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三不知的命案该怎么破？1971年顺昌县9.17无名女尸案侦破始末

1971年9月17日，顺昌县公安局接到城关派出所的报告：接群众报案，在城关的大河中发现一具漂浮的女尸，经打捞上岸后发现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头部有淤青，脖子上有掐痕，初步判断是被害身亡。于是，顺昌县公安局刑侦科和技术科的侦查、技术人员带着局里唯一的一名法医驱车赶往现场——

经勘查，死者年龄约60多岁，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东西，头部的太阳穴有较大的一块皮下淤血，呈紫色淤青状，她的脖子上又被扼掐留下的指甲掐痕。

死者手指上有长时间戴着戒指留下的痕迹，耳朵上戴着金耳环，嘴里还镶有两颗金牙，穿戴十分讲究。死者的直接死因是溺水而亡，但是身上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说明是被击打头部和掐脖晕厥后被抛入水中的。

经检查确认，这里不是第一杀人现场。

经技术人员分析，死者穿金戴银，衣着考究，分析可能是比较富裕的侨属，从衣着的特征和金耳环的造型看，可能来自福建南部一带。死者头部和脖子上有明显伤痕，证明是他杀，身上没有钱物，分析杀人目的是图财。死者伤口和血迹都比较新鲜，判断下水时间不久，可能是当天凌晨遇害的。从现场的地势、水流方向和速度以及尸体身上没有流冲痕迹看，第一现场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并不算太远。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死者是乘坐当天厦门至鹰潭的旅客列车到顺昌一带来探亲访友，从列车时刻表看从厦门到顺昌的旅客列车到站的时间是9月17日当天凌晨3时，被害的时候应该距离她抵达顺昌后不久。

今日的顺昌站站台

顺昌县公安局刑侦科在初步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制定了侦破方案，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

然而，死者是外地人，而且是抵达顺昌后不久就遇害的，应该和顺昌县当地人没有什么接触。再加上死者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证，导致追查死者身份的工作极为困难。死者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氏？还是不知道！

这一问三不知，叫警察怎么去找？简直就是无头悬案嘛——

影视作品中的66式警服

对于如何查清死者的身份，侦查员们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将死者的照片广泛张贴，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进行辨认，从中发现线索，进而查明死者的身份。

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认为既然是凶杀案，广泛张贴死者的照片只会惊动凶手，让破案变得更加困难，主张通过特情耳目进行查找。

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大家统一了思想，最终决定采纳第一种意见，即广泛发动群众辨认死者。

……

顺昌县公安局刑侦科立即印制了500份死者的照片向全县所有社队、厂矿、机关、学校张贴，组织社员、干部群众、学生和职工辨认，并派人带着死者的照片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走访，深入查找。另一方面在全福建省各县市以及毗邻的浙江、江西两省的有关县市和铁路沿线各车站和重要集镇张贴印有死者照片的认尸公告，组织群众辨认。

老照片 1971年正在清点物品的民警

由于发动群众发动得极为彻底，所以九天时间就收集到大量线索，经过筛选认为其中三个失踪的小脚老太太的信息可能和死者有类似之处。于是分别向长乐、鹰潭和福州派出三个小组进行核实。

长乐县的失踪老太太是营前公社营前大队人，经了解这位老太太和家人怄气，一气之下在半个月前离家出走去了建阳，但当侦查员赶到营前大队核实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在两天前自行返回家中，和家人重归于好了。既然人活着，自然就被排除了。

鹰潭市的失踪老太太信息是上海铁路公安局南昌铁路公安处鹰潭铁路公安分处鹰潭站派出所传过来的：鹰潭市防腐厂职工杨思川在鹰潭站看到了张贴出来的死者照片，说像是他的母亲林吓灼。杨思川表示：自己的母亲于9月15日从晋江乘车去泰宁探亲后一直下落不明。

70年代的鹰潭站站台

侦查员立即赶往鹰潭找到杨思川，让他仔细辨认更加清晰的死者照片，杨思川看了半天还是表示很像他母亲，然而当感觉到曙光就在眼前的侦查员再让杨思川辨认死者的衣裤和首饰时，杨思川立即断然否认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老母亲的东西。根据他描述的他母亲离家时的穿着打扮，不说和死者没一点关系吧，也只能说和死者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此只好排除这条线索。

福州市的失踪老太太信息是福州市公安局传来的，说有个叫陈淑英的香港老太太在回福州探亲的时候失踪了，她镶有金牙、戴着金耳环、手上还有金戒指，且发型和上身穿的衣服花色都和死者相似，家属通过辨认死者的照片也说很像陈淑英。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就主张：“老太婆的案件福州已经弄清楚了，不如就把卷宗移交给福州市公安局让他们去搞吧。”

但是刑侦科长对此坚决反对：“从福州市公安局送过来的材料看，陈淑英是穿裙子的，但是死者穿的却是长裤，而是死者的身材明显比陈淑英要瘦，我感觉是他们张冠李戴了。”

刑侦科长认为杨思川的那条线索还需要再推敲推敲，理由是杨思川说照片上的死者长得像他母亲，但又说穿戴不像而予以否定。可是，杨思川一直在鹰潭市上班，他母亲出门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怎么知道他母亲的穿戴的？他否定的理由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于是，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前往福州，对陈淑英的失踪情况进行核对，另一路前往杨思川的老家晋江地区晋江县石狮镇，对杨思川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去福州的侦查员经和福州市公安局的同行们反复比对，最终确定死者不是陈淑英。去石狮镇的侦查员却获得了进展，侦查员在晋江县公安局的协助下找到杨思川的父亲和杨家其他亲属，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辨认死者的照片和衣裤鞋袜以及首饰，结果证实死者就是杨思川的母亲林吓灼。

经了解，林吓灼时年66岁，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只会讲泉漳音的闽南话，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和别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她这次去泰宁探亲，买的是从厦门去邵武的火车票。

可是，她为何会在顺昌遇害呢？据此，顺昌县公安局刑侦科的侦查员们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1、凶手和死者比较熟悉，知道死者的一些底细；

2、凶手虽然是流窜案犯，但是他会讲泉漳音的闽南话，可以通过和死者交流骗取死者的信任。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侦查员们决定接下来的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查是否有人从厦门就开始跟踪死者；第二步再查死者在火车上是否和他人接触过。

经调查确认，死者林吓灼是先从晋江县石狮镇乘坐公共汽车到厦门，然后在集美站登上旅客列车，这段路程没有可疑人员跟踪，因此可以判断死者很可能是在火车上和凶手相遇的。

集美站站房

于是，侦查员们在铁路部门的配合下对那趟旅客列车的列车员进行了走访，经多轮走访结果终于获得9月17日开往从鹰潭开往厦门方向的返程旅客列车上有一个行踪可疑的年轻男子带着一些老太太才穿的衣服，这人引起了乘警的怀疑，还被带到餐车审查过。

侦查员于是找到那趟列车当班的乘警组了解情况，乘警表示：确实有这么个年轻人，他自称叫周火能，来自安溪县虎丘公社竹园大队，从小盗窃，1963年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送往明溪县楼前劳改农场劳改，1971年8月30日从劳改农场外逃，然后就在鹰厦铁路的旅客列车上流窜盗窃作案。

70年代初的女乘警

1971年9月17日他登上鹰潭开往厦门的旅客列车时因为拿着一个包袱，同车的一位旅客认出了他，因为这位旅客曾经被他偷过，于是就报告了乘警。乘警将此人带到餐车审查，发现他携带的包袱里头有一些老太太的衣裤，而且他无法解释这些衣服的来源，于是就将周火能控制，然后在列车抵达厦门站的时候移交给厦门站派出所，随后在9月20日由厦门押解前往福州铁路公安处进行审查，可是在押送途中趁看管的民警不注意跳车逃跑，然后下落不明，赃物则被带到福州，由福州铁路公安处刑侦科保管。

侦查员随后赶往福州，在福州铁路刑侦科找到了这些衣物，然后将林吓灼的家人带到福州进行辨认，结果这些人确定这些都是林吓灼的衣物，还有一枚金戒指，也是林吓灼的首饰。

随即，侦查员又分别前往安溪、厦门和明溪，对周火能从劳改农场外逃后的活动进行查证，结果证实9月17日在鹰潭至厦门的旅客列车上被乘警审查的人就是周火能，从他随身携带林吓灼的衣物的情况看，周火能很可能就是杀害林吓灼的凶手。

为了尽快抓获周火能，侦查员马不停蹄赶往安溪县，在安溪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对周火能的老家虎丘公社竹园大队进行布控，结果因为有人高密，周火能在回家后不久又成功逃脱。大为懊悔的侦查员们痛定思痛，认为还得深入发动群众，才能给周火能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淹没在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于是侦查员们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案情，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布控了当地的车站、旅馆以及周火能所有可能落脚的场所。

1972年2月28日，周火能又潜回安溪，让一个发小替他到某旅社登记住宿，结果被高度警惕的旅社服务员识破，立即暗示蹲守在旅社内的便衣侦查员注意，周火能很可能要在这里住宿。最终，在周火能踏进旅社后不久就被几名便衣侦查员和治安积极分子摁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然而，周火能被抓后态度蛮横，完全不承认自己杀了人，声称老太太的衣物是他在火车站偷来的，此举激怒了审讯他的侦查员，直接给他上了大记忆恢复术，然而大记忆恢复术这东西对于周火能这种有过前科的累犯来说不算新鲜，在一轮大记忆恢复术过后周火能还用嘲讽的口气对侦查员说：“你们这套我1963年的时候就尝过，现在九年过去了你们怎么还是这套呢，一点进步都没有”，直接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侦查员气到“红温”，但也无可奈何，第一次审讯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顺昌县公安局刑侦科科长召集侦查员认真总结第一次审讯失败的教训，认为像周火能这样的滚刀肉，光上大记忆恢复术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政策攻心外加铁证如山才行。

随即，侦查员再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审讯周火能，不能让他有所喘息；另一路再度寻访9月17日从厦门开往鹰潭的旅客列车的列车员和乘警，看是否有新的发现。

在第二轮审讯中，新换上的预审科的预审员先不提周火能是否杀了人，而是从他在旅客列车上盗窃的问题入手，同时反复宣传党的政策，根据他的思想变化进行政策攻心，迫使周火能一件一件交代他在旅客列车上盗窃旅客财物的问题，同时抓住他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露出的破绽动摇他的心理防线。

在对列车员和乘警的再度走访中，走访组的侦查员终于在一名列车员的口中得知：她确实在9月16日晚上在做当天最后一次车厢巡查的时候看到周火能和一个老太太在用闽南话对话，虽然她听不懂说了什么，但看得出说得甚是投机。然后在9月17日凌晨3时左右列车抵达顺昌站的时候，周火能和这个老太太都下车了。正是因为这两人的对话她听不懂，所以她对此有点印象。

70年代的列车员

这份关键的人证被放到周火能跟前时，周火能终于坐不住了，忐忑不安的表示愿意交代“顺昌问题”，预审员见周火能的心理防线已经摇摇欲坠，立即步步紧逼，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终于迫使周火能在3月3日交待了自己在1971年9月16日在麦园站登上列车后就遇到穿金戴银的林吓灼，在发现她穿戴讲究后就起了劫财的恶念，在发现她不会讲普通话后就用泉漳音的闽南话和她攀谈，骗取了林吓灼的好感和信任，在顺昌站将她骗下车，将她带到造纸厂渡口，趁她不备用拳头击打她的头部并用手将她掐晕后丢入河中，劫走了林吓灼的随身财物后乘坐当天的返程火车回安溪，结果被人认出后交给了乘警，被送到厦门，然后在9月20日被押解往福州的路上跳窗逃跑后潜回安溪，发现老家有警察在蹲守他又逃到长泰躲藏，直到再度潜回安溪的时候被抓获。

至此，本案告破，最终周火能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