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正处于西周与战国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周王室衰弱走向瓦解，面对中原四分五裂的格局，出现南北征战的局面。这是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人心叵测，野心勃勃。
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身上既有英明决策流芳百世，又有迂腐顽固的思想作祟导，最终一代霸业悲剧收场。
宋襄公“让国”之美背后的守旧思想
宋襄公“让国”之举倍受褒扬，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之际，急召(兹父)宋襄公及目夷(子鱼)至殿嘱托身后之事：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一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宋襄公是嫡长子，按照道理来说继承国君是应该的事情，但是宋襄公却以目夷年长且仁义为由而让出了国君之为，直到目夷坚决推辞而作罢。
宋襄公通过“让国”一事，在时代中凸显出来，春秋混战不断，皇子王孙时刻为皇位这块蛋糕弑父杀兄，拉帮结党无情争夺。而宋襄公的“宽容、礼让、大度”这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事在当时令众人大吃一惊，宋襄公的胸怀之大更是成为佳话。
让国之美，在宋襄公的角度有怎样的阐释?宋襄公出身于殷商贵族，西周那一套礼乐之教对宋襄公耳濡目染。在宋襄公的思想里，依然保留着那一套传统观念。
可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专政与皇权成为人们争夺的重点，不再实行“礼让”制度。理想主义制度逐渐被血淋淋的现实社会取代。
宋襄公并不能敏锐察觉，即使改变，依然认为周室礼教主宰这一切。“井底之蛙”形容此刻的宋襄公再不为过。此时的宋襄公沉浸于自我蒙蔽之中，仍未醒来。
泓水之战中突显宋襄公之“迂”与“愚”
影响宋襄公霸业走向的，绝非宋襄公口头的让国，而是操起武器实战，如果说宋襄公的“让国”并没有突显宋襄公的守旧的弱点，仅仅是他高尚的一面。那么，从泓水之战起，宋襄公的路彻底走偏。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战火频繁的时代，人们对自身所需追求得更加直接，权利成为拉开战争的胜利品。因此，战争不再是礼乐制度中军事礼节的“摆设”，作战手法和谋略逐渐变得五花八门。
可以说，只要能过最快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其中，军事谋略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指导。一些先进的作战观念得以凸显，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半渡而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等等。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但有明争——实力的抗衡，更有暗斗——技巧取胜。春秋之战是血淋淋的，礼节已经被践踏无视。
大环境如此，领袖应该具备随机应变的实力，把握战机。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面对敌军有利战机，子鱼两次请求出战都被驳回。宋襄公一定要等到敌军站好队伍才作战，否则就是不道义的事情，足以见得旧思想观念对宋襄公的禁锢。
宋襄公在危急关头，依旧秉持“不鼓不成列”的信条，依然“以礼待人”，发扬礼乐指教足以见其“迂腐”。作战是宋军本就出于人少的劣势，领导者更应该趁敌军队伍未整时先发制人，趁其不备袭之，用最小损失将敌军打个措手不及，成功方能几率大增。
子鱼两次提醒宋襄公，可见子鱼有审时度势的远见。宋襄公没能分清场合和局势，沉浸在高尚思想中。可是在权力争夺中，根本无人在意是否仁义，包括楚军在内。
泓水之战因为宋襄公思想顽固一败涂地。
史论纵横说
春秋时代的外交政策双线并行。一是由空有虚名的周王室实行周礼，封有能力者为侯伯。二是现实中的外交：战争、贸易等用一系列条件换取自身所需。
此外，一国国力是否强盛也决定着国家在众国家的地位。宋襄公却想用周王室的礼仪制约别的国家，达到自己称霸的目的。这是可笑的。宋襄公一直是周礼的追从者，不但对自身定位十分迷茫，更妄想用这样的旧制度约束他人，他的妄想软弱无力，最终被淘汰。
时代变了，宋襄公却没变。宋襄公的仁义绝对不是真的仁义，他接受的周室礼教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仁义在新时代下演变成了迂腐。他保守的思想与社会快速的发展产生了冲突，宋襄公不能够纵观大局，发现自身问题，一错再错，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仁义还是愚蠢，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宋襄公的悲剧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