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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25年9项重点工作之首。中央财办在解读会议精神时指出，“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提振消费是重中之重”。
围绕提振消费，最近我做了一些调研和交流，隐约感到，中国很可能会真正开启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从GDP驱动到民生福祉驱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
如果这一转型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内涵的增长方式转型相结合，中国不仅有望走出目前的经济调整期，也有望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的统一，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扎实基础。
“消费也是生产力”
这是“新三样”领域一位企业家的观点。其所在行业2024年增长了20%，但依然全行业亏损，因为产能过剩得太厉害。这也是不少制造业的普遍情况。他说平衡的状态应该是，在供给侧把一些过剩产能出清，在需求侧扩大消费需求。
如何扩大需求？他认为要提高工资收入，减少工作时间（如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增加闲暇消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托底有较大提高，企业则尽可能多吸纳就业，而不是尽可能裁员。
过去企业都主张“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挣1.5个人的钱”，在就业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两个人的活就该两个人干，甚至要考虑能不能让三个人干”，即每个人干的时间少一点，但整个社会的就业更充分一点，“一个人有就业，预期就稳定，就敢消费，而且对社会的态度也会正面和积极一些”。
长期以来，我们重投资、重生产、重积累、重出口、重勤恳劳动，创造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很强的产业竞争力，但轻消费，加上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福利保障等相对不足，日积月累，就导致整个供求日渐失衡。
多年来，我国GDP中来自投资（资本形成）的贡献平均在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之比则不容乐观。
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占GDP之比为56.5%，我国为39.2%，即使国家统计局最近将城镇住房核算从成本法改为市场租金法之后，我国提高到42.6%，仍与全球平均水平差13.9个百分点。若和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68%相比，更相差25.4个百分点。
当然，不必简单和美国对比，但确应意识到，消费不是浪费，而是生产的动力和最终目的。光扩大投资而内需不足，投资效益只会越来越差，还挤出了本该用于民生的投入。
我们一些地方的基建已经很超前（特别是人口流出地），还要继续投；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已向万亿美元奔去（注：2024年前11个月贸易顺差8846.74亿美元），还在补贴出口，都是惯性使然，并不合理。
过去大力搞“建设财政”，有空间；今天则应向民生财政转型，从补生产者、补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向惠民生、补国内消费者。
“节约是美德，消费是功德，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德”
去年到一位企业家家里做客，面积很大，因为他把公司一些会议和对外接待的功能也规划进去了。客厅外的门厅里有一张台子，上面摆着一个大花盆，错落有致，鲜花盛开，很是抢眼。他介绍这是专业盆景花木公司做的，每周来更新一次，一年要花几十万元。后来到另一家公司调研，大楼一层是展览厅，展览厅和外面有一道间隔，全是高高的绿植，很醒目，他们特别说，“不是假的，是真的”。
这两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环境出形象、出心情，环境也是生产力。同时我意识到，这种消费也是一种功德/公德，因为带动了专业分工，让一些服务能够存在与发展。
如果按照“节约是美德”的思维，完全可以放些一成不变、不怎么需要打理的假花、塑料绿植。但如果大家都采取越简单越好、越朴素越好、越省钱越好的消费观，食不求精，妆不求美，经济就很难繁荣。
这些道理，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讲过。他肯定“饮食者也，侈乐者也”都是“民之所愿”，应该加以满足，农业生产和游乐事业要同时发展。他还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裕的人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可做。
他提到的一个奢侈消费的例子是，先在蛋壳上雕刻花纹，再煮熟吃（“雕卵然后瀹之”）。事实上，蛋壳的雕刻，早期是为了装饰和食用，后来就演化为文化传承和艺术表现的形式了。
经济繁荣，一边是供给侧创新，一边是需求侧，能够肯定和激发人们对生活的更多元、更丰盛、更美好的向往，并通过消费去实现这种向往。如此，供求双边才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机会迭出，气象万千。
有些消费还有投资属性。我家所在的花木街道有一家赛艇俱乐部，创办人高伟曾在跨国公司和咨询机构工作多年，疫情期间不方便出门，他看到附近有一条张家浜，自己又学过一段赛艇，就因地制宜，转行做了赛艇俱乐部，让周边不少人都爱上了这项运动，他们还组队到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参加比赛。我尝试了一次后感到，这不仅是消费，也是投资，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投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蕴含着无穷的供给和消费机会，如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文化、旅游、体育、演出、虚实结合的数字消费等。这种发展型消费，可谓大德。
中国人爱奋斗，但不太会生活。奋斗文化加上乐享文化，才是未来的人生方向。对乐享文化的发展，要给予极大的包容，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稳定的，是可预期的。哪怕短期有些问题，也应持疏导而非堵塞的态度。
直补是个好办法，要相信老百姓会花好钱
我们不少地方政府的思维，是很喜欢自己花钱，哪怕搞的园区、新城负债累累、没有人气，还要前赴后继。说什么形成了“资产”。高铁天天跑火车，那叫资产，办公楼、厂房一直无人光顾无人用，那叫闲置。
而对直接补贴居民消费、发挥杠杆作用、撬动更大消费，一些官员总是这个那个担心，唯恐居民拿了钱不会花。其实有几个人抽到消费券还不懂怎么花的呢？
2024年在提振消费方面，我觉得很给力的一招是中央政府在7月直接安排了1500亿元左右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地方自主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能力（90%的钱中央出）。中央还安排了1500亿元用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合称“两新”。就我了解，消费品以旧换新非常红火，而设备更新受制于企业的能力和判断，远不如消费品的情况。可见居民在直补后的消费热忱。
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万亿元。截至12月13日零时，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520万辆，其中报废更新超251万辆，置换更新超272万辆；家电以旧换新带动8大类产品销售量超490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51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近90万台。
我听中国家电协会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家电以旧换新，显著带动了最近几个月的家电零售，整个产业链从最上游的钢材、塑料、有色金属，到零部件，到整机企业，到零售商，都很受益。零售商六七月时销售很惨淡，同比下滑严重，愁眉苦脸，换新政策出来后，喜上眉梢。且这次的政策有助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因为购买中高端产品的补贴金额更多，购买绿色程度更高的产品补贴比例更高（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品，比购买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
国家发改委已表示，2025年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在消费品方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加大家装消费品换新支持力度。
我认为，政府出钱（作为杠杠资金）而不直接花钱，把产业和产品导向放在补贴规则里，让消费者自己到市场上投票（大头还是消费者出），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既提振了消费，也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政府和他们在一起，政府也出手了，这有利于提升对政府行为的好感度。
要提振消费，根本在于以人为本，普惠民生
要提振消费，需要对消费本身有新认识，充分认可消费文化，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第一马车”，并出台“以旧换新”这样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夯实消费背后的基石，形成长效机制。
中央财办指出，大力提振消费，重点是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制定促进生育政策，以及着力稳住楼市股市等，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在中国的三层养老体系（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企业职工/城乡居民）中，城乡居民处于下层，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的退休金平均为每月225元。据野村证券计算，若给“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养老金，每年中央财政多支出约2000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口总数接近5.5亿人（注：养老保险口径中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是两个不同概念，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2亿人），其中95%为农村居民。实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约为1.7亿人，人均每月养老金仅约为200多元。如果从当前的刺激计划中拿出1万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提高这5.5亿人的养老金待遇，那么按一年的周期计算，这部分人群的人均养老金领取水平可从目前的200元左右大幅提升至500元左右。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测算结果有差异，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要想方设法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刘世锦还建议，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少居民缴费，提高居民养老金收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与城镇其他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低收入阶层预防性储蓄高，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高，把国有资本划拨低收入人群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陆挺还提出，稳楼市对稳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房产约占中国居民财富的60%至70%，涉及多类上游的原材料行业和下游的消费品行业，其持续下行造成了巨额的复杂债务链条，降低了一连串行业的有效信贷需求和供给，抑制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冲击了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多个行业的就业，直接和间接地冲击了居民消费。
结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最后，我还想表达几点个人看法，作为结语：
1、投资和消费并不是对立关系。
比如中国的基建和新基建，对于电商消费、文旅消费、农产品上行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好的投资不仅能创造GDP，也能提高消费。所以我并不反对投资，中国在投资领域仍有相当的空间。我反对的是没有回报、不讲回报的投资，是在投资相对于消费已远远超前的情况下，还不把消费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希望的是，中国消费的灵魂赶得上中国投资的足印。特朗普看到中国的道路和机场时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而美国的交通“就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样”。反过来想，我们有“第一世界”的基建，民生福祉保障水平呢？
2、过去重投资轻消费的路，也不是错路。
这些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负债水平都在提高，只不过债务有些在中央/联邦层面体现，有些在地方层面体现。有的把债更多花在投资上，有的把债更多花在居民上。没有哪个是完美的。我进行判断的最重要依据是，一个国家花了这么多代价（债）之后，得到了什么？我认为中国的最大所得，可能还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产业竞争力这笔能力资产。能力资产“跑”在基础设施上。
而很多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是在下降的，虽然其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都高于我们。给定中国当时的条件与今天的产业能力，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所得远大于所失，所以不是错路。但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很多投资过剩，而需求不足，这就确实要做出重大的认知调整与行动调整。否则，真就可能走上弯路与错路了。
3、提振消费所付的代价，比大兴投资所付的代价，一定是更小的代价。
经济决策永远是一种权衡。今天要提振消费，如果把更为根本的，提升国民福祉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福祉也包括在内，那一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是向未来借钱给今人来用。
欧美不少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越是选票政治越这么做，不做还不行。我们发行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以提振消费，也是代价。但相比大兴投资所付的代价（越来越低效以及相当严重的跑冒滴漏等等），我认为这种代价是更小的代价，是该付的代价。而且不少的消费，如教育、营养、健康等等，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在未来赢得更好收入是一种先期投入。甚至把话说透了，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现在必须通过更多负债才能实现更好的人民福祉，要不要做？我觉得就通过“为人民负债”来实现“为人民服务”吧。当然，要冷静，要追求可持续发展，不能“乱放水”，要有通盘考虑、有计算、有控制地负债，但该补的课，就大胆补一下吧。
4、更深的改革，对所有群体都是考验。
今天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和居民与市场主体的预期、信心等都有关系，这需要严肃而深刻的改革。
中央财办指出，结合民营经济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做出了新的重要部署，重点有三，一是推动解决公平竞争问题，二是推动解决拖欠账款问题，三是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如果各种“捕捞”“以刑化债”继续，再让这些被“捕”被“刑”者稳预期强信心，是不可能的。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也是重大考验。
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今天消费和居民收入相关，而居民收入问题不仅在于占GDP的总比例偏低，还在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贫富分化。根据2023年招商银行财报，2.25%的人（金葵花客户）拥有81.44%的资产管理规模，其中0.07%的人（私人银行客户）拥有31.27%的资产管理规模。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2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左右，收入差距较大。
从全球经验看，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直接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资本利得税等）是通行的做法。这对高收入群体来说就是重大考验。
但高收入群体愿不愿意遵从抬高直接税的一般规律，不仅和国际税制的竞争有关，更和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安全感、可预期性有关，也与觉悟有关。否则硬收，就存在诸多不测风险。
如本文开头所述，中国很可能会真正开启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从GDP驱动到民生福祉驱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而这一转型不可能是孤立的，必须是系统的，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必定是复杂而艰难的。高质量发展是难度更高的发展，这一系统转型也将是高难度的挑战。所有该来的挑战，最后都会到来，来对这个国家以及她的每个群体进行考验。
我们祈愿天随人愿，也惟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勇气不断给自己新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