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5年，经中央批准，许光达大将的出生地湖南长沙萝卜冲正式改名为光达村。
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随即重修了许光达的故居，并将他当年给中央写去的“让衔信”全文镌刻在了一块大理石上：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其中。高兴之余，惶惶难安……”
在许光达故居里，有著名学者季羡林为许光达题写的12个大字：
光被四表，誉达三江，清白传家
这12个字应该是对许光达将军一生很好的一个评价。
许光达将军出生于1908年的湖南长沙萝卜冲，他在家中排行老五。
7岁时，许光达在大伯父的资助下读了小学，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小。1921年，许光达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加入共产党。之后接受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
许光达人生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南昌起义前，他和几位同学想赶去参加起义，但错过了时间。
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学中悲观的情绪很浓烈，大家问许光达：“起义军已经失败，还要投奔他们吗？”许光达回答：“起义军虽败犹荣。”同学又问：“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许光达回答：“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
他追上南昌起义部队后，在朱德、陈毅的指挥下参加了三河坝战役。之后起义部队失败，他辗转回到了长沙老家。
1929年，许光达找到组织后，被派往洪湖苏区工作。当时他担任红六军参谋长，当时红六军的军长为孙德清，政委是周逸群，两人在革命中先后牺牲。红六军和红四军会师后，整编成了著名的红二军团，贺龙为军团总指挥，许光达为红6军17师师长。
1932年，许光达在鄂西与国民党军作战，战斗中他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那颗子弹距离心脏只有10厘米。以苏区的医疗条件，当然治不好这种程度的伤。当时红军医院的医生为他开刀三次，都无法顺利取出那颗危险的子弹。不得已之下，许光达被送到上海接受治疗。
许光达回忆说，在上海医院做手术时，医生刚刚备好了皮，准备开刀，手术时突然闯进一个打扮时髦的女郎，她对医生说：“我们家里发生了急事，我弟弟的手术不做了。”
说完她就帮许光达穿上了衣服，扶进他进了马路边的一辆轿车，司机油门一踩疾驰而去。
许光达刚走没多久，一伙国民党的特务就包围了这所医院，另一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伤员死于手术台。
原来，这位时髦的女郎是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她得知有叛徒泄露了苏区红军将领在医院治疗的消息。幸亏她及时赶来，否则许光达真是凶多吉少。
看来上海已经非常危险，不能久留了，经过地下组织的安排，许光达拖着病体一路辗转去了苏联。
伤愈后，许光达参加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汽车训练班，在这里，他学会了驾驭汽车、坦克、大炮。
一直到1937年冬天，国共宣布进行第二次合作，许光达才从苏联回到延安。贺龙见到许光达后大笑道：“好你个许光达，又是去上海，又是到苏联，别人挨枪是祸，你挨枪倒成了福。”
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也是客观事实，身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他没能在革命事业最危险的关头留在部队，这一直让他心生愧疚。在后来的辞衔信中，许光达明确表露了自己的这种惭愧之情：
32年到37年，（我）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喝牛奶、吃面包……
装甲兵之父的戎马生涯，毛泽东盛赞：你们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但是，许光达说自己在苏联期间“毫无建树”，这其实是过谦之词，他在苏联接受大量专业的训练，尤其是关于坦克和火炮的知识，这些让他成为了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先驱，“中国装甲兵之父”。
回到延安后不久，中央任命他为抗大训练部部长。此后许光达历任抗大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
1941年，许光达开始担任军委参谋部部长，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延安卫戍司令等职。不久后，他回到120师（前身为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担任独立第二旅旅长。他先后率部参与了在华北和西北的一系列战役。
1947年8月，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中央机关紧急撤离道黄河边上。彭德怀下令许光达（时任西北野战军3纵司令员）迅速赶赴指定地点——乌龙镇，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许光达率部到达乌龙镇后登高一看，不禁紧张了起来。在十几里开外的地方，中央机关的男女队伍清晰可见，如果乌龙镇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许光达通知麾下各旅长紧急集合，他指着不远处的转移队伍大声说道：“你们看到了吗？毛主席、党中央就在我们前面！这次作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哪怕炮弹落到我们的身上，都不能后退一步！”
不能后退一步，这是死命令。
三纵的将士们在接下来的一昼夜里，抵挡住了敌人三个旅的猛烈进攻，成功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得知战报后表扬许光达：“侧水侧敌是兵家大忌，但你们却犯了这个大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开国将军轶事》记载，1948年，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围攻宜川，许光达向彭德怀献策，此次作战，要效仿猎人捕狼，用打狼崽来引老狼，要把小狼大哭，但不能把它打死，如此老狼才能上钩。彭德怀点头默许。
此战果然如许光达预料，不仅全歼宜川守敌，而且大败刘堪援军。
许光达在西北先后参与了榆林、高家堡、清涧、宜川、瓦子街、红龙山、荔北等一系列战役。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7月，许光达出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并参与指挥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
许光达的夫人曾回忆，许光达戎马一生，多次和死神参加而过。有一次，许光达在一个豁口观察敌人阵地，刚转身离开，他的警卫员就走到了豁口前查看，结果一颗子弹飞来，警卫员当场牺牲。
还有一次，许光达遇到了敌人飞机的扫射，许光达的坐骑被击中，人也被压到了马下动惮不得。没过一会儿，敌人的飞机返回又进行了一轮扫射，坐骑又中了好几枪，许光达则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许光达在指挥所指挥战斗，敌人空袭来临，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了指挥所的屋顶，许光达急忙撤出，但等了好久都没发生爆炸，后来一查看，原来是个哑弹……
建国后，许光达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装甲兵总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战车学校校长。1951年，他组织了坦克部队入朝作战。
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并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湖南老农找到肖劲光大将：照片里的这个人小名是不是“五伢子”？
在许光达征战西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
那是1949年9月，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湖南东乡一位70多岁的老农民拿着一张报纸来到了长沙军管委员会。
他先向警卫战士说了自己的来意，但那个战士是北方人，根本听不懂，于是找到了他的连长，结果连长也是个“南下兵”，也听不懂。老农说了半天，连长以为他是来找“牙齿”的，搞得一头雾水
当时担任长沙军管委员会主任的正好是萧劲光大将，萧劲光是湖南长沙人，他听到此事后哈哈大笑道：“老人家说的不是‘牙齿’，而是‘伢子’，伢子就是孩子的意思，我在老家的小名就叫萧满伢子。”
萧劲光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人家，老人家说他想找他的儿子“五伢子”，五伢子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了，他的大名叫许德华，28年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老家都解放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说着说着，老农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说自己的儿子和报纸上的这个人非常像，他想知道这个司令员是不是叫许德华，小名是不是五伢子。
萧劲光拿起报纸一看，上面印着兰州解放的消息，还附着一张一野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讲话照片。
萧劲光安顿好老农后，立即给中央打去电报询问，问许光达和许德华是不是一个人，许光达的小名叫什么。没过多久中央就回复了：许光达就是许德华，乳名叫五伢子。
1957年，许光达的父亲病逝，许光达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而他们家乡一直后大办葬礼的习俗，更何况死者的儿子还是北京城里的“大官”。许光达很快就收到了兄弟的来信，让他返乡主持葬礼，他们还提了很多要求，其中光是丧事上的白布就要用30匹。
许光达收到信后心情非常凝重，于情来说，他是该回去的；但于理来说，他是共和国大将、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他如果回去，一定会惊动当地的各级政府，如果这些人浩浩荡荡地去为父亲送葬，那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
许光达深思熟虑后，拿了200块钱，指派自己的秘书替自己回乡为父亲料理丧事。他还担心当地的政府为父亲的丧事大操大办，多次打去电话，要求这次丧事不能超过一般老百姓的标准。
许光达的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他家里的叔伯兄弟对此抱怨不已，他们甚至提出了“不葬”。许光达的回应是，不要想着借我的名号，你们不葬，我就委托地方政府动员群众代葬。这件事这才解决。
1960年，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来到了北京，他们说家乡很困难，想在许光达那里长住一段时间。许光达又犯了难，当时装甲兵党委已经明确规定：“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3天。”
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出面委婉地向两位兄弟下了“逐客令”，这让他们非常不满。
许光达的儿子许延滨回忆说，这两位叔叔伯伯随后悄悄溜进了他们家的厨房，打开橱柜查看里面有什么，结果他们发现橱柜里什么都没有。厨师告诉他们，首长家里平时吃的，就是那种养在水缸里的小球藻。两人大为震惊。
在离别前，许光达夫妇把组织发的3斤黄豆和仅存的50斤通用粮票都送给了他们，还给他们买了两张火车票，送他们上了返乡的火车。
两天之后，安阳市给许光达打来电话，说他的弟弟许德强在安阳火车站晕倒，已经送往解放军总医院抢救了。许光达匆匆赶到，但许德强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病逝了。
医生告诉许光达，他弟弟的死因是胃萎缩。许光达听后含泪无言。
许光达大将清白传家，其夫人遗嘱令人动容
许光达大将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同时原则性极强。
2006年，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到俄罗斯去查找父亲当年在苏联时期的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张1937年许光达上交黄金的字据，而这件事长期以来并无人知，许光达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那是1935年，许光达在苏联期间，他被借调到新疆去调节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矛盾，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在返回前，当地的苏联部门提出，他们很欣赏许光达的才干，希望他留下来帮助他们工作，但许光达心系祖国，没有答应。
马仲英为了表示感谢，拿了357.61格兰姆（格兰姆即“克”）黄金送给许光达，许光达收下了黄金，但转头就委托共产国际经管委将这笔黄金转交给中国救济会。
当时的许光达生活并不富裕，据曾和他一起在苏联学习的李席儒回忆，许光达那时有一个外号叫“许光蛋”。当时苏联给他们的是尉官待遇，每个月70多卢布，但许光达生活非常朴素，从不和他们去外面吃饭。更奇怪的是，许光达花销很少，但到了月底照样口袋空空，“许光蛋”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许光达对这个外号不以为然，他说：“留着那些钱干什么？将来当资本家？”后来李席儒才知道，许光达把他的钱都交党费了。
许光达将军对自己的金钱视如粪土，但对组织的钱却锱铢必较。
1956年，装甲兵机关管理处考虑到许光达患有风湿病，枪伤常年复发，右半身已经半瘫痪，就给许光达送了两张沙发床。
许光达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果然身体舒服了不少，转身就让夫人邹靖华掏钱。
管理员连忙制止说：“这沙发床属于营具，有发票，可以报销。”
许光达听后皱起了眉头：“我自己睡的床，还用组织报销？”他撕碎了发票，坚持照单付款，而这笔钱相当于他的两个月工资。
许光达对亲戚严格，对自己严格，对家人也很严格。
许延滨回忆说，自己上学前，父亲曾给自己定下三条家规。第一，上学后就要住在学校，和大家一起生活。第二，零花钱不宜太多，要向工农子女看齐。第三，不准用我的车，不准打我的名号。
他以“威胁”的口吻告诉儿子：“你要是敢在外面说你说我的儿子，我就不许你进这个家！”
许延滨恪守了父亲的家规，以至于他被推荐出国留学，学校要填表时，他都没有敢在父亲一栏写父亲的名字。当时负责政审的同志跑到许家了解情况，才发现许延滨就是大名鼎鼎的许光达的儿子。
许光达严肃地对这位同志说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已经受到特别照顾了，出国留学的名额还是留给优秀的工农子弟去吧！”
1952年，为了军队的发展，中央决定将一批干部转业到地方，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是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按照政策，她本可以留在军队。但许光达却劝说妻子转业，不要让组织为难。
许光达去世后，邹靖华一直以丈夫为自己的榜样，她在病逝前特地立下遗嘱，不要为自己举办告别仪式，浪费公家的钱。
她一生的遗产只有2万多元，她用其中的一万交了党费，剩下的1万多，她嘱咐说要留到丈夫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这笔钱也不能让公家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