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政学人
瑞典为何加入北约？基于本体安全视角的分析
作者：Elvira Hjertström，瑞典国防大学政治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危机管理和安全；Linus Hagström，瑞典国防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身份认同、权力和国际安全。
来源：Elvira Hjertström and Linus Hagström, “Changing identity to remain oneself: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Swedish decision on joining NA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19, 2024, pp. 1-26.
导读
2022年5月瑞典突然申请加入北约似乎与其本体安全相悖。然而，维护本体安全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种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本文将国家的自我（state's self）概念化为层次化的身份结构（layered identity constructions），其中一些更为深入，而另一些则相对短暂和表面。当它们产生分歧时，后者可能必须改变以维持更深层次的稳定性。文章认为，与以往的认识相比，2022年初瑞典的不结盟身份认同的构建更为浅薄。在俄乌冲突爆发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之后，不结盟开始与更加深层的瑞典身份认同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危及瑞典自我的稳定。尽管瑞典加入北约确实在部分人群中产生了本体上的不安全感，但文章认为，政策转变有助于那些坚持主导性身份叙述的瑞典人部分恢复他们的本体安全感。
研究问题和既有研究
本体安全研究（Ontology Security Studies）认为集体行为者渴望传记叙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连贯性。然而，这无法解释瑞典在2022年加入北约的政策转变，以及使其在政治上成为可能的身份认同变化。既有研究认为，国家行为的动机是追求“身份安全”，而对自我认同的威胁使国家在本体上不安全。然而，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身份维持是本体安全的先决条件的假定。首先，自我和身份在分析上是不同的。自我指行为者的主体性和在世界上基本的存在感，身份则被用来赋予自我目的和方向。因此，自我被理解为渴望稳定并努力实现本体安全的实体，而身份被视为自我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通过概念上的区别，身份变化可能是行为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理解时试图应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一部分。本体安全与自我的稳定性、连贯性和连续性有关，不应将其简化为对稳定身份的追求。特别地，身份认同为了自我的延续可以发生改变。
该观点有助于阐明身份变化如何能够在不引发深刻的本体不安全感的情况下发生。然而，概念上的空白仍需解决，即究竟是什么促使行为者在追求本体安全性时从一个身份转换到另一个身份。简而言之，如果身份改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在身份改变的情况下，仍拥有稳定、连续和连贯自我的体验？此外，对现实的不断变化的理解如何挑战自我的本体安全？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忽视了身份在维护某种本体安全的作用，由此产生一种印象，即自我在面对现实变化时，似乎能够在不同身份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身份似乎是可以互换的，与拥有一个稳定和连续的自我的体验无关。然而，考虑到身份和自我都是通过社会和话语过程产生的假设，这种推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两者势必相互影响。
自我作为层次化的身份结构
为了理解自我与其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行为，文章将自我概念化为层次化的身份建构（layered identity constructions）。一些身份被认为是更深层次的，对行为者的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和本体安全至关重要，比如“主权自我”（a sovereign self）。因此，任何强大的主叙事或“政治神话”都是人们自认为是一个实体、集体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被理解为更深层次的身份结构。同时，表层的身份建立在并肯定了这些嵌入的身份，认可而不是定义对自我的核心理解。此外，不同的层次可以被概念化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塑造自我的观念，并有时促成稳定的、连续的和连贯的体验。当对现实变化的理解引发身份之间的冲突时，会出现一种临界情况，被称为本体失调（ontological dissonance），即一种实践与行为者身份之间的冲突，这种实践旨在确保一个身份，而同一行为者的另一个身份则因这种实践而受到挑战。这危及了自我的认知稳定性，刺激了身份的改变。
此外，由于行为者的自我意识会随着新的经历而发展，一个连贯的叙事往往包含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只有在传记叙事中建立了行为者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时，才变得有意义并有助于拥有稳定的自我体验。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关键情况下，通常能够在表层观察到身份变化，因为只进行表层变化并保持所有更深层次的完整性似乎是不那么令人不安的。相比之下，深层次的身份对行为者来说更难以被政治化和改变。因此，这种变化是戏剧性的，因为难以将其纳入传记叙事，而且难以切断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因此，文章将身份变化概念化为试图在不同身份层面之间恢复某种稳定性的动机，其中表面身份通常被调整，以更好地与深层次的身份保持一致，这也是为了响应对现实变化的理解。文章旨在强调身份对于告知自我其稳定性、连续性和连贯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方面在关键情况下如何受到挑战。将自我理解成多层次的身份建构，有助于了解变化和稳定性如何在自我的不同层面上同时表现。
研究设计
文章采用叙事分析，旨在从国家的传记叙事中了解哪些身份是更深层的，这对更稳定的自我体验至关重要。文章以瑞典社会民主党和自我认同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人物为实证研究对象，他们在塑造瑞典“中立和不结盟”的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他们在2022年春天因为俄乌局势改变了这一立场。从维护身份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立场的转变应该已经给其党员和支持者带来了本体不安全感。文章旨在解决这一矛盾，并回答他们如何建构和改变其传记叙事的。
研究材料包括来自社会民主党以及自我认同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和记者所著的文章，以及他们在各种场合下的声明。时间跨度从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到当年5月底。研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在2022年春天，对现实变化的理解是如何挑战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政党自身的稳定性的？而由不结盟到寻求加入北约，这一身份的转变又是如何恢复稳定的？
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
文章分析了四种相关联的传记叙事。第一种叙事是其他叙事的背景，它表明不结盟曾经肯定了瑞典作为一个独立于大国政治之外、并为和平做出贡献的独立国家的观念。然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被视为改变了这一现实，不结盟身份开始与其他更深层的身份建构发生冲突，从而危及瑞典自我的稳定。因此，为了在不同层次的身份建构之间恢复稳定性，似乎必须放弃军事不结盟，转而加入北约。
第二种叙事强调了瑞典做出与芬兰类似的安全政策决定的重要性。当芬兰决定申请加入北约时，社会民主党人将军事不结盟理解为开始与瑞典和芬兰的特殊关系发生冲突—这是瑞典深层的身份建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瑞典应效仿芬兰的政策。因此，瑞典转变身份和政策的动机是希望保持与芬兰关系的连续性，从而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瑞典自我。
第三种叙事侧重于瑞典与其他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军事不结盟政策与瑞典促进团结和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集体安全的深层的观念发生了冲突。这种对现实改变的理解危及了瑞典的本体安全。因此，似乎有必要重新调整各种身份结构，恢复瑞典自身的稳定。
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叙事以瑞典所谓的积极外交政策为中心。2022 年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普遍认为军事不结盟与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不冲突，或者说他们对这种政策的认同并不冲突。因此，与其他叙事不同的是，没有必要为了保持这一特定身份建构的连续性而放弃军事不结盟。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将加入北约与维持瑞典在世界上的独特发言权相提并论。因此，本文揭示了如何将北约成员身份和政策变化纳入传记叙事，而又不损害对瑞典自我的核心理解。
不结盟政策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身份构建
研究结果表明，自2022年初开始，不结盟身份不再是瑞典自身核心的一部分，而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中保持其重要性，因为它促进了其他更深层的身份构建的维持。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推翻军事不结盟政策的原因。这一观点可能受到的质疑是：有什么证据表明不结盟已经构成了瑞典身份认同建设中更为肤浅的一层？
尽管中立和不结盟与冷战时期的其他身份一样根深蒂固，然而，从文章的理论视角审视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到，中立和不结盟逐渐依赖和接纳其他身份结构。例如，瑞典在1995年放弃了中立政策，转而支持欧盟成员国身份，可以说是出于保持其连续性的愿望。这种转变是由于中立立场已无法解释瑞典对“适当的国际角色”的追求。后冷战时代，对中立的理解与瑞典通过安全政策保持的角色愈加不一致。最终瑞典放弃了“中立”的观念，转向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者这一身份。在这一转变中，军事不结盟政策依然持续，因为它被理解为对北约安全具有稳定作用。
后来，学者们强调了安全政策实践与不结盟身份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与北约建立了双边安全合作，参与了北约领导的和平行动和军事演习，签署了相关协议。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与北约的关系。最终，与当时其他军事不结盟的国家相比，瑞典和芬兰在并未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情况下，寻求与北约最大限度地发展关系。
虽然军事不结盟和与北约的密切合作可能被解释为不相容，但这两项政策的推行没有与更深层的身份认同结构产生冲突。这种政策转变甚至被认为促进了瑞典对这些身份构建的投入。因此，安全政策转变可以在不激起军事不结盟支持者的本体不安全感的情况下发生，正是因为其他身份结构也可以得到维护。此外，在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瑞典没有直接寻求加入北约，因为当时的情况尚未挑战瑞典其他更加深层的身份结构，这一推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瑞典没有放弃军事不结盟。
结论
尽管身份构建可以在服务于自我的持续存在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自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选择其身份。因此，虽然文章同意一些现有观点，即分析焦点应当放在自我及其追求本体安全上而非仅仅是身份的保持上，但文章同时提出身份在塑造跨时间和空间具有稳定、连贯和连续自我的感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身份对自我稳定性的影响被视为受威胁或挑战的程度和方式。为了理解行动者在寻求本体安全的过程中，一些身份构建如何保持稳定而其他身份构建如何改变，将自我概念化为层次化的身份构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层次之间的冲突往往促使更表面的身份构建发生变化，从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瑞典的案例中，社会民主党不结盟被视为与作为一个独立的、促进和平的国家身份发生了冲突。根据分析的传记叙述，有必要放弃作为一种身份的不结盟和作为一项政策的军事不结盟，以便在瑞典自我的不同层次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协调。因此，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并不一定挑战瑞典的本体安全，但它在叙述中显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适应，这将有助于确认并稳定瑞典的自我意识。
词汇积累
layered identity constructions
层次化的身份建构
ontological dissonance
本体失调
译者：朱子岸，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校对 | 辛逸伦 赵怡雯
审核 | 李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