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十点人物志
采访、撰文｜旺仔
编辑｜三金、野格
十点人物志原创
“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一直是众多考编人心中的铁律。但随着考编人数逐年上升，难度增大，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探索“异地上岸”（考生参加编制考试并最终在非户籍所在地或非原居住城市被成功录取）的可能性。
2024年国考过审人数达303.3万人，计划招录3.96万人，平均竞争比约为77:1。其中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的一个岗位成为最热职位，报录比达到3572:1。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林芝边境管理支队和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果洛调查队各招录1人，报名人数均超过600人。
这些偏远地区的岗位往往条件门槛较低、限制少，又隶属于中央直属单位或热门部门，吸引大量考生“报稳岗、博上岸”。而如果能成功上岸，则意味着他们需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对于选择异地考编的人来说，编制所承载的不只是工作岗位，更是一种被社会认同的“稳定”。他们中有人被新政策吸引，有人因裁员仓促入职，有人为了保住应届身份，还有人在父母“早点安定”的期许中默默报了名。他们想：先上岸再说，大不了以后再考回来。
幻想中的编制生活意味着规律与保障，但现实很快击碎这层滤镜。交通不便、节假值班、语言障碍、借调加班和明显的晋升天花板……在这些偏远或次级城市的体制内岗位上，年轻人试图适应，却也时常感到虚无。
我们采访到3位异地上岸成功的人，请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但这不是一场关于成功的故事，上岸不意味着结束，他们在异地落脚，也在现实中不断衡量，是否应该重新起航。
异地上岸，计划之外的“退而求其次”
来自西安的陈潜，本硕主修会计。这是一个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清晰的行业，却也因此成为“内卷”重灾区。
本科毕业后，陈潜选择考研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一年，他瞄准了上海某所985高校，最终没能如愿。第二年，陈潜转向了新疆大学——这所“双一流”高校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更符合他“优先上岸”的现实判断。当时，他并没有打算在新疆长留，读研只是过渡，为将来考编做准备。
研三那年，陈潜开始奔赴全国各地巡考，首选北京、上海、江苏这样的城市——经济发达，岗位充裕，离家也近，是多数考生的理想去向。
电视剧《县委大院》剧照然而在更发达的城市，考公的竞争也更加激烈。2024年，陈潜毕业时，新疆选调首次将新疆大学纳入选拔范围，陈潜抱着“多一次机会”的心态报了名。几个月后，他顺利上岸，落脚新疆。
徐楠选择异地编则是因为职业生涯的转折。她原本在一所国企就职，却在入职不到一个月遭遇裁员。回家待业三个月后，她始终未能找到合适岗位。那段时间，她的焦虑像一团不断膨胀的雾，在每一个刷新页面的空白中弥漫。
偶然一次，她看到广西某小县城在招事业编，属于人才引进，无需笔试仅需面试。“那时候真的只是想尽快有份工作。”最终徐楠通过面试，得到了这份编制内的职位。
与徐楠类似，大多数人选择偏远异地编的原因都是“先上岸再说”。
莫敏目前是广州清远某部门的事业编人员，也是通过人才引进渠道入职。
莫敏坦言，这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莫敏本硕学习艺术，能选择的岗位极少。她曾反复冲击广州的编制，连考两年，笔试稳定进面，面试总差临门一脚。最终，她只能在清远找到一丝“上岸”的空隙。
名单公布那天，莫敏看见自己的名字，没有激动，也没有雀跃，只是长长地松了口气：“至少这半年不用再碰考试了。”
回顾当初的选择，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考虑并不全面。
在决定赴新疆工作的过程中，陈潜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在新疆大学求学期间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二是该岗位属于行政编制，具有更明确的晋升路径和稳定性。
陈潜在备考路上他曾在江苏事业编和这一岗位之间反复权衡，甚至到入职前的十多天仍未做出决定。但最后考虑到升迁体系，他还是选择了新疆的公务编。他想，反正入职之后也能常常回家探亲。
然而体制内岗位节假日常需值班，剩余假期也要被往返路程占据。像莫敏每次的返乡之路尤为复杂，她得先到市区，再转车回家，过程繁琐。莫敏虽在广州周边的清远工作，但每次回家来回得5个小时，路上体力消耗大，最初想象的每周往返更加难以做到。
上岸之后，体制内的考验永无止境
上岸只是起点，体制内的真正考验没有明确的终点线，只有不断延伸的赛道。
莫敏最初的落差感来自实际工作内容与预期的偏差。
“岗位名称并不重要，”她说，“真正的分工往往要重新划分。”
在体制内，不同部门的新员工往往都会经历轮岗，所承担的任务与最初的招聘岗位可能毫无关系。而在实际调配中，年轻人会被分派至关键岗位，承担更多压力。
莫敏常被借调至其他单位，工作节奏随之加快。在一些特殊部门，加班成为常态，晚八点甚至十点下班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比在本地有家庭的同事，她也更容易被安排出差。
莫敏于出差路上拍摄借调期间，莫敏需迅速适应陌生的工作环境，与不熟悉的同事协作，承担起不同部门的职责。 这种频繁的调动对人际交往和专业能力都是挑战。
陈潜入职后同样发现，这里的工作强度远超预期。他的工作，从早晨10点的会议开始，经常持续到深夜11点。自8月入职以来，周末加班已成常态，节假日也不可避免。
陈潜领导觉得他“家不在这儿，朋友也不多”，不像本地同事那样需要看孩子、接送上学、照料老人。请假时，每次领导多问几句，陈潜便觉得难以启齿。他只是想陪伴家人，理由却不能写得太直白。
其次，是比较实际的薪资待遇问题。在外界普遍对体制内福利优渥的渲染下，许多体制内新人入职后都难免遭遇落差。
陈潜的单位配备了良好的宿舍和餐厅，但原本提供的低价房和房补福利已被取消。
电视剧《山海情》剧照徐楠在入职前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了前一年的新员工，得知工资为每月2000元。
她原以为这是底薪，未包含绩效，实际收入应在4000至5000元之间。但在入职后发现，实际收入确实只有2000元左右。
人才引进政策本承诺提供几万的补贴，每月还会有生活和住房补贴。但实际上生活补贴至少半年才发一次。至于住房补贴，只有在买房后才能使用，这意味着徐楠必须在这里安家，才能真正受益。
莫敏也很快发现，急切想要上岸的心情，让她忽略了偏远地区在职业发展上的局限性。
莫敏家乡广州作为副省级城市，基层街道已经是正处级单位，如果能进入区级或市级单位发展空间更大，研究生可能会给到四级主任科员（副科级）的级别。
相比之下，清远的天花板则较低，正科级就是单位的一把手。莫敏听说，从股长跨越到副科级很难，大多数人如果没有很好机遇，可能就停滞在股长这一级别。
困在围城里的“异地编”
对考上异地编制的年轻人而言，孤独感逐渐成为常态。
陈潜起初以为，同事间能像大学时期的同学那样相处，工作之外还能一同出行、聚餐。但现实是办公室里年龄层跨度大，从80后到00后，大家分属不同生活阶段。一旦假期来临，同事们更倾向于各自安排，很少主动聚在一起。
莫敏与同事关系不错，但联系也不算频繁。她放假时更倾向于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毕竟“上班已经很累了”。相较于广州的繁华，清远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多。
在广州时，莫敏与朋友可以随时相约去看一场展览或音乐会，找到有趣的活动，但独自生活在清远，她常常陷入一种内耗状态：明明闲着，却什么都不想做，哪怕是看一集电视剧、读一段小说，都觉得费劲。
清远江边，莫敏偶尔周末会去走走徐楠性格内向，对同事的聚会和交往不太热衷。但更令她感到不适的，是某些同事令人难以招架的“亲密”与冒犯。
入职不久，她就数次被卷入婚姻相关的话题。有领导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和那个谁结婚好了，家离得近，正好可以一起回去。”当时她甚至还没认全办公室里的所有人。
有上级直言，“赶紧结婚，结了就跑不掉了”，还举例说，前一年入职的一位女同事离职是因为“养不起家”，语气中透着一种“你最好别学她”的暗示。
最令她震惊的一次，是一位平时无交流的年长男同事突然走到她工位，对她说：“你要赶紧结婚。我们单位女的三十多岁了都只能找二婚男了，再不挑就没人要。”她记得自己跟那人连微信都没加过。这些评论让她感觉自己的边界被入侵。
此外，在工作实践中，他们普遍意识到一个现实：许多事情必须“先服从”。
对徐楠而言，语言也成了某种“必须服从”的存在。她不懂本地方言，开会和打电话时常有一半内容听不明白。打电话她还可以委婉请求对方改用普通话，但在会议场合中，语言由领导主导，她没有话语权。
电视剧《县委大院》剧照更难的是会议记录。语音软件识别不了方言，她只能靠半懂不懂的直觉记录，记不下的部分事后一一去问其他同事。
努力适应并不意味着能真正融入。徐楠自认一直在配合和服从，尽量做好本职工作，也愿意帮衬他人。但现实中，她常常被牵扯进一种说不清的虚无感中。
有一次，她自己的工作刚做完，就被同事叫去支援对方的材料整理。加班到晚上八点半时，整层楼只剩下她和同事两人。那份工作并不复杂，不过是将资料填进表格，而让她介怀的，是这项任务原本就由对方负责，却拖延了一个星期，在最后时刻转给她“补锅”。更令她沮丧的是，那份表格在所谓的“加急”之下，到了下周一也并未按时提交。
这样的经历她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任务琐碎、指令模糊、节点虚设，辛苦和投入最终难以指向清晰的意义。这种被动而反复的“努力”，让她感觉毫无意义。
在长时间的压抑和消耗中，“异地编”们反复思考是否还有“离开”的可能。
莫敏一直没有放弃回广州的念头，今年她仍在备考省考。按规定，事业编并不限制报考公务员，如果考上，单位也会放人。但如果想考回广州的事业编岗位，就要看原单位是否同意放行。此外，她当前仍处于人才引进的服务期内，调动受限。
陈潜也想过要走，只是现实难度太大。异地报考的不确定性，以及原单位是否松口，都成了实际障碍。今年3月30日，上海有一场事业编考试，他看到了岗位却没法去。岗位的录取比为30:1，而在日常工作之余，他几乎没有系统复习的时间。
期待另一种生活来临
选择异地编制，并不是一次临时的决定，而是缓慢沉淀后的结果。很多时候，这种选择是被推着走出来的。
对陈潜来说，这种选择几乎是一种延续。他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从小耳濡目染之下，他将“编制”视为一种最被认可的生活路径。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进入私企——在他的认知中，那是一个缺乏保障、不被传统价值体系充分承认的职业选项。
最初，莫敏并不属于“体制内”那一类人。
本科毕业时，莫敏班上三分之二选择了考研或出国，没人把“考公”当成目标。她也曾尝试在专业路径中找机会——本科毕业后去了北京，在一家编剧工作室工作。
工作室设在郊区，老板包吃包住，每天创作、开会、就餐、回宿舍，全在几步路内完成。最初大家不坐班，后来要求坐班，保持“机动”状态，随时待命，“像站岗的士兵”。
那时她住在北京昌平，每次见朋友都要花两个小时赶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耗尽了她的热情。一年后，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漂下去了”。
回广州没有合适的对口工作，她索性选择“重开”——通过考研重启路径，一方面可以保留应届身份，一方面为将来进入稳定体制做准备。她仍写小说，但也明白，如果一旦把创作变成职业，厌倦可能也会随之而来。
上岸之后，徐楠跟家人抱怨过自己微薄的收入。可她得到的回应是：“毕业不都这样？大家都这么过来的。”在家人看来，这种起薪再正常不过，甚至觉得她“就该拿这么多”。
清远老街改造后的“起风里”“体面”成了家人眼中更重要的指标。她是“人才引进”，挂着光鲜的头衔，逢年过节亲戚总夸她“以后肯定当领导”。她说加班，家人说“多加点好，领导看在眼里”，仿佛她的辛苦可以自动转化为晋升的砝码。她委屈极了，但全世界仿佛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的不甘。
徐楠越来越清楚这份工作并不能让她成长。写材料更像格式化的拼图，一个数据可以出现在几十份文件里，她每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打电话、收材料、填报表这些机械性事务上。
她动过换路的念头，想过考研，也想过考公。但重来一次，又会有什么变化吗？
这些异地上岸的年轻人们都不后悔曾经选择异地编的决定，深知在当下能够有一份稳定工作已实属不易。但也不断地向外张望，期待着另一种生活的来临。
莫敏的父母并不强求她回广州，只希望她尽快安定下来。她也承认，自己迟迟没有买房，是因为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买房很容易，但要是将来不想待了，卖出去很难。”
莫敏的一个普通下班日莫敏知道，在广州工作的朋友压力更大，很多人加班更加频繁。但她不可避免地羡慕：那是一个她更加喜欢和熟悉的城市，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都更丰富。
莫敏给自己设了一个期限，明年再试一次，“如果还没转出去，可能我就会接受这里了。”
“先过着吧，”莫敏说，“未来的事，以后再想。”
而这句话，也是当年她选择异地上岸时，对自己说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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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名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