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刊登过一个名为《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上几个世纪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中国名人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元世祖、明朝大宦官刘瑾、清朝巨贪和珅、清朝富豪伍秉鉴和民国财长宋子文。在6人当中，唯有伍秉鉴是纯粹的商人，并且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那么，伍秉鉴是如何发家的？身为世界首富，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01世界首富
伍秉鉴，又名伍敦元，字成之，祖籍福建泉州，1769年生于广州。伍秉鉴出身商人家庭，其父伍国宗是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创始人，专营对外贸易。1801年，年仅32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行，由于精明能干、经营理念超前，因此怡和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竟成为十三行中最大的商号，而伍秉鉴也当上十三行的领导人-总商。
广州十三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专营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即“牙行”），属于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代替中外商人纳税，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号称“天子南库”。除了做生意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
由于从事着垄断性的事业，十三行各个商号的当家人都是富商巨贾，尤其以伍秉鉴的财力最为惊人。除大量的金银现金外，伍秉鉴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茶园、店铺等不动产，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当时，东印度公司每逢资金周转不灵，便会向伍家借贷，由此可见伍秉鉴的财力。
根据保守估计，经过40余年的积累，伍秉鉴的总资产高达2800万两白银，按照现在1克白银约合5元来计算，其数值约等于7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身价才只有2000万美元，按照现在的价值计算，约合人民币17亿，尚不及伍秉鉴的1/4！正因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在“重农抑商”思想盛行的帝制时代，商人从来都是被打压、搜刮的对象，从朝廷到各级地方机构，都可以随时随地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伍秉鉴虽然身为世界首富，但同样深受其害。根据史料记载，每逢皇帝、皇后、督抚的生日或地方的洪涝旱灾，官员们都会勒令伍秉鉴捐献财产，“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引文见《广州府志》）。
为摆脱困境，伍秉鉴曾向朝廷捐献一笔巨款，由此换得一个三品顶戴。然而，这个新身份只能帮助伍秉鉴摆脱低级官吏的骚扰，但并不能使他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伍秉鉴被按上“包庇外商走私鸦片”的罪名，多次遭到训斥和惩戒，被迫屡屡向清廷献出巨额财富以消灾。等到林则徐被罢免后，伍秉鉴尚未来得及喘口气，两场更大规模的困境便袭来。
02疏财救国难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在主和派的攻击下，被道光帝革职。随后，被派往广东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琦善，因为擅自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同样被革职。琦善被革职后，被道光帝寄予厚望的堂侄奕山担任靖逆将军，前往广东负责对英作战事宜，时在1841年1月。此时，侵华英军因不满中英谈判的进展缓慢，遂在奕山抵达广州后不久再启战端。
奕山虽然身为统帅，但完全不懂军事，因此极为倚重号称道光朝“第一名将”的湖南提督杨芳，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杨芳虽然是百战名将，但对近代战争毫无概念，并且他这个人非常迷信，认为英军先前之所以很厉害，肯定是使用了“邪术”的缘故。因此，杨芳命令地方保甲遍搜民间的马桶，在其中装满屎尿，作战时只要将其泼洒在英国舰船上，便可以让敌兵不战而溃。
结果可想而知，杨芳的“马桶计”根本不灵，英国军舰溯珠江直逼广州城外。在见识到英国坚船利炮的慑人威力后，被吓尿的奕山放弃抵抗，在同年5月24日宣布投降，随后跟英国代表签署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根据这项条约，奕山允诺清军在6日内撤出广州城60英里以外，一周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600万银元，并赔偿英国商馆、商船的损失。
奕山在签署《广州和约》时，没有也根本不敢向道光帝汇报，如此一来，向英军缴纳的600万银元“赎城费”，就只能通过搜刮商人的方式来完成。当时，奕山向十三行强行摊牌200万银元，而作为摊派最多的一家行商，怡和行老板、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便捐献出110万银元。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伍秉鉴这笔数额巨大的捐款，广州城很难避免一场浩劫。
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完败而告终，随后中英两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清朝除了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同意开放5处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商自由贸易、两国协定关税外，还需要向英国支付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这一次，“轻车熟路”的清廷又将200万银元的赔款摊牌在商人头上，而伍秉鉴再次拿出其中的一半。
粗略估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不算其他损失，仅赔款一项，伍秉鉴便向清廷捐献210万银元，这数字实在惊人。要知道，伍秉鉴虽然身家高达2800万两白银，但大部分都以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等方式存在，流动资金并不多。如此一来，伍秉鉴疏财救助国难的行为值得称赞，却也耗尽了几乎全部流动资金，可谓损失巨大。
03凄凉结局
按照常理来讲，为救助国难而损失惨重的伍秉鉴，理应得到朝廷的嘉奖和民众的崇敬，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从朝廷到普通民众，对外国的仇视变得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靠着跟洋人打交道而发家的伍秉鉴，跟大部分外贸商人一样，都被骂作“汉奸”、“卖国贼”，使其名声扫地。此情此景，令伍秉鉴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写信给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称：“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对于伍秉鉴在书信里透露出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如此评论道：“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注：“浩官”是伍国宗的商号名称，为后世子孙所沿用）。
从伍秉鉴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件来看，备受挫辱的他，已经有了移民美国、到海外“重起炉灶”的计划，但过于衰老的身体，却无法支持他这样做。1843年9月，满怀悲愤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广州溘然长逝，终年74岁。伍秉鉴死后，家族生意每况愈下，等到其子伍崇曜死后，伍家再没有出现过商业英才，以至于最终落得破产的境地，实在令人唏嘘。
不仅如此，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开始没落，在清政府的压榨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公行制度的废除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发展，广州丧失在外贸方面的垄断地位，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十三行街突遭大火，使这些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参考书目
萧致治：《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陈舜臣（日）：《鸦片战争（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史澄、瑞麟、戴肇辰：《广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
张晓立：《晚清首富伍秉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