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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上映，不仅是在外卖和算法题材上走得最深最远的一部电影，也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9月4日，食通社邀请本片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共同录制了一期“食日谈”播客。本文即由刘泰风导演的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在本文中，导演表达了电影创作背后的社会关切。算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这不只是外卖骑手这一群体需要面对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所有人都困在算法里”。刘泰风导演希望，这部电影最终能够表现不同阶层所面对的困境，也为这个时代留下宝贵的记录。
2021年，我开车在北京的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差点撞到一名外卖骑手。
那是夏天，红绿灯的倒计时数字一直在变动，烦躁的心情就出现了。眼前所有人不是在闯着红灯，就是在蓄势待发，这时候绿灯亮起来，我下意识就踩了油门，正好一个闯红灯逆行的外卖骑手就从车头擦着车牌就过去了，我都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力量传导到我身上。如果再快零点几秒，我就直接把他撞飞了。
我当时脊背发寒，一下子想到：如果真把他撞飞了，我应该承担着怎样的法律责任？因为我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没有看清路况，但是他为了去赶时间送单闯了红灯，其中的责任界定是很微妙的。
恰好我一直想拍一部有关于民生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但需要一个适合切入的视角，这些元素一下子在我脑子里集合在一起。当时我和身边的编剧蔡知伶说，咱俩要不写一个剧本：一个在互联网平台专门制定算法的程序员，撞倒了本平台的外卖骑手，看看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剧本的构思就这样诞生了。
从那一刻，我们就开始完善里面的人物关系，所以我走访了很多外卖骑手，不同年龄层的、不同性别的，有做过站长的、有做专送的、有做众包的。这种积累是电影创作当中必要的过程，我的编剧也和她在互联网大厂里面工作的朋友聊，我还和小区的保洁员、甚至遛狗的大爷聊天，以开放式聊天的形式去搜集生活当中的素材，再去慢慢打磨剧本。
从决定要做这个项目到开机不到三个月，2022年夏天我们在杭州开机，一共拍摄了40天。
●影片于2022年夏天在杭州拍摄，大量实景让观众得以在银幕上看到疫情期间的日常。片方提供做外卖骑手真的“零成本”吗？
其实做外卖骑手里面的很多“坑”是外人看不到的。在网上招募骑手的时候，开出的条件都是管吃管住，“零成本入职”，这是他们的宣传语。他们希望来报名做骑手的人越多越好。
但入职其实并不是免费的。做专送骑手有一个硬性条件，离职必须提前一个月打报告，而且离职当月的工资要跟站点对半分。所以只要加入专送团队，你就至少要干一个月起步，给站点贡献一个月的价值。所以站点是旱涝保收，有些人干了一段时间认为自己干不了这样，他这个月就等于白干，钱落到站点手里。
骑手所有的装备也不是站点发给他的，服装是要自己买的，电动车、电池是要租的，背后是一套非常庞大的产业链。入职之前站点会说，我给你提供住宿。其实是带你到租房子的地方，给你签房租协议。这些东西你可以不用支付，但是直接从你的工资里扣除。
所以它不是零成本，而是让你先背上债，没有办法脱身，要脱身就把自己“赎”出来。
●外卖站点在路边开早会。平台的人员管理、订单协调等工作都需要依赖基层站点。拍摄：天乐在采访中，很多站点的站长也非常无奈，因为他有平台的绩效考核压力。平台之所以把这个站点交给站长，是因为能给平台贡献优质的新鲜血液。剩下的一切的东西平台都不管，他们跟外卖骑手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合同都只是合作协议，而且是在手机上电子签。这就非常容易钻漏洞，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每个字认真地都看清楚。但就是这样一份合同，事关骑手将来的劳动保障，以及意外的理赔。
但是大部分的求职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先挣到钱，所有其他问题都可以放到后面。对于这份工作，我采访的大部分的外卖骑手，要不就是把它视作人生的过渡，要不就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一笔可以支配的财产。
电影里面我给危力写的台词：
“这就是一份兼职。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注册骑手吗？如果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上五险一金，那这公司还开不开了？他们是自愿的，跑一单赚一单的钱，不跑单还可以休息，他们不用面对日报、周报、年底绩效考核各种各样的压力。”
这些都是兼职的代价：你跟平台是没有任何关系，合作协议也仅仅是第三方的劳务公司跟你签署的。大家都知道合作协议代表着什么？就是没有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保障，有些条款用骑手的话说，就叫霸王条款。因为所有的话语权都在甲方手中。
这里有些细节。大家知道骑手每天要交三块钱的保险费，其实它只赔偿因骑手过失造成对方的损失。如果说过失在对方，那就需要对方的保险去赔偿。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如果骑手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自己受到了伤害，那就是无解的，骑手是得不到赔偿的，也就是电影中出现的情况。
所有人都困在算法里
其实外卖员和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只是这个电影的切入点而已。与其说电影讲述的是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倒不如说是我们所有人都困在算法里。
除了外卖员被撞倒，电影中还有一个并行的事件，程序员被裁员。两个家庭都处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当中，但不同的阶层之间，即使平时身边擦肩而过，我们甚至都不会去看对方一眼。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变得冷漠，以至于最后变成一种不可调解的敌意。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车祸发生，这个程序员一辈子都不会跟外卖员打交道。因为系统告诉他，你不可以去跟他们打交道，不可以在工作中带入对他们的同情。
算法工程师的目的是要优化这个系统，这是有带有强烈职业属性的行为。那么他的目的不是研究外卖骑手的困境，从而设计一套可以保护他们的机制。一个合格的算法工程师必须要按照算法的逻辑，把商业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能避免劳务纠纷。
电影里，程序员危力的工作节奏很紧张，没有时间去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压在他身上的只有那几件事情：KPI、绩效考核，决定他是升职加薪或者是被裁，他不会考虑算法会不会对其他人或多或少造成伤害。他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深信不疑，因为工作环境要求他深信不疑，否则他就被裁员了。
直到他当撞倒外卖员那一刻，他开始产生了一点疑问，但一开始不是针对算法的，只是人性当中高光被激发出来了，觉得撞到了这个人，我是不是得负点责任。
这个觉醒的过程是缓慢的。如果说这样一个算法工程师能真正站到公司的对立面，我觉得也不现实。大学同学对他有一句灵魂拷问：“我们这个年纪除了钱还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他能最终拒绝公司的高薪返聘，已经表现出人性的高光了，因为他能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所以他面对公司的聘请说：
“人不是橘子。你不能吃完橘子把皮一扔就算了。”
最后虽然外卖骑手金鹏的老婆选择放弃治疗，但是代理律师决定把控告的矛头从程序员转向平台。这其实是一个悲剧，但它引导着两个不同阶层的人下意识地觉醒了。
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电影里出现了一位老先生，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电影放映员，对危力讲述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为村民放电影的情景，当时电影一票难求。后来他又经历市场化，在90年代下岗。
其实这个老人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职工。他在告诉危力：你经历过的下岗，我也经历过。而我年轻时从事的职业让我感到如此自豪，因为我在为人民服务，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现在呢？今天我们创造的所有价值都可以用利润来衡量。但是电影里创造利润的外卖骑手，躺在了ICU里面，没有人来管。电影里有一段危力和骑手律师的对话：
“我们创造了这个软件，为大家带来了多少便利？你工作的时候吃不吃外卖，给你节约了多少时间啊？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们甚至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你不能否认这个。”
“我不否认你们创造了价值，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现在躺在ICU里面。”
危力说，外卖给你们节省时间，这就是它的价值。但是外卖节省下来时间都在哪里？你会发现时间永远不够用。
每个人都在向往工作之余能够有片刻休闲，和亲人朋友在一块开开心心地去旅游，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却在被所谓工作，或者交通所占据，只能用碎片时间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东西。
现在我们每天奔波是为了什么？相比过去，现在是有手机用、有车开，但是精神层面上为什么那么疲倦？背后的代价是什么？这也是我也想通过电影告诉观众的。
●部分片场照，片中用了很多镜头去捕捉杭州这座城市在2022年的现实状态。刘泰风导演也在采访中提及，坐在马路边观察并记录各种不同的普通人，是他获得创作素材的重要方式。
现状还在越来越“卷”
从电影拍摄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外卖行业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还在恶化。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骑手的单价一降再降，据说三块钱的保险也变成了两块五。
前两天，我们在上海路演，去一家餐馆吃汤包。这家店在平台上的评价非常高，到店以后，店长说，你们只要打卡，写一个好评，每人就可以领一份十几块钱的小菜。我们几个人打完卡，送上来一桌子小菜。店长说，哎呀，没办法，现在我们这条街上都是这么运作的，如果不去刷好评，评价会往下走，平台就不会推我们。可是我们一尝正菜，不好吃，虽然在平台上的口碑很好。
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堂食的体验会越来越差。但是我不怪餐厅，因为他们都是困在算法里，不这样做的话他们挣不到钱。很多做餐饮的老板说，做外卖是做一单赔一单，但就是为了维持客源。如果不做，就在平台上消失了。
电影行业也是这样，对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评价标准也是基于数据的。这种控制可以精细到每一个桥段、每一场戏或者每一个人物，以及演员的选择，他们认为按照大数据来设计，就一定会有观众买账。但数据和流量是怎么来的？也可以想办法“送小菜”嘛。这是各行各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只是外卖行业最为凸显。
以前餐馆可以自己雇外卖员，每一单多加些配送费把餐送到家。电影院辐射周边这些社区，大家节假日来看电影，明码标价摆在那里。当时的餐馆和电影院都还可以，它周围的生态是良性的。
而平台做到的就是把这些资源全都整合在一起。其实平台不单是从他们经营的业务中盈利，它们更看重漂亮的报表，增长的数字。有了这些，它背后的资本，以及股市上的运作就可以给它带来红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底层逻辑，在这之外，无论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贡献的价值都没有那么重要。但现在，提高算法效率的一方和执行算法的一方被共同绑在了一架巨大的战车上面，奔着盈利的目的一直前进。
几年前，点一份餐需要40分钟送达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很慢。现在我们会觉得，20分钟送不到就嫌慢。这就是一个人的心理变化。但不一定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很多消费者是可以忍的，比如说我知道40分钟以后要吃饭，算好时间提前点餐不就行了吗？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心态？其实是某种强大的推动力，在慢慢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可以说这些已经是我们的消费习惯了，但是习惯的背后是有问题的。
我接触了大量的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他们的情绪从何而来，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制度需要大量人性化的改进，不只是因为骑手或者司机是为平台工作的，而是找回他们作为一个人应得的尊严。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作为一部电影很难改变什么，或者强烈地批判什么。这背后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我只是在生活当中提炼出我们每个人遇到的困境，把它们摆上电影银幕，写一个大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