林彪等一批人的观点明显是不对的。主席在回信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和解释，试图说服林彪以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
红4军自1929年1月中旬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往来游击。一年来，部队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减少，此时红4军只有不到3000人。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这数千红军就只能将队伍分散到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这样的结果，红军或是自生自灭，或是被敌人消灭，没有其他可能。
正是在主席的坚持下，红4军致力于根据地建设，才有了后来的红军大发展。虽然革命高潮没有“迅速到来”，但到长征时，红一方面军规模已经达到10万人。
这封回信具有重要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当时普遍存在的悲观思想，坚定了革命信心；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即创建红色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开始形成。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苦的探索时期。对形势的判断和行动的方针，也是在探索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对时局或行动方针一时认识不清或思想上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事。伟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在于在探索的过程中，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判断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感佩：林彪一封信，引出主席一篇雄文。将帅之间直言不讳，坦诚相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也是事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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