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对抗代际遗忘,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赵建:对抗代际遗忘,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2024年01月16日 20:27 西泽研究院

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03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62篇原创文章。

一次论坛上,巴曙松老师讲到商业银行博士后和研究工作者的作用时,提到一个很新颖的说法,他认为企业博士后等“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是通过研究记录企业的发展历程、教训、经验和总结成理论体系以对抗代际遗忘,不能让企业在发展好的时候忘乎所以,繁荣的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痛,而是继续保持“做正确的事”和不断转型改革的初心。这个说法对我触动很大,我想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作用何尝不是如此呢?

俗话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古代的史官独立性很强,地位和气节都很高,负责记录当权者的一举一动,或是青史留名,或者遗臭万年,起到鞭策和警醒的作用,也是对王权的一种约束。对后来者来说,其实当时的荣辱得失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后来者能不能吸取教训,将历史教训作为一种认知资源。如《阿房宫赋》中所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见历史记忆是多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江山社稷,社会的繁荣稳定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黑格尔说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们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即使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不过是敬畏“井绳”十年,十年之后可能还会继续犯错。但我一直不完全赞同这个历史遗忘论的说法。因为人类文明始终在进步,虽然看上去很多历史的悲剧在一再重演,但是并不是完全的重复,形式和内容都比以前文明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有两个:

第一,表面上看似遗忘,但实际上很多沉痛的东西沉淀到了集体的潜意识或社会的组织基因里。荣格说,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的宿命。历史记忆用无意识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第二,有知识分子的记录、书写和叙事,虽然很多时候“当代史就是一部断代史”,但是文脉始终藕断丝连。一个作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知识分子个人的只言片语或者碎碎念,很可能会完成对当时历史过程的完整拼图。当然,历史也不完全由知识分子书写,民间的口口相传和奇闻野史也会残存一些片段。所以,“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当然你也可以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由成功者打扮”,但本体上的东西并不轻易颠倒黑白。

基于这种信念,对于未来,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中性的进步主义者。这源自于我相信,人类会对惨痛的教训做出正确的反馈和行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十年”之后可能会有新的教训迭代。人类恰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中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人道主义灾难,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联合国,关贸总协定,IMF,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和平组织。这些文明成果,是用惨痛的人类灾难换来的。不二过,从教训中构建犯错-纠错的学习曲线,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

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确切的说我是一个谨慎的(短期偏悲观)的进步主义者。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人本该就是善于遗忘的,这也是人的本能,否则就会被日益积累的繁杂的记忆压垮,或者挤占大脑中“内存”过多而崩溃。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是,善于遗忘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快乐(快乐力)。每一个个体善于遗忘的本能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集体遗忘症一旦集体善于遗忘,历史进程中所犯的错就很可能一而再二三的去犯,从而走不出兴亡周期律的诅咒,始终在原地踏步,被锁定在一个经济贫困、社会无序、体制落后的长期陷阱中无法向现代文明跃迁。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者和研究者就要担负起记录史实、书写悲欢、剖析危机和反思伤痕的重任,以对抗代际遗忘,推动文明进程。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记录研究经济史,为当下和未来提供鲜活的政策建议,避免不该犯的低级错误。一是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对后发的新兴经济体至关重要,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优势

次贷危机后,中国决策层曾组织撰写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借鉴美国经济危机形成原因和发生后如何救助的教训,奠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风险攻坚战的基本理论基础和行动逻辑。在治理房地产泡沫这个最大的灰犀牛过程中,中国显然也借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可以说中国在治理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前车之鉴可以借鉴,既可以“摸着美国过河”,又可以“摸着日本过河”。但是,就当前中国房地产、地方债和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我们除了吸取美国和日本的教训外,还要借鉴他们对抗金融危机的一些经验。比如,更加灵活有效率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体系,富于创新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和收益率曲线管理模型,尤其是对现代金融风险“群体免疫”理念的理解和把握。

二是从自身历史中提取教训和经验,犯过的大错坚决不能再犯,好的成功经验要理论化、体系化的继续发扬。比如中国已经用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可能只适应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战后重建时间,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就不再适应。历史事实也证明,在实施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是倒退的,到最后国民经济甚至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付出了几十年没发展甚至是倒退和崩溃的代价,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要稳定发展只有走市场经济一条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最宝贵的历史资源,也是用惨重代价形成的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保证永远保存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否则就会再次犯下重大的错误。如何来延续这个共识,让没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对比的年轻人也继承这个理念,就需要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分析并形成叙事来对抗代际遗忘,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党的两次《历史决议》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这两份官方的统领性文件已经对抗了代际遗忘,中国经济当前的发达程度和复杂程度也决定了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是对于经济学者,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化和现代化的治理结构作为支撑,需要持续不断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周期不可避免。

当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持续高烧不退的通胀和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体系,都显示出市场经济的缺陷。没有完美的经济制度和治理系统,只有不断升级迭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纠错机制。经济学家所做的,除了分析现在和研判未来,还要诚实的对待历史以对抗代际遗忘。在当前处于乱纪元的动荡时代,比拼的不再是谁有多大成就,而是谁能少犯错误,尤其是不能犯已经犯过的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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