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转载翻译自米塞斯学院，让大家了解一下美国奥派是怎么看美国。
政治代表人民，这并非易事。
然而，公众意见对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各种政治体系中，掌权的少数派必须考虑公众情绪，无论是市政厅、民意调查、选举、示威，还是社交媒体。
最稳定、最受欢迎的政府，并非最“民主”的政府，而是那些能够倾听民意并适时调整政策的政府。
西方政府之所以不受欢迎、政治不稳定，部分原因在于掌权者忽视了公众意见，而选举变成了表面的“媒介化”仪式。
越南的政治制度虽不是自由的朋友，但其稳定性和受欢迎程度，部分源于政府试图“把握民意，反映公众意愿”。
相比之下，西方世界主义和金融寡头政治的议程常常被优先考虑。
公众意见虽依赖于常识，但普遍受到对政治和经济无知的影响。
对自由市场的刻板印象和困惑很常见，导致大多数人长期受到国家干预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
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普遍被误解。
例如，尽管贸易壁垒是对人民的征税，只让某些有政治关系的部门或企业受益，但西方大多数人不支持自由贸易。
国家提高关税以保护特殊利益时，大多数人会受到伤害，但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掌权者的利益混淆。
西方的经济精英，尤其是非政治性的商业领袖，更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他们普遍认识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也有利于整个社会。
Mont Pélerin Society的50年闭门会议记录显示，成员们担心“民主立法机构倾向于通过福利补贴和社会援助破坏自由市场”。
他们问：“如何限制人民？”因为“民主政治倾向于导致对经济的干预，扭曲甚至摧毁市场机制。”
限制民主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以违背自身利益的方式投票，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衰落，最终产生不满。
这与今天的西方社会高度相关。
蒙佩莱林社会的绅士们推论出，民主将公地悲剧引入社会。
大多数人不愿削减公共支出，尽管官僚主义膨胀和低效率迹象明显。
他们倾向于支持福利国家的进一步扩张，导致税收和再分配增加，扼杀经济。
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税收负担低于所获得的补贴和社会服务的价值。
大规模移民加剧了这一过程，因为贫困移民到西方，从这种投票策略中获益，而无损失。
“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国家的巨大增长密切相关。
民主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增长，因为大多数人投票支持需要更大国家的政策。
社会中这种国家主义可以用失控的数字衡量——税收、公共债务、公共支出和政府雇员。
增加的公共支出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根据鲍莫尔效应，服务业的相对成本趋于增加，尤其是在国家管理部门的非市场服务。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国家雇员为公共利益进行良好和公平管理的激励是微弱的，最好的情况是浪费和低效率，最坏的情况是腐败。
这些观点在大多数投票者中并不为人所知。
因此，许多人低估了他们实际为国家做出的财务贡献。对于增值税和通货膨胀等累退税，存在着天真的轻率。
1845年，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将税收视为盗窃时已经抓住了这些要点：“要抢劫公众，就必须欺骗公众。
欺骗它就是说服它，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被抢劫，并诱使它接受虚构的或往往更糟糕的服务，以换取它的财产。”
西方社会已经逐渐投票放弃自由，以换取国家提供的所谓安全。
许多人起初相信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对的，当时他指出，“过去两个世纪真正成就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丧失，在一个能够使管理生活安全和舒适的国家中似乎受到轻微的损害。”
然而，尽管这似乎是简短的，但由于上述“去文明过程”，现代民主国家的生活不可能长期“安全和舒适”。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票自由导致了“民主”西方经济自由的丧失。
这个过程与将民主和自由等同起来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
因此，这个过程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相反：正是国家主义干预主义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紧张，并将社会推向危机甚至崩溃。
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当他们无法再维持生计，当他们面临日益严重的不安全感、腐朽的社会服务和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时，这种结果就变得不可避免。
要么国家干预主义的邪恶影响——悲剧性地被民主进程所推动——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明显，要么财富破坏和社会衰落的恶性循环将继续下去。
如果民主的失败最终被揭露，自由的理念才会再次变得有吸引力，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好处才会得到理解。
