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浪淘沙
这是整个法国最伟大的地方：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的陵墓相对而建；数学家拉格朗日、科学家居里夫人安卧其间；文学家雨果、大仲马、左拉在此长眠；甚至长期以来反对法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反殖民抵抗英雄西蒙娜·韦伊、无国籍共产党人马努尚夫妇，都于此间分享荣耀。这里就是先贤祠，安葬着整个法兰西最伟大的灵魂们。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同样来自有着轰轰烈烈革命历史的国家，先贤祠应该是法国最让人感到亲切的建筑，因为这里只有左翼，没有右翼；只有进步人士，没有保守主义老登。伏尔泰卢梭雨果大仲马什么的大家都太熟悉了，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位与这些大师们共享荣耀的左翼同志们：
让·饶勒斯，十九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法国“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支持罢工运动、促进政教分离。在一战阴霾笼罩欧洲大陆时，他是最积极的反战人士，顶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高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反复警醒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工人们：一旦开战，你们都是炮灰。他的直言自然成为了极端爱国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1914年7月31日晚，饶勒斯在巴黎蒙马特尔路“新月咖啡馆”遭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兰枪杀，距离法国参战仅三天；1919年，杀手被陪审团宣告无罪，成为战后法国司法与舆论的一桩阴影。1924年，随着法国左翼思潮的再次兴起，让·饶勒斯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历史公正，入祀先贤祠。在饶勒斯纪念像落成典礼上，左翼人士莱斯汀·布格莱发表演讲，其中有一句评语：“批评与反思也是爱国的一部分”。
约瑟芬·贝克——美国出生的法籍黑人女性，左翼艺术家，大明星，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阵线的情报员，获得多国授勋。战后民权运动领袖之一，马丁路德金的亲密战友，黑豹党的忠实伙伴，庇隆夫人的闺蜜，毛泽东主席的小迷妹。
古巴革命成功后，贝克女士数次前往古巴进行演出，与卡斯特罗私交甚笃，甚至数次为卡斯特罗透露过CIA暗杀情报——不愧为二战时期的老地下工作者。因此在古巴获得奖章并被授予革命武装部队中尉，同时也被CIA监视长达三十余年，并频繁受到黑手党、3K党余孽的死亡威胁。
她既反对美国的种族隔离，也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再加上她黑人女性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受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压力。晚年的她与戴高乐私交良好，从此不再尖锐地站在法国政府对立面，但依然频繁批评美国政府在越战中的暴行。
同时脱离了第一线的社会运动，在自己的庄园搞“合作公社”，收养了几十个来自不同国家孤儿。2021年以象征性棺椁入祀（非迁葬遗体），成为首位进入先贤祠的黑人女性。
去年刚刚下葬的马努尚夫妇，他们是无国籍的共产党人，是法共武装力量“人民抵抗武装”（FTP-MOI）的领导者。米萨克·马努尚是亚美尼亚孤儿，在童年流浪中被法国共产党救助，从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战法国沦陷后，马努尚成为了法共游击队的领导者之一。在纳粹眼中，他被定性为“恐怖分子”；在维希政府眼中，他是被通缉的祖国的叛徒。1944年，马努尚被德国纳粹残忍杀害。妻子梅利内·马努尚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在二战中她以化名从事联络、掩护等工作，在战后则从反法西斯转向了反对法国殖民政府。
2024年，在牺牲八十周年之际，马努尚夫妇被安葬入先贤祠——他们以“无国籍共产主义烈士”之身，最终被法兰西承认为真正的先贤。（注：去年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把马努尚“无国籍人士”错误地翻译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误译，无国籍人士是一个客观状态，而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政治立场）
热尔曼·蒂永，左翼女性学者，在纳粹统治下从事抵抗情报工作，被捕后流放到德国集中营，却在营中继续记录暴政，创作诗歌、戏剧鼓舞难友。战后，她拒绝享受功勋，而是站出来批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与酷刑政策。与贝克一样，她也是战时反纳粹，战后反殖民的知行合一者。在二战后戴高乐政府以威权统治继续推行殖民镇压政策的时代，她是少数公开站出来反对法国政府暴行的知识分子。
这四位人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经是法国政府的反对者，甚至可以说一度是“敌人”。但是，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正义的一边、道德的一边，即便是这样的“敌人”，依然可以入祀法兰西最高的荣誉殿堂，与那些名震寰宇的伟人们一起接受后世的瞻仰，这就是先贤祠的伟大之处。
然而先贤祠并不是最初就为先贤祠的，就像革命者并不是天生就成为革命者一样。一座先贤祠，就是整个法兰西的革命史，我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篇文章中介绍过法国人民推翻君主制漫长的一百年战争：其中经历了封建王朝的三次复辟、资产阶级的五次背叛、拿破仑叔侄的两次帝国，才最终在巴黎公社的鲜血上彻底埋葬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一段不断革命又被不断反攻倒算的历史，在先贤祠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最初，这里是一座教堂。1744年，国王路易十五重病期间许下誓言，如果康复，就为巴黎的守护圣女日纳维耶夫修建一座宏伟的教堂。二十年后，教堂开始动工，由建筑师苏弗洛主持设计。他采用古希腊式的结构、对称的平面和巨大的穹顶，希望这座教堂不仅庄严，还能体现理性之美。
1789年大革命爆发，旧制度开始崩溃。1791年，制宪议会决定将这座未完工的教堂改作“伟人殿”（Panthéon），作为纪念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者的场所。山墙上刻上了新的题字：“献给伟人，感恩的共和国。”伏尔泰的遗体成为首位被迎入的先贤，三年后，卢梭也在人民的掌声中安葬。
此举意义重大。法国人第一次用国家的名义，而不是教会的名义，来纪念死者。人不再是因宗教信仰或血统出身而伟大，而是因思想、科学、文学、牺牲而伟大。这是共和国精神最初的具象表达。
然而这座“共和国的神殿”并非从此一帆风顺。热月政变后，资产阶级和旧贵族“还乡团”开始对大革命中“无套裤汉”（底层人民的自称）势力进行系统屠杀。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经常看到对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被大书特书，殊不知热月党人的屠杀规模数倍于雅各宾党。只不过雅各宾派屠杀的多是有名有姓的贵族，而还乡团屠杀的是参加革命的底层百姓，这二者在史书天平上的重量并不均等。
在此期间一些“敏感”的政治人物棺椁被“请”出了“伟人殿”，热月政府计划把这里再一次作为国家大教堂。不过热月政府还没彻底改造它，拿破仑先上台了。我同样在那篇文章里讲过对拿破仑的整体评价：拿皇总体上当然算是一个进步主义者，是大革命最伟大的遗泽。不过拿皇为了其帝国的稳定，实行了很多“调和主义”政策，比如任用了大量旧贵族如富歇塔列朗之流，比如限制激进的共和派活动。在先贤祠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出拿皇鲜明的调和主义风格：他把先贤祠的地上部分作为教堂，把先贤祠的地下部分用来安葬共和国的英雄。
滑铁卢后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王室下令取消“伟人殿”的地位，改回教堂，革命时期安葬的人物被视作“非法”，一些人的棺椁被迁出，革命象征被彻底清除。可以说，先贤祠成了第一个被复辟势力“清算”的公共空间——“还乡团”不只是夺回政权，也要抹去人民曾经拥有的记忆。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很多为地主阶级、先富集团、三座大山“翻案”的文学影视作品，这两件事情的本质是相同的。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但是革命果实又一次被大资产阶级所窃取，新的政权依旧是君主制。但人民的伟力开始显现，新王室也不得不向共和派让步。先贤祠再次改名为“荣耀神殿”，共和国的铭文被重新刻上，墙面雕塑也重新创作，表现启蒙哲人和战士接受祖国荣誉的场景。然而，这只是象征性的转变。在接下来的20年里，几乎没有新的人物被安葬其中。政权对革命精神依旧保持距离。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短暂建立起第二共和国。这一次，政府希望更彻底地赋予先贤祠新的意义，将其改名为“人类神殿”，并委托艺术家绘制一组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型壁画。但同年6月，资产阶级又一次背叛了革命，共和政府血腥镇压里昂工人起义，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不久，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先贤祠再次“还教”——变为了大教堂，共和国铭文被抹去，圣坛重新安置，几乎回到最初的状态。
这是先贤祠历史上最典型的循环：每一次人民的胜利，它就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每一次反动势力上台，它就被还原为一座教堂，甚至连石墙上的字都不被允许存在。先贤祠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的法国革命史；先贤祠的命运，就是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投影。
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建立。经过十几年的巩固，1881年议会通过法案，确认先贤祠为共和国伟大人物的纪念场所，铭文重新刻上。1885年，维克多·雨果去世，巴黎两百多万名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他的灵柩在凯旋门下守夜，随后缓缓安放进先贤祠。从那一刻起，这座建筑的意义彻底从一个宗教场所，变成了共和国最伟大的灵魂们的安眠地。
让先贤祠之所以为先贤祠的，正是维克多·雨果。雨果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十九世纪。他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也是议员、流亡者、社会正义的捍卫者。他的文字、行动和人格，共同构成了“人民的作家”这个身份。他同时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政治家，更是法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民共识型人物。
他的作品唤起了整个社会对贫困、司法不公和人道的关注；他为政治犯犯呼吁，为儿童教育请愿，反对专制、殖民与压迫；他反对路易·拿破仑的政变，被迫流亡20年，期间依然冒死收留巴黎公社的流亡者……对许多法国人来说，雨果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象征。
1861年，雨果发布公开信怒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在19世纪哪怕是之后的20世纪，民族主义都是非常先进的东西，然而雨果却为一生从未踏足的中国发声，怒斥自己的祖国为“强盗”。可见雨果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国家界限、超越种族成见、超越时代盲目的道德自觉——在民族和国家之上，还有一种绝对的、先验的、形而上的道德与正义。
正因为如此，雨果为先贤祠定下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精神基调：这不是一座供权力者安息的殿堂，而是一个能够接纳反抗、包容批判、铭记牺牲的共和国的神圣空间。从此以后，能够进入这里的人，不仅要才华卓绝，更必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与正义一边。
正如上文所述：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正义的一边、道德的一边，即便是法国政府的反对者，依然可以在先贤祠享受后世的瞻仰，这就是先贤祠的伟大之处。
有一种比权力更高贵的东西，叫正义；有一种比国家更久远的东西，叫良知。只要你曾为人类的解放、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尊严做出牺牲，无论你是流亡者、无国籍者、共产党人、反殖民主义者、甚至是曾被国家拒绝的人，终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这里被记住，被称为“先贤”。
介绍完了背景，让我们走进先贤祠来看一看这座属于全人类的圣殿。本文所有视频和照片，除了历史人物的照片之外，都是我自己在游览先贤祠时现场拍摄。这样可以避免可能的版权风险，不过限于拍摄设备和本人拍照水平的限制，肯定没有权威媒体或纪录片拍摄得好看，大家多多包涵。
先贤祠恢弘的穹顶与列柱之下，四面墙壁绘满了19世纪初所创作的大型壁画。这些作品多半完成于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波旁复辟与七月王朝），因此题材与风格明显带有当时保守政治气候的烙印。整组壁画主要展现的是早期基督教传说、天主教圣女殉难的场景，以及查理曼与克洛维等法兰西王室的“神授合法性”——画面多是圣光普照、君权神授的历史叙事，颂扬王与神的恩宠，旨在重申政教合一的正统叙述。
这些壁画都不值得一看，艺术成分不高，思想价值更低，但是这是一段历史见证。
这些壁画虽然体量宏大、构图严整，但从现代视角看，艺术表达略显呆板，缺乏后期共和纪念艺术那种富有历史批判性的精神内涵。那是一个大革命后封建王朝复辟、反动势力频频卷土重来的年代，国家记忆尚未摆脱王权神权的纠缠。因此，这些壁画不是伟大的启蒙象征，而是一段尴尬、反复甚至倒退的历史画卷，它提醒着后人——共和国的理念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历经一次次反攻倒算、终得确立。
略过壁画，我们来看先贤祠艺术水平最高的部分——雕塑。正中央这座名为《国民公会》——这是大革命的成果，正下方石座刻着那句伟大的口号“VIVRE LIBRE OU MOURIR”——不自由，毋宁死。雕塑中心是一位象征共和国的女神形象，披甲持剑，面容刚毅，双臂展开向前，仿佛正召唤人民起身保卫祖国。她的身后是革命时代的战士与议员们，步履坚定，神情坚决，其中不少人神态痛苦，正在倒下，却高呼着“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响彻历史的誓言。整组雕塑以逼近现实的尺度和姿态，唤起参观者的情感共鸣，让人直观感受到大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激情与牺牲。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壁画是封建王朝复辟时期的产物，而雕塑是更后来建的，是与壁画的“中门对狙”，雕塑的主题就是共和国、启蒙精神、大革命。
让-雅克·卢梭纪念像：卢梭是第一批入祀先贤祠的伟人。雕像中央是一块倾斜的石板，嵌着卢梭的圆形肖像（像一枚巨大的钱币侧立），石板四周围拱出一个“半圆剧场”，站着几位女性寓言像——真理、哲学、自然、荣耀、音乐。她们像护卫，手持卷书、镜面或植物，围出一圈平静的气场，把“公意、自然权利”的启蒙观念从抽象变成可见的符号。这座雕像主题很直白：启蒙运动是共和国之先声。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雕塑：同样是启蒙运动主题。正中有浮雕肖像与铭文，碑面最醒目的是一句直接刻字——“L’Encyclopédie prépare l’idée de la Révolution”（《百科全书》为革命的理念作准备）。两侧辅以书卷、花饰与带状装饰，整体像把知识从纸页“立”成石头。知识—公共理性—政治变革被连成一句可读的法语，给启蒙与大革命之间划出一条清晰通道。铭文拍得不够清晰，大家可以去官网查看更高清的照片。
下面这四组浮雕是重头戏，也是先贤祠诸多塑像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批。
《复仇者》：这座群雕取材自1794年“人民的复仇号”沉没的真实事件。那是法国大革命最艰苦的时刻，欧洲列强的联合舰队封锁大西洋，法兰西的新共和国孤悬一隅。6月1日，“复仇号”在英法海战中被击穿船身，海水倒灌，火药舱即将爆炸。
舰长让—路易·若伊尔在最后一刻拒绝降旗，全体官兵齐声高呼：“共和国万岁！”，随舰沉入大海。雕塑正是定格这一瞬：士兵的身体层层叠起，双臂奋力上扬，披风与旗帜交织成翻卷的浪；人物并非绝望，而是一种壮烈的昂起，仿佛船体虽下沉，精神仍在升腾。这种构图有一种直立的悲壮——它把死亡塑造成共和国的高贵祭礼。
《瓦尔米（1792）》：1792年的瓦尔米战役，是共和国的奠基之战。法国大革命之后，全欧洲的封建势力联合了起来，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法王在的时候跟法王打得头破血流，但是法王让泥腿子砍了头那可是倒反天罡。如上文所述，英国、西班牙舰队封锁了法国领海，而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军攻入香槟平原，试图一举摧毁新生的革命政权。
香槟平原距巴黎近在咫尺，而此时战场上并非正规军，而是从各地赶来保卫祖国的志愿军与义勇民兵——农夫、学生、工匠、教师……正是共和国的成立，让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激发，他们意识到了，现在保卫的不是法王路易家的世业，而是一个叫做“法兰西”的共和国。他们身着各地的衣服，唱着新创的战歌《马赛曲》——这首歌起初是马赛义勇军驰援巴黎时所唱的战歌，正是在瓦尔米的炮火声中，它成了全国共和战士们高唱的旋律，最终成为法兰西的国歌。
雕塑呈现的是那支“混乱而崇高”的队伍：士兵肩并肩前行，旗帜、鼓点与披风的线条全部朝前，像被风吹动的石阵。没有指挥官的特写，只有人群的合力。那股力量来自信念——他们不是为国王而战，而是为自由与共和而战。瓦尔米大胜之后，战争形势逆转，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这座雕塑因此不止是纪念一次胜利，而是纪念一个民族第一次以公民的名义立于世界。
《复辟时期的演说家与政论家》：这组雕塑的历史背景比前两座更冷峻——它讲的不是战场，而是复辟年代的黑暗。拿破仑战败后，波旁王朝重新登上王位，新闻审查、秘密警察、政治暗杀重返巴黎。自由派记者与议员不断被囚禁、流放或暗杀——阿尔芒·卡雷尔死于决斗，孔斯当、拉菲特等人多次被捕，许多报刊被查封。
雕塑呈现的是他们在这种高压下的“言说场景”：几位身着19世纪市民服的男子并肩而立，有人手握报纸，有人举着演讲稿，有人低头倾听。石材打磨成真实的布料质感，嘴角的微张与身体的倾向暗示他们正准备开口——即使下一刻警察闯入。它用极静的姿态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勇气：在没有枪炮的岁月里，是语言在抵御复辟——共和国不仅靠战场赢得，也靠公开辩论与新闻空间一点点夺回。
《法国大革命诸将之荣光》：这座巨大的高浮雕，把1792年之后的共和国将领汇聚在一起。最中央，是骑马的拿破仑·波拿巴。他并非帝王的姿态，而是大革命之子、共和国的保卫者：手持望远镜、披风飘扬，表情冷峻，似在审视前方的战线。身后站着应该是克莱贝尔、马塞纳、奥什等名将——并没有特别写实一一对应，也可以理解为所有为大革命和共和国奋战的将军。
整座雕塑像一场石头的风暴：旗帜高扬，马鬃飞舞，士兵的披风和步伐全朝同一方向前推。拿破仑在这里不只是征服者，更是大革命成果的保卫者，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化身：他让共和国不只是理念，而成为能自卫、能胜利的国家。
还有两座零散的雕塑也值得一看。米拉波像：米拉波是1789年初期革命的“讲坛之狮”，象征话语与辩论开启了国民政治。历史上，米拉波曾是最早被提议“入祀”的人物，但因种种政治风波未能成行，只有这一尊像则作为“早期革命雄辩”的象征保留在堂内。
《纪念姓名已佚的艺术家》雕塑：这是一件“组合式”的纪念——前排是几位手持工具或作品的小型立像，背后嵌着带浮雕的墙面，浮雕上是雕刻、铸造、绘画等手艺场景；前后呼应，让“无名的艺术劳动”也有了在国家殿堂中的存在感。它把纪念从“伟人”“名家”扩展到职业共同体与匿名创造者，提示共和国记忆并不只属于名号，也属于无数“名字丢失的人”。
这就是先贤祠与复辟壁画“中门对狙”的雕塑群，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主题：共和国不是被赐予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它们的石质表面看似冷硬，实则蕴含着最炽热的激情——牺牲、保卫、信念、勇气、无畏——这是一座活着的共和国之心。
除了政治元素，先贤祠中的“科学元素”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先贤祠里最醒目的“科学装置”是1851年在此公开演示过的傅科摆——一枚在穹顶下自由摆动的重球，用摆动平面的缓慢旋转把“地球自转”变成肉眼可见的事实；今天它常以复原装置重现，成为这座建筑里最具象的科学象征。
与它相呼应，地下墓室安葬了多位科学巨匠：如拉格朗日与蒙日（法兰西数学旗手）、贝尔特洛（1907年与夫人索菲并列入祀，先贤祠首位女性入葬者的特殊个案）、让·佩兰与保罗·朗之万（两位物理学家于1948年同日入祀）、居里夫妇（1995年迁入，玛丽·居里为首位以本人学术成就入祀的女性）、以及保罗·潘勒韦（数学家、两度总理，1933年入祀）。这些名字与那枚“看得见地球转动”的摆同框，说明先贤祠不仅是政治与文学的殿堂，也是共和国把理性、实验、公共教育与科学精神写进国家记忆的地方。
不重复已深入谈过的雨果、让·穆兰、热尔曼·蒂永、马努尚夫妇、居里等人，这里再挑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先贤祠人物”：
伏尔泰、卢梭、大仲马、居里夫人——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也不介绍了。
埃米尔·左拉——自然主义文学旗手，也是“德雷福斯事件”中掀桌子的公共知识分子；1908年迁葬先贤祠，葬礼上还发生刺杀德雷福斯的骚乱，凸显其政治介入的震撼力。
尼古拉·孔多塞——启蒙时期的数学家、哲学家与人权倡导者，提出普及教育与妇女权利等前瞻理念。1989年大革命二百年时在先贤祠设象征性安葬（遗骸已佚，立衣冠冢）
让·穆兰——左翼人士，作为飞行员秘密支援过西班牙内战共和军阵线，在二战中成为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领导者。1943年6月，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被盖世太保捕获，受尽酷刑，始终未泄露任何信息，最终牺牲。让·穆兰只有一个模糊的牺牲地点，找到的骨灰也并不能确定是他本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同样是一个被法西斯杀害的烈士。
路易·布莱叶——盲文体系的发明者，1952年迁葬先贤祠；其家乡库普夫赖保留了他双手的骨灰，象征其发明与个人命运的连结。
勒内·卡森——《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人、196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7年入祀。
安德烈·马尔罗——左翼作家，共产党人，反殖民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与白求恩、乔治奥威尔并肩作战，二战前参与过解救共产国际英雄季米特洛夫，二战时与德国法西斯打游击，戴高乐时期法兰西第一任文化部长，1996年移葬先贤祠。
吉娜维耶芙·戴高乐——戴高乐侄女，不过与她叔父政治立场迥异，法国“解放神学”代表人物，“天主教左翼阵线”领导人，一生关注社会福祉与穷人权利。戴高乐都没入先贤祠，她能入先贤祠，这里真让人感觉亲切啊。
皮埃尔·布罗斯莱特——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战士，让·穆兰的亲密战友，1944年牺牲。
让·泽——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英雄，1944年被维系政府暗杀。2015年，热尔曼·蒂永（开头提到过）、吉娜维耶芙·戴高乐、皮埃尔·布罗斯莱特、让·泽四位左翼人士同时入祀，法国官方称之为“四个反抗的生命”。
让·莫内——“欧洲一体化之父”，推动煤钢共同体与超国家治理理念；1988年安葬先贤祠，象征法国把“欧洲事业”视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
维克多·舍尔谢——1848年法国废奴法令的关键推动者，1949年迁葬先贤祠；这次仪式同时致敬了海外法兰西的自由传统。
费利克斯·埃布埃——圭亚那出身的黑人行政长官，二战最早支持戴高乐“自由法国”，1949年入祀，系首位入葬先贤祠的黑人，虽然是黑人贵族吧。
萨迪·卡诺（Sadi Carnot）——第三共和国总统，1894年在任遇刺后安葬先贤祠；至今仍是唯一一位能够享受下葬先贤祠荣耀的法国总统。不过他能够入选，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在当选总统之前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在工业狂飙猛进的时代设计了法国众多桥梁和铁路；同时相对同情劳动人民，屡次捐献自己的总统津贴，并被保守派攻击在镇压罢工时表现软弱。
正如我上文所说，去先贤祠就会感觉很亲切，仿佛这是自己的精神故乡，因为这里只有左翼，没有右翼；只有进步人士，没有保守主义老登。革命老区的血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先贤祠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安放了多少遗骸，而在于它象征的那股超越时代、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精神力量。从伏尔泰、卢梭到雨果、左拉，从牺牲的抵抗者到科学家与发明家——他们共同铸成一种信念：理性与正义、牺牲与自由、科学与人道，构成了人类文明最坚固的基石。
这里每一尊雕像都在战斗，每一块墓碑都在发声：有的以文字抗争谎言，有的以生命守护信仰，有的以科学照亮未知。先贤祠不只是法国的纪念碑——它更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信仰的物质形态。这种信仰的内核就是：正义比权力更长久，真理比帝国更坚固，人的尊严不可剥夺。法兰西用两百年的历史，把这些理念刻进了石头；而这些石头，又回过头来向全世界展示——真正的“伟人”不是生来高贵，而是那些在绝望中坚持相信良善、在黑暗中依然高举火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