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五月，山东曲阜孔府来了个衣衫褴褛的人，他嚷嚷着要面见第七十代衍圣公孔昭焕，还特意递上自己写的《洪范春秋》和《文武记》。
孔昭焕粗略地翻了翻这两本书，看后竟“不胜发指愤恨”，并连称此人为狂悖之徒，马上将此人捉拿，并亲自押送到曲阜衙门。同时，他又修密札一封给山东巡抚杨应琚，要求严查此人。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奔赴北京，向乾隆面奏此事。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又究竟在书里写了什么，让孔昭焕如此紧张，如临大敌呢？
山东巡抚杨应琚收到孔昭焕的密札后，高度重视，立刻将此人提审。
经过审问，得知此人名叫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父亲早亡，靠母亲给人做保姆生活，家里还有个哥哥丁文耀。
在他年幼时，母兄千辛万苦赚钱供他读书，希望能通过读书，改变家中的命运。但丁文彬自考中秀才后，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不久后，丁文耀结婚并搬到江功松华亭一带，靠卖烧饼为生。
没过多久，丁文彬的母亲病死了。丁文彬没有谋生的门路，只得投靠丁文耀。丁文耀一家人颇嫌弃他，对他自然没有好脸色。
在这种氛围中，丁文彬渐渐有些疯癫起来。他常常说自己要“力行尧舜之道，上帝命为天子”之类的话，并且还在乾隆十三年写了《文武记》和《太公传》。写成后，还专程送给江苏学政庄有恭，希望能得到他的推荐。不过庄有恭翻了翻，觉得他是一派疯言疯语，只把他当神经病打发了。
紧接着丁文彬又写了《洪范春秋》，时时自比尧舜。丁文耀一家皆骂他为“痴子”。
后来他实在住不下去了，便借了一两银子做盘缠，到孔府去找衍圣公。希望能兑现已故的衍圣公曾许诺的婚约，并且最好还能准备丰厚的嫁妆，以改变自己的困窘现状。
丁文彬还交待说，上帝派一小人，常在他耳畔言语，书中所言多是听命而写。并且还说有德即有位，上帝见他有德，让他传尧舜之道，令他“承其统绪，继位为王，国号大夏，年号天元。”也就是说，他不光要继承衍圣公，还应做皇帝。
说完，丁文彬还拿出《文武记》给杨应琚看。只见里面不光设定“大夏”国号，还有“天元”年号，并且还画有钱币的图像。丁文彬称这种钱为“太公九府钱”。关于礼乐典制，也一应俱全。据他说，均是按尧舜之道编修。他多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自己承上帝之命，恪守尧舜之道，绝不是疯癫。
杨应琚是个官场老油子，深知丁文彬虽疯疯癫癫，但若是将他释放，定会给自己惹下麻烦。于是慎重地写了一份奏疏，将丁文彬案的来龙去脉告之乾隆，并称丁文彬是“枭獍之心，狼号狗吠”，“仰请皇上速赐乾断”。
乾隆看了奏疏后，问杨应琚：“丁文彬身体如何？”
乾隆为何要关心丁文彬的身体状况呢？
原来，乾隆担心丁文彬身体吃不消，会死在施刑前，所以他才问这么一句。
杨应琚听懂了乾隆的问话，他回道：“臣观丁文彬语言气短，面带死色，应早正典刑，以惩奸慝，以快人心。”
于是乾隆下谕旨：“着传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勿任瘐毙狱中，致奸慝罔知惩戒也。”
杨应琚得旨后，不等三司会审，遵乾隆旨意，将早已被各种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丁文彬拖入市井，凌迟处死。他的哥哥丁文耀及侄儿丁士贤、丁士麟，按大清律判斩立决，其嫂则入官为奴。至于其他看过此书的人，均受到相应惩罚。
最可怜的要算江苏学政庄有恭，竟然视丁文彬为疯子而不报，于是乾隆责问庄有恭为何收逆书而不报？又问他逆书如今又在何处？庄有恭吓得七魂出窍，一再表示未见过逆书，最终被罚6万银子了事，好歹保住了官位。
此时正是乾隆盛世，儒学昌盛之时，天下皆歌颂乾隆贤帝也。
（参考史料：《清代文字狱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