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焦虑、手机成瘾、算法统治、跟风旅行、内卷、迷茫、抑郁……
这些我们现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究竟是怎么来的？谁又能给出答案？又或者根本不需要答案？
孟庆延老师的新书《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基于“东腔西调”播客的“社会病理学”栏目的整理，深入剖析现代生活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新书经过作者一字一句的重新梳理和完善，比播客内容更系统化。
社会学不应只是高头讲章，而也可以成为我们共同面对问题的工具。让我们跟着孟老师的叙述，走进具体的生活。
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
本文摘自《谁的问题》后记
文 | 孟庆延
当当专享优惠价签名版
当我在2003年那个炙热的夏天拿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完全被通知书上的“社会学”三个字震慑住了。我不知道它究竟为何物，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未来”是什么，更没有想过这竟然会成为我的志业—对一个中学生而言，要弄清楚sociology是什么，确实是个过高的要求。在那个互联网还不发达，笔记本电脑并不普及，蓝屏手机都还是个稀罕物件的年代，我跑到新华书店，找到了一本我现在已经忘记书名的社会学教材。我在打开第一页之后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因为那上面写着：“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这是一句标准的“正确的废话”，也是“用A解释A”的典型案例。
到大学报到后的新生见面会上，当时负责本科生教学的贺晓星老师突然问我们：“你们班有多少人的第一志愿是社会学呀？”38人中有3人默默举起了自己的手。“我要恭喜剩下的35位同学，因为不是你们选择了社会学，而是社会学选择了你们。”语言是一门艺术，因为不同的表述方式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社会学选择了你们”竟然让人有种自己是“天选社会人”的错觉。2017 年，我们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本科毕业生回母校参加毕业十周年活动，跟贺老师聊起这段故事，贺老师惊讶道：“是吗？我还说过这么有水平的话呀！”本科四年的生活是难忘的，因为在这四年中，通过阅读和田野调查，我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兴趣，我发现这门“边界不清”、有些“抽象晦涩”的学问似乎可以回答生活中的很多困惑，但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太能够读懂涂尔干、韦伯以及托克维尔的作品，我对这些书充满兴趣，却又总觉得它们莫名有种“高级感”，或许是由于求知欲，也或许是由于虚荣心，我一直没有失去把这种“高级感”弄明白的动力。
除了阅读之外，田野调查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满足了我对“谈资”与“阅历”的需求。但是，在一次次田野调查中，我慢慢体会到的是自我的“有限”与“抽象”。年轻的自己有着对世界的想象、对观念的着迷，又会按照抽象观念来理解生活世界，形成对世界的批判，甚至以尖刻的批判和特立独行的叛逆为自身“装点”。帮我在无形中去除这些的，依然是社会学。
本科毕业后，我到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读研，后来又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我很难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这七年读书生活对自己的意义。但是，那些具有“高级感”的书，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逐渐读懂的，在田野中“放下自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学会的。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有读书会的传统，有的读书会每两周一次，有的读书会每周一次，一次最少半天，雷打不动。其内容是大家集体阅读经典著作，比如我们和渠敬东教授组织的黑格尔小组一起用了好几年共同研读《精神现象学》，和应星老师一起花了一年多读完了洛克的《政府论》，花了两年多读完了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这种共同读书的集体生活，给了年轻人最宝贵的滋养。
洛克《政府论》读书会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师门内的人每两周要报告自己的论文进展，并接受大家的“口诛笔伐”。记得有一次，我刚从唐山下面的一个村子做田野调查回来，做田野汇报。对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在城里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田野工作中这几个月的乡村生活，是美好而难得的。所以我在田野报告中描绘了一幅男耕女织的田园诗意画，并以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方式批判着“现代”、“机器”和“工业”。汇报完之后，我的师兄直接开火：“小孟，一看你就没有好好做田野调查！”还不等我争辩，他就继续说道：“田野调查要求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这个田野报告一看就是偷懒了，没和人家一起下地干农活儿。我就是农村出来的，你只要认真干过农活儿，就不会写出这种田园诗一般的田野报告，就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一天，最大的感受不是这些伤怀和抽象的批判，而是‘累’，身体上的累，最直观的疲倦。有了这层体会，你再来讲你对乡村、工业、现代这些问题的判断。”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例子能够比这个更说明什么是“抽象的观念”了。那些没有真切的经历与体验感受的观念，那些只停留在脑海中、书本中或者其他形态的文本载体中的“应该如何如何”，都是抽象的。我总是在重复说，现代个体的存在形态，是观念的高度发达与现实的极度蜷缩并存，这种共存的状态几乎塑造着现代人的所有“焦灼”—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概莫能外。在我看来，社会学是帮助我们克服这种状态的学问，它是温柔而具体的。
说它是“温柔”的学问，是因为它要求从事社会学学习与研究的人，以坦诚而非“意气”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当我们阅读经典时，我们要弄清的是作者的语境、逻辑乃至情感；当我们在田野中时，我们则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这些，都是非“温柔”不可得的东西。社会学更是一门具体的学问，因为它要求我们以“具体”而非“抽象”的方式思考问题，警惕一切简单抽象的观念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在阅读韦伯的作品时，我们要杜绝这样的理解方式：韦伯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是由于西方宗教改革。这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抽象理解方式，因为韦伯所讨论的是一种非因果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再比如，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田野调查对象？单纯地对他们的行为做记录并套用各种概念进行简单评价就是抽象的，而了解田野调查对象每个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客观结构性限制及其具体情境就是具体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要求每个人暂时放下虚幻的、妄自尊大的“自己”，以一种真诚而朴素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周遭与生活世界。
“星火”考察中的孟庆延老师在我看来，我所有的学习经历，我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旅程中遇到的师长、朋友，以及我的家人，都是社会学的“馈赠”，因为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共同生活不断塑造着我的“自我”。我并不知道它有没有变“好”—好与坏没有标准，但我知道，它变得丰富了，也变得具体了。
现代人经常将“为他人着想，为自己活着”这句话挂在嘴边，一方面标明个体的独立性，一方面彰显自己不是个“自私的人”。这句话没有错，但我总觉得，把这句话倒过来依然成立。“为他人活着，为自己着想。”为他人活着似乎是个令人无法接受的说法，但仔细想想，一个生活世界中容纳不了他者的“自我”，不只是孤独的，更是虚空的。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的事情是：没有那些重要的他者，就没有“自我”；所谓意义，是在与重要的他者共同的承载中才真实存在的东西。或许这才是现代社会与现代个体的真实境况。所以，要感谢生命中的重要他者，不只因为情谊，更因为在共同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彼此塑造，彼此联结。
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也要感谢爱道思人文学社的小伙伴。在这几年的相处中，我们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者。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师弟，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何必同学，没有他主理的播客“东腔西调”，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在播客“闲聊”的过程中，我们慢慢有了把语言变成文字的想法，并最终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这个想法实现。
这本书并不传播规律或者定理，它只是一些不一定正确的个人见解，将它们分享给大家，是我对“社会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一次回答。
现代人在劫难逃，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珍惜那些在生命中定义了我们的重要他者，是每个现代人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