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可能没有之一)，是美国冷战政策的重要设计师(可能也没有之一)。他在苏联崩溃之前便敏锐地预见到苏联内部的脆弱性，主张通过“弯曲并控制（bend and control）”对手的方法来增加其自身问题，避免直接军事冲突，进而达成战略目标。同时，他在冷战末期即敏锐预见到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接触和合作来塑造中美关系的框架。本文节选自布热津斯基写于2011年的著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这本书是一份冷静的战略蓝图，布热津斯基用战略家的眼光将地缘政治与历史结合，对于美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深刻的分析。布热津斯基在该书中对中国的论述也十分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特别是他对中美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洞察为全球读者提供了关于大国关系的一种思考框架。推荐各位去读原书。2017年，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
以下是美国正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六方面问题：
首先是美国日益庞大、最终不可持续的国债。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0年8月发布的《预算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美国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60%，这是一个麻烦的数字，但还不至于因此就把美国归入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行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日本债务与GDP之比高达115%，尽管持有这些国债的大多是日本人；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与GDP之比约为100%。
然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
由此引发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将带来长期的重大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在2010年4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基于多种假设条件对美国未来的债务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奥巴马政府目前的预算水平，可能使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2025年超过二战后曾创下的108.6%的最高水平。由于满足这个支出计划需要大幅加税，而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打算，那么现实必然是：国家债台高筑，将使美国在面对主要债权国（如中国）时更显脆弱，威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削弱美国作为世界杰出经济榜样的影响力，并进而导致它在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领导地位下降，国内发展的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为必要的战争筹款的能力，将严重受限。
罗杰·奥尔特曼和理查德·哈斯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公共政策支持者在2010年发表于《外交》杂志的题为《美国的肆意挥霍与美国实力》的文章中，对美国的悲观前景用悲观的字句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2020年之后的财政展望犹如世界末日……美国正在迅速走向历史拐点：要么行动起来整顿财政秩序，并重建那些决定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因素；要么就等着承受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后果。”
如果美国继续拖延下去，不能拿出一个减少开支和增加收入双管齐下的严肃的改革方案，那么，它很有可能重蹈那些因财政危机而衰败的大国的覆辙，例如古罗马帝国和20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
第二，不健全的金融制度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它存在两个弱点：
首先，它的高风险和不顾后果的扩张行为，是一颗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定时炸弹，不仅威胁着美国，也威胁着全球经济。
其次，它造成的道德风险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困局，从而引发了国内的愤怒情绪并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吸引力。美国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无度、失衡和不计后果的投资——美国国会不负责任地放松管制和鼓励购房贷款助长了这一苗头，贪婪的华尔街投机者则是幕后推手——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紧随其后的经济衰退，使数百万人遭受经济打击。
令情况更糟糕的是，银行和对冲基金里的金融投机者，实际上脱离了股东的控制，他们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没有给经济创新或创造就业带来任何实际好处。
2008年的危机还揭露了处于金融制度最顶层的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之间惊人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2009年公布的一篇论文讨论稿，金融行业的工资与私人经济其他部门的工资之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超过1.7——这是自二战之前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通过实施简单而有效的监管来改革金融制度，提高透明度，改善可问责性，同时促进总体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第三，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受阻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长期威胁着社会共识和民主稳定性，而这两者是支撑美国有效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失衡现象不断加剧：
1980年，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6.5%，而最底层4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4.4%；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两个数字分别变为21.5%与12%。除了年收入外，家庭拥有的总财富额的对比更加悬殊：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竟然拥有33.8%的社会净财富，而下层50%的美国家庭只拥有2.5%的社会净财富。
这一趋势使美国在全世界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的两项排名中均名列前茅，也让美国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如果能保持美国梦精神所倡导的社会流动性，这种收入不平等还有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过去几十年，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实际上陷入停滞。
此外，最近关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这片“机会之地”的总体经济流动性，实际上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更严重的是，在目前的美国，收入向上的流动性低于一些欧洲国家。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低效。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每个中小学学生获得的人均教育投资在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但是学生的很多项考试成绩却是最差的。这种状况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本未得到开发，从而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导致美国制度的全球吸引力下降。
第四个难题是美国日渐老化的国家基础设施。
就在中国不断兴建新机场和新公路，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都拥有了先进的高速铁路时，美国这些方面的设施却全部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上。光是中国就有高速火车和近5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美国至今还没有这样的设施。北京和上海的机场不论外观还是运作效率都要领先华盛顿和纽约好几十年，美国的这两个地方越来越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味道了，这真是令人尴尬 😓
中国发生的一些极具代表性的21世纪结构创新事例，说明它正在赶超美国（虽然它的农村和小城镇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事实的象征意义十分深远。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2009年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评估，结论是，美国的基础设施总体得分为最低的D；其中航空基础设施得分为D，铁路C-，公路D-，能源D+。
城市更新十分缓慢，很多城市的公共住房条件恶化，甚至首都也是如此，该情况就是缺乏社会关注的鲜明体现。只要坐上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在速度缓慢、摇摇摆摆的美国“阿塞拉号”“高速”列车上）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基础设施的落后，从车厢窗户看出去，很难想象这就是那个在几乎整个20世纪都以社会创新为标签的国家。
可靠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活力。
在历史上，判断某个大国的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状况与独创性——不管是罗马人的公路和灌渠还是英国的铁路。
而上述的美国基础设施现状，与其说它代表着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倒不如说它代表着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更为贴切。如果美国的基础设施继续老化，其经济生产活动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年代更是如此。当今世界，美国与中国的制度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基础设施老化可能成为美国衰落的标志和征兆。
美国的第五个难题是公众缺乏对世界的了解。
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人对基本的世界地理、时事甚至重要历史事件的了解少得惊人，出现这种状况与公共教育体制的缺陷是分不开的。
200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8-24岁的青年中，加拿大、法国、日本、墨西哥和瑞典的青年能从地图上找出美国的人的比例，高于美国的同龄人。
2006年的一份针对美国青年人的调查发现，63%的人在中东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75%的人找不到伊朗，88%的人找不到阿富汗——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以高昂的代价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参与。
在历史知识方面，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高年级大学生知道北约当初成立的目的是对抗苏联的扩张，30%的美国成年人列举不出美国在二战时的两个交战国。
此外，美国公众对这几类知识的了解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国家地理》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调查中比较了瑞典、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年轻人对时事和地理知识的熟悉程度，结果美国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了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国墨西哥。
公众可直接获取的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世界的报道太少，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无知。除了五家主流报纸之外，地方媒体和各家电视台的国际时事报道少之又少，除了轰动性或灾难性事件的特别报道。长此以往，这种普遍性的无知可能导致公众面对煽动时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担忧，尤其是涉及恐怖袭击时更是如此。政府因此更有可能制定一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外交政策。
总而言之，公众的无知导致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更受欢迎的，是把问题简单化的极端主义观点，利益游说集团也在背后兴风作浪；而不是对冷战后复杂的国际现实的多样化理解。
与这个方面相关的第六个问题是：
内部对立日趋严重、党派性越来越强的政治制度。
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部分原因是媒体（特别是电视）、广播谈话节目和政治博客中越来越多地充斥着针锋相对的政党辩论，而不明真相的公众更容易受到摩尼教式的煽动。因此，政治瘫痪常常阻碍必要的改革措施（例如减少赤字）的推行。这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给人以没有能力处理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的印象。
而且，美国目前这种严重依赖竞选资金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容易被资金充足，但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利益的国内外游说集团利用，这些集团可以利用现有的政治体系，牺牲国家利益来推行它们的目标。
最为严重的是，兰德公司的一项认真的研究说：
“想扭转由政治两极化这样深刻和广泛的原因所导致的过程，即使有办法也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的国家在今后很长的时期都将面对左翼与右翼政治战争持续不断的局面。”
以上六个问题为那些认定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衰落的人提供了论据。
这些问题还导致美国制度在相对繁荣的欧洲所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父爱式体制面前黯然失色。
近些年来，很多人开始认为欧洲模式——欧盟的金融与贸易双重实力令欧洲的国际地位在近几十年里大大提升——比美国模式更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然而，仔细研究后便会发现，美国的上述问题显然有一些在欧洲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很可能影响欧洲的长期活力。
例如，希腊和爱尔兰在2010年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危机随后的蔓延表明，欧洲经济制度中的父爱式体制和高福利有可能难以为继，最终将威胁欧洲的偿付能力。英国执政的保守党最近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采取紧缩措施，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尽管美国号称是“机会之地”，但欧洲的社会平等和流动性程度确实高于美国。欧洲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铁路等注重环保的公共交通设施，比美国那些年久失修的机场、火车站、公路和桥梁要先进得多。欧洲人对地理知识和国际时事的了解也更多，不会轻易被扩散恐惧心理者利用（尽管存在一些边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右翼政党），也因此不容易在国际上被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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