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董嘉怡 张慧滢 郭星如 邢梦莹
10月26日早晨的上海,天空飘着细雨。一位优雅时尚的女士,挎着墨绿色皮质格纹手袋,戴着大大的酒红色眼镜,神采奕奕地走进临港中心司南厅。她就是丹妮拉·罗兹(Daniela Rhodes)。与她的对话经历了三个会场空间的转换,持续近两个小时。
罗兹仍戴着去年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时戴的金手链,它有着酷似DNA的结构,是她在一家古董店橱窗偶然发现的,而且恰巧制造于1962年。“这一年,沃森和克里克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告诉店主,我要买下它。”罗兹摘下手链,高兴地展示给我们看,“实际上,手链的螺旋结构是错的,但美妙之处在于它很清晰。”
2023年,罗兹因“阐明了核小体的原子结构,为揭示染色质、基因调控和表观遗传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这次上海之行,是罗兹第三次来到中国、第二次参加顶科论坛。如同染色体折叠形成DNA,这次专访也将罗兹不同时空的经历交汇在一起。
“让年轻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做科研”
“年轻科学家的责任和压力在不断增加。”前一天的青年科学家论坛,给罗兹留下深刻印象。听说有的年轻科学家“只有10%到20%左右的时间能用于思考科学”,罗兹表示,“应该让年轻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和安全感去做最好的科研,并提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罗兹工作40年的英国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拥有鼓励创新的宽松科研环境,科学家从事他们认为有趣的工作,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得到研究,“这一理念为我们带来了13个诺贝尔奖。”
职业生涯的最后20年里,罗兹找到了另一个令人好奇的事物:端粒。
罗兹的同事西萨·米尔斯坦发现单克隆抗体后,实验室的科学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人体是如何从几个基因,产生如此多种类的抗体?”这个基本问题催生了单克隆抗体的发现,进而推动了使用单克隆抗体作为目标、制造针对特定癌症蛋白的抗体的进展。这个问题花了大约20年才解决,罗兹试着用20秒向我们解释这一切。
她将端粒比作一顶保护染色体不丢失信息或受到损伤的“帽子”。在自然老化的状态下,端粒会变得越来越短。
关于端粒,分子生物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悖论: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极限。“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那么活跃的端粒——90%人类癌症的原因是端粒酶被重新激活,癌细胞无限增殖,变得不朽。端粒每增加一圈都会增加新的DNA,使它们能够继续分裂。很多人尝试研究如何关闭端粒,但如果你关闭端粒,干细胞也会停止生长。”罗兹倾身向前,用手指在手背上模拟一道划伤,“割伤自己时,你会产生干细胞,这是治愈皮肤的方式。”
“我们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重要”
“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电脑能从工作中拯救他们。”罗兹的幽默,收获了一片理解的笑声。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哈萨比斯和江珀,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一个50年的梦想——预测蛋白质的复杂结构。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走向,罗兹自然也感受到了。
前一天罗兹享用午饭的时候,坐在她身边的乔恩·克莱因伯格和迈克尔·I·乔丹正在谈论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她的“老同事”迈克尔·莱维特在20世纪就开始利用电脑研究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并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
罗兹深谙合作的意义,“在实验室里,有时候合作的最好方式不过是推开隔壁办公室的门。”她说,“最大、最快的发展,发生在生物化学家和工程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总得有人用电脑编程。”
然而,作为一名终身从事基础研究的结构生物学家,罗兹依然相信人类智能的第一性。她提到了AlphaFold,一款由Alphabet子公司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对蛋白质分子关系的精确预测得以实现,是因为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蛋白质和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她说,“在科学中,你必须会问正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重要。”
罗兹不断跨越人生的边界:连续六年拿到数学奖项,却在19岁梦想成为艺术家;离开诺贝尔基金会下属公司,却选择到一家提供食宿的医院做清洁工;凭借出色成绩申请建筑设计专业,却因为名额已满转到化学工程;误打误撞成为一名初级工程师,却为一幅瑰丽的电子密度图爱上科学……罗兹没有沿一条保险而无趣的直线前行,她一直在刷新世界对自己的意义,寻找一生所爱,最终为此停留。
“打开你的视野。”罗兹对所有可能读到这篇报道的年轻人说,“如果必须要做点什么,试着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要被父母的想法、通往职业生涯的最短路径束缚。最好的策略是去尝试、去改变,而不是在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
“女性无需模仿和伪装,只应成为自己”
谈及着装,罗兹笑说:“他们说,作为科学家,我太优雅了。”在闪闪发亮的戒圈、银制tRNA别针以及精心打理的金发之外,罗兹的优雅也体现在不疾不徐的步调中。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一位技巧高超的舞者,圆融又带有一丝锋芒,保持令人艳羡的平衡。
1976年,罗兹的第一个孩子詹姆斯诞生。同年,她在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成功制备了首批天然核小体晶体。这一年的夏天象征着两个重要的结晶:来自爱,来自科学。
对于罗兹而言,生活与工作,就像是DNA完美的双螺旋结构,相辅相成。儿子出生后,她才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职业,也许有一天我需要自己对他负责。”作为一位新手母亲,她同时成为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唤醒思想的练习者,不断学习如何将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说过很多次,一个人不是非得在实验室中才能思考。”罗兹说。
作为2024顶科论坛“她”论坛的联合主席,罗兹对女性在科研和工作中的境遇抱以极大关注。她曾为得不到像男同事一样的认可而沮丧,但她找到了避免成为“受害者”的方法:积极解决,减少抱怨。
1974年,罗兹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她发现男性的署名是首字母和姓氏,女性则是全拼,读者可以轻易辨认出作者的性别。她对导师亚伦·克鲁格(Aaron Klug)说:“如果你是A.Klug,那么我也要做D.Rhodes。”三年后,罗兹的另一篇论文发表于《自然》,署名为D.Rhodes。
生命的智慧在于承认和欣赏差异。随着自身成就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罗兹在走进满是男性精英的房间时,清晰体验到分歧的存在。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充分享受选择的自由,不被外界的期待所支配,“女性无需模仿和伪装成男性,只应成为自己。”
这份坚持,是一则优雅的宣言。
“学会等待,有些难题只是时间问题”
罗兹对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她参观上海世博会,欣赏中国画,在家中摆放青花瓷,阅读介绍中国的书籍,赞叹三星堆的青铜面具……
“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回意大利,创造了意大利面。我们也吃填馅的意大利面,也就是你们的饺子。”她伸出右手的小拇指尖比划着,“我们会就着汤,吃这么小的饺子。”
多元的国际化经历,帮她形成广阔的视野。她强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应该致力于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
“科学研究通常有漫长的周期,大多数诺贝尔奖都是在研究成果发现30年后颁发的。”罗兹表示,“我们要鼓励年轻人甚至是孩子对科学和自然保持好奇心。实际上,自然就是科学,就像‘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对吗?在这一方面,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做得非常出色。”
她想告诉孩子们,“做科学家,是一份精彩的人生”。
在分子生物领域深耕50年,她仍享受着科学的精彩。没有什么能够消减科学家对未知领域探索的热情,即便是那些终将过去的“至暗时刻”。
“如果你迷茫,找个人聊一聊。要知道,说出‘我要做一些不同的事’这没什么大不了。”她语气温和,像在讲述一个关于勇气和成长的睡前故事。
罗兹不是一幅黑白肖像,而是许多浓烈色彩的重叠与组合。在她身上,既有勇往直前、探索结构生物学的力量,也有对生活、对美始终如一的追求。当年她穿着超短裙通过了实验室的面试,如今在学术会议上也会和女性同行讨论漂亮的鞋子,谈及上海的空气湿度改变了她的发型。采访结束后,罗兹似乎终于找到机会,两步走到带队女老师面前说,“你是教授对吗?我喜欢你的穿搭,尤其是外套。”
最后,被问及想对中国的年轻人说些什么,罗兹微笑着看向在场的学生,“你们非常好,只是有点太严肃。”她又想了想,然后对着镜头认真地说:“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但别忘记享受生活。”
报道统筹:李泓冰
采写指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邢梦莹
采访写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董嘉怡、张慧滢、郭星如
视频采制:郭星如、张慧滢、董嘉怡
(来源: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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